李剑锋

（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

《五柳先生传》诞生以后，它首先是被作为隐士的传记来看待的，所写当然就是隐逸情趣。《宋书》、《晋书》、《南史》、萧统的《陶渊明传》和《莲社十八高贤传》都说：“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1]南朝人所欣赏的也是五柳先生的隐逸雅趣，故费昶《赠徐郎诗六章》之六云：“纺绩江南，躬耕谷口。庭中三径，门前五柳。”[2]唐人仍然如此，如王绩《游北山赋》：“昔蒋元诩之三径，陶渊明之五柳。”[3]王维《田园乐七首》之五、李白《戏赠郑溧阳》等所接受的五柳先生也以称赏隐逸风流为主。实际上，从隐逸的角度解读《五柳先生传》成为此后接受史中的主流意见。其间的不同只是大部分解读者肯定这种情趣的高雅脱俗，而极少数解读者对之做出批评，后者代表人物是隋末唐初的大儒王通，其《中说》卷九《立命篇》云：“或问陶元亮，予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4]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门虽设而常关。”[5]庾信《小园赋》云：“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6]“闭关”在当时主要被理解为不与世事的隐逸生活。与对陶渊明隐逸生活方式的否定一样，王通也否定了《五柳先生传》的隐逸情趣，从正统儒家的立场责之为“闭关”。

然而，宋代以后，随着陶渊明人品和诗文声名的日益高涨，以及儒家思想对于道家和佛教心性学说的吸收，解读者对《五柳先生传》的理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主要不是从隐逸，而是从品性修养、安身立命的儒家角度来理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