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欣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浙江临海317000）

“近似式”改编中的《包法利夫人》
——以《瑞恩的女儿》和《亚伯拉罕山谷》为例

王欣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浙江临海317000）

在《包法利夫人》的诸多电影改编文本中，《瑞恩的女儿》（1970）、《亚伯拉罕山谷》（1993）两部作品采用了独特的“近似式”改编方式。《瑞恩的女儿》是小说《包法利夫人》与导演大卫·里恩电影风格的巧妙结合，体现出宏大的背景里发生的细腻的感情。《亚伯拉罕山谷》注重对“包法利主义”的分析探讨，从而对小说《包法利夫人》进行了现代阐释。与诸多“近似式”改编的电影一样，《瑞恩的女儿》与《亚伯拉罕山谷》拓展了福楼拜原著阐释的视域。

《包法利夫人》；电影；改编；福楼拜；《瑞恩的女儿》；《亚伯拉罕山谷》

自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出版以来，许多评论家都谈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创作是完美而成功的，但作品主题略显平凡。1857年之后，许多艺术家都在尝试改编《包法利夫人》，使之更加完美，电影的诞生给这部小说的改编提供了全新的广阔背景。“判断一部影片对原著小说的改编是否成功，就看影片制作者是否善于表达近似的观念和找到近似的修辞技巧。”［1］222在一系列有关《包法利夫人》的电影改编文本中，《瑞恩的女儿》（Ryan's Daughter，1970）、《亚伯拉罕山谷》（Abraham's Valley，1993）等作品是以一种“近似式”［1］222改编重新阐释了《包法利夫人》，电影“只从他们的原始材料中吸收一些线索”［1］226，但把时代背景推进到当代，对小说的主题进行深层探讨。

一

《包法利夫人》最初的构思是“一个中产生活富有的故事”［2］42。对于“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情感的女人”［2］71，福楼拜用一种自然的笔调把小说写出来，形成一部“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并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3］512的书。福楼拜指出任何主题不管多小都可以通过语言与形式将之提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即使是日常琐事也可以写出深度。电影《瑞恩的女儿》的故事来自于编剧罗伯特·鲍特（Robert Bolt）与女演员莎拉·米尔斯（Sarah Miles，电影《瑞恩的女儿》女主角饰演者）的婚姻，“事实上，他（罗伯特·鲍特）在第一次与我碰面后就开始写《包法利夫人》，他认为我就是包法利夫人，现在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理解，我当时认为那是一种侮辱。”［4］随后，罗伯特·鲍特给大卫·里恩（David Lean）“送去一本《包法利夫人》的改编剧本时，当时他正在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度假”［4］。罗伯特·鲍特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就是将原有的材料变换和改编成与——以现在的角度看——是与欧洲历史有关的事件，也就是20世纪初期爱尔兰与他们的敌人（英国）斗争的史实。［4］他们策划将这部小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搬上银幕时，《包法利夫人》的主题就明显烙上了大卫·里恩的印记，最初简单改编的《包法利夫人》的剧本，在罗伯特·鲍特与大卫·里恩长时间的修改和讨论后，成为了全新的《瑞恩的女儿》故事，这部电影于1968年开机拍摄。

在福楼拜所生活的时代，曾经有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因小说的主人公的通奸行为而谴责这部作品庸俗粗鄙。但是，福楼拜却对此辩护说，这部小说的总体效果就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控诉。罗伯特·鲍特与大卫·里恩似乎并没有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纠缠过多，而是将大卫·里恩最感兴趣的爱尔兰政治骚乱主题纳入到电影叙事之中，在宏大背景中给观众展示了发生在爱尔兰偏远乡村里的平凡故事。也许“这种发生在爱尔兰西南海岸的小三角恋情”［5］，加上有关爱尔兰共和军的部分，很难配得上一种史诗化处理的效果，但大卫·里恩的电影追求的就是“一种优美的风格”［6］，他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作品尤其喜欢表现“宏大的背景里发生的细腻的感情”［4］。在题材的选择上，大卫·里恩有着将故事和人物结合在一起的独特理念，并运用外景的气氛，包括小说中的一些元素来象征电影里的人物，例如萝丝婚礼上的狂欢舞蹈，她与鲁道夫骑马幽会时的美丽画面等等。

与《包法利夫人》极其相似的是，电影《瑞恩的女儿》的中心人物萝丝·瑞恩（Rosy Ryan）是位成长中的世俗幻想者，她的家庭在这个偏僻的爱尔兰乡村中算得上有钱有势，相对优越的家庭条件使她充满了对爱情和性的幻想，教区神父警告她：“无所事事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她通过与乡村教师查理·肖尼西（Charles Shaughnessy）的婚姻试图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但是婚姻的平淡无奇和查理·肖尼西的缺乏激情使她在对现状的极度厌倦和绝望中产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愿望。英军少校鲁道夫（Randolph Doryan）的到来使她的愿望得以实现，她陷入到与鲁道夫的恋情之中不能自拔，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毁灭了一切。大卫·里恩通过幕间休息把这部电影分成两个部分，每一部分中均有相对集中的情节与主导人物。在前半部分中，萝丝·瑞恩嫁给了查理·肖尼西，典型描写是他们的新婚之夜。婚姻曾经是她改变生活状态的幻想，后来成了她不满的原因。因为与鲁道夫的偶遇与热恋，她领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激情，但也面临着查理·肖尼西的怀疑。在后半部分里，以爱尔兰共和军走私军火为主线，本来置身于事外的萝丝·瑞恩，因为与鲁道夫的恋情被揭露而被视为卖国贼，夫妇二人遭到了村民们的围攻和侮辱，最终被迫离开了这所村庄。在风暴中抢运军火是这一部分着重描写的事件。与偏僻村庄的无聊生活状态相比，这一事件似乎是摆脱生活束缚的象征。

萝丝·瑞恩的浪漫幻想并不是小说的主题，而是人性愚蠢的某种表现。但这种愚蠢并未像小说《包法利夫人》那样操纵着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鲁道夫并非不负责任的勾引者，而是陷入战争恐惧症的英国军官；查理·肖尼西作为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学识眼界远高于周围那些愚钝的村民，查理·包法利身上的那种自我满足感在他身上表现并不明显；周围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如粗鲁的牧师科林斯（Father Collins）、麦克卡德尔夫妇（Mc-Cardle&Mrs McCardle）、汤姆·瑞恩（Tom Ryan）、英军官兵们、爱尔兰共和军等等，他们各具特色，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普通人物。只是因为走私军火事件，才将萝丝·瑞恩与村民们之间的矛盾激化开来，最终促成了鲁道夫的自杀和萝丝·瑞恩夫妇的离开。汤姆·瑞恩是其中最为鲜明的角色之一，他是一个卖国贼，一个懦夫，一个在村庄有钱有势的人，一个有彪悍外表但缺失灵魂的人。酒店里摆设的与爱尔兰共和军首领蒂姆·奥莱利（Tim O'Leary）合影照，他与村民之间关于时局的言论，把这个角色的矛盾性与丰富性体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中村民群体的作用是不断告诉观众所发生的一切。他们要么一起拥到街上，或者他们都奔跑到海滩上，或者他们都躲进了他们的家门，或者他们蜂拥而至迫害萝丝·瑞恩。除了几位仅有的明星他们很少单独去某些地方。也许村民被设置成为类似于古希腊合唱团的角色。［5］

在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爱玛最后选择了服毒自杀，但《瑞恩的女儿》里，自杀的人却是鲁道夫。尽管在萝丝看来“一切都结束了”，但也许他是真的生无可恋了。在这里，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平庸”主题更多的被一段突如其来的畸形恋情取而代之，大卫·里恩的史诗风格似乎给了这段恋情神圣的地位，反倒没能挖掘其中的深刻主题，因此，就像电影中所展示的，当教区神父在与对婚姻状态不满的萝丝·瑞恩进行交流时，双方其实都不能说明其中的原因。假如真能说出的话，那也就没有萝丝·瑞恩的黯然离去和影片结尾神父的感慨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耗资4千万用史诗风格去刻画小事件的《瑞恩的女儿》在正式上映之后反应平平，这使得大卫·里恩大受打击，此后14年再无电影作品问世。40年之后，重新欣赏《瑞恩的女儿》这部作品，仍然会被大卫·里恩在电影创作上的精巧构思和宏大画面所震撼，《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意识在电影中弱化了很多，但至少这部电影完美地捕捉了美丽的爱尔兰海岸风光以及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给观众以全新的《包法利夫人》的解读。

二

《亚伯拉罕山谷》被看成是“自由的改编”的代表性作品，但导演奥利维拉（Manoel de Oliveira）的初衷却是真实再现《包法利夫人》，甚至准备在法国取景，只是因为预算限制被制片人保罗·布兰科劝阻，之后，这个充满怀旧视角的导演的思路渐渐被一系列新的想法所取代，最终这部电影改编自阿古斯蒂娜·贝萨·路易（Agustina Bessa-Luís）所写的同名小说。奥利维拉后来提到：“为了《亚伯拉罕山谷》，我请阿古斯蒂娜·贝萨·路易写一本有关包法利夫人的书，故事要发生在今天的葡萄牙外省……她立刻就对这个建议产生了兴趣……这样，我就改编了一部改编作品。”［7］从最初的改变想法到电影《亚伯拉罕山谷》，中间经历了《包法利夫人》这本书被一个女人以另外一种对妇女状况的观点重写；而从福楼拜到奥利维拉，故事的编撰者从一个男人又再次回到一个男人身上。由此可见，《亚伯拉罕山谷》绝不是对福楼拜小说的简单复述，然而《包法利夫人》在电影中却兼具潜台词和物质（读物）存在的意义。［8］

电影《亚伯拉罕山谷》在框架搭建上基本上保留了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内容：年幼时失去母爱的爱玛、自私的父亲、丧偶的医生卡洛斯、丧偶前的相遇、缺乏足够了解的婚姻等等。很显然，爱玛·卡德诺·派瓦（Ema Cardeano Paiva）跟爱玛·包法利（Emma Bovary）基本上是一致的，她性格微妙和谐，充满诗意，她喜欢读书，其中包括《包法利夫人》，而并不是后来评论家所理解的那样，走到了爱玛·包法利的对立面。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物，她们对于浪漫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梦幻式的，富于想象力的心态，主要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时常沉湎于美妙的幻想之中”［9］。但是在庸俗的环境之中，这种梦想和尝试未免过于孤独。纳博科夫说过，除了在法文中常见的“城镇居民”这个字面含义之外，福楼拜笔下的“布尔乔亚”这个词指的是“庸人”，就是只关心物质生活，只相信传统道德的那些人。福楼拜的“布尔乔亚”指的是人的心灵状态，而不是经济状况。［10］法国外省跟葡萄牙北部的杜罗河流域的乡镇一样，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一样，随着时间差距的增大，恋爱道德的问题早已变得更为宽容，反过来，19世纪中期看似平常的东西，在今天有些人就可能认为难以接受。与小说《包法利夫人》相比，电影《亚伯拉罕山谷》已经无关恋爱故事的丑闻，而只是尝试着把两种伦理立场平衡起来，在以人类祖先命名的山谷中，而爱玛的身边，仍然遍布道德和精神上的侏儒，［9］电影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探讨欲望的主题，探讨性与婚姻的纠缠，以及在时代变更中的变化。

电影《亚伯拉罕山谷》也从多个侧面对小说《包法利夫人》进行了现代阐释。主人公爱玛的美貌从小就已经受到众人的瞩目，足不出户，家庭守旧，唯一的遗憾是她的左腿因病留下了残疾。同她生活在一起的是姑妈奥古斯塔，她笃信天主教，对爱玛沉迷于爱情小说不无担心。爱玛长大后，由父亲做主嫁给了医生卡洛斯，开始了在亚伯拉罕山谷中的生活。影片中，奥利维拉以独特的方式再现了福楼拜笔下的盛大舞会，它曾经激发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野心，《亚伯拉罕山谷》中的乡间中产阶级派对也让爱玛从平庸的婚姻生活上释放出来，面对更多的男子和全新的社交世界。“梦想、食欲、狂热追求，都只不过是一种想要成为另一个人的愿望，在这些身体的符号中，首先是性欲和目光最先犯错，因为这些器官在人的漫长而杂混的行为链条中是最早诱使人堕落的，这些行为……使得爱情带上了色欲之神所体验过的庸俗格调。”［11］奥利维拉通过从头到尾的画外音，表达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把剧情娓娓道来。在这种无所不知的声音中，观众体会到的更多是对爱玛这个人物的同情和感慨，她与爱玛·包法利在生活的幻想上是一致的，也就是所谓的“包法利主义”（bovarysme）的状态，虽然她无法认同人们对她的“小包法利”的称呼。包法利主义的概念来自于法国哲学家朱尔斯·德·戈蒂耶（Jules de Gaultier，1858-1942）的同名著作，其本意是指逃避现实的一种白日梦倾向，他们把自己想像成为罗曼史中的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并且拒绝接受现实。［12］

在《亚伯拉罕山谷》这部长达180多分钟的电影中，奥利维拉提供了一种缓慢移动的诗意视觉画面，“如果艺术被看成是事物的折射和人类真实或虚构的行为和情感的呈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将电影作为生活的一面镜子”［13］，电影中看似凌乱的故事就像一条支流众多的河流，从各个方面探讨不同的人物以及关于婚姻道德的主题，同时让观众瞥见葡萄牙中层阶级生活中的伪善。但就像河流一样，导演以其宁静的风格，在时间的流逝中，创造浓郁的印象，冲淡了爱玛行为的道德感，使得电影的中心主题朝着女性自我价值定义过程中的悲剧这一方向靠拢。

三

评论家们把福楼拜看成第一位现代派小说家，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不愿意遵循传统的手法去揭示主题。他的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那种以叙述为主的创作方法，使作品超越了情节的局限，而进入一种色彩和细微差别的境地之中。例如，在小说有一些细节反映了爱玛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一系列重复出现的小事件得以深化。“每次（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都像在她生命中间开始一个新局面。她不相信事物在不同的地方，老是一个面目”，［14］79这是爱玛·包法利的人生观，也是萝丝·瑞恩和爱玛·卡德诺的人生观，她们都以为只要常常变动，幸福——理想的实现——的机会一定自然而然就增多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和偷情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爱玛·卡德诺最终选择了自杀，更多是因为她觉得再也感受不到这种变动的乐趣了。

《包法利夫人》中另一个关于细节的典型例子是当爱玛彷徨失意时，“戴三角帽的（石膏）堂长像掉了右脚”［14］58，在爱玛迁居到永镇的路上“石膏堂长像，有一次车颠得太厉害，滚到大车底下，在甘冈普瓦的石路上摔碎了”［14］81，石膏堂长像的受损很容易联想到查理为取悦于爱玛而不幸造成伊玻立特的截肢。巧合的是，在《瑞恩的女儿》与《亚伯拉罕山谷》中都出现了跛足、畸形和截肢。《瑞恩的女儿》中的鲁道夫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迈克尔则是畸形人，在电影中正是迈克尔惟妙惟肖地模仿鲁道夫才导致私情被泄露；爱玛·卡迪诺因为幼年时的疾病导致跛足。从残疾文学或文化的角度来看，跛足或瘸腿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上的缺陷，在《包法利夫人》及其改编文本中，类似的情况屡屡发生，正反映出所刻画的人们的愚蠢及虚荣。

具有隐喻意味的还包括电影中的主人公姓名。《瑞恩的女儿》中保留了“Charles”及“Randolph”两个人，即丈夫和情人的名字；《亚伯拉罕山谷》则保留了“Ema”，及女主人公的名字，当然，还保留了丈夫的医生职业。两位导演都试图通过这些细小的手段提醒观众这部作品的文学来源，以获得与原小说的某种联系。《瑞恩的女儿》以查理与萝丝夫妇为核心展开，通过他们的结合、矛盾、困惑、并肩离开来突出导演的核心价值观念；《亚伯拉罕山谷》则自始至终以全知视角来展现和叙述任务的不幸命运，尽管导演没有让爱玛完全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现，但电影中不难发现爱玛的经历贯穿了整部电影，其他人物，包括她的丈夫和情人都是简单的零碎的形象，透过爱玛的主观感受与叙述者的冲突，可以体会出她的感受之丰富内涵，而不是简单地把那些感受认定是事实。就像《瑞恩的女儿》中离家出走穿着睡衣独自在海边沉思的查理·肖尼西那样，从小说中爱玛或者查理的角度来看，他们彼此都不能理解对方。但电影和小说相似的是，他们的这种感受通过表演呈现出来，让观众体会到小说主人公们未能感受到的事。而且，观众们在看到爱玛·卡德诺·派瓦或萝丝·瑞恩缺点的同时，能对她寄予同情，并且意识到她是被环境所迫，她的恶行是微不足道的，她人性中的愚蠢只是相对而言的。

电影《瑞恩的女儿》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就是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所饰演的迈克尔（Michael）这个人物。迈克尔的形象也许来源自小说《包法利夫人》里的瞎子，蹒跚的步履跟小说里的伊玻立特也有所联系，但在电影里则是个虚构的爱尔兰乡村里的傻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角色的旁观者意义又使得他成为唯一一个真正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的人，无论是通奸还是走私，他同时又偷偷爱着故事的女主人公——萝丝·瑞恩。［6］与之相对应的是《亚伯拉罕山谷》中的聋哑仆人，她同样是一个旁观者，看到一切明白一切但无法说话，正是这一种方式使她与女主人形成一种特殊的强大的联盟，她们之间的爱和相互理解是旁人无法感受到的，甚至可以把她看成是爱玛的另一面，她与爱玛两人的合体构成了完整的女人。

福楼拜没能用自己手头的那些素材写成一部大悲剧，但在《包法利夫人》中通过小人物，以宏大的规模描写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失望。《瑞恩的女儿》与《亚伯拉罕山谷》两部电影都借助于改编对《包法利夫人》的事件和细节进行了筛选和重新编排，这些变化反映了导演和编剧们在努力揭示书中人物所没有领悟到的一切，关于爱玛的浪漫幻想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杰·瓦格纳.改编的三种方式［C］//电影改编理论问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2］福楼拜.福楼拜文学书简［M］//福楼拜小说全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12.

［4］The Making of Ryan's Daughter.Ryan's Daughter（Disc Two）［DB/CD］.Turner Entertainment Co.and BBC and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2006.

［5］RogerEbert.Ryan's daughter［N/OL］.1970-12-20［2011-12-02］. http://rogerebert.suntimes.com/apps/pbcs.dll/article？AID=/19701220/ REVIEWS/12200301/1023.

［6］乔治·萨杜尔.电影通史（第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电影（1939-1945）［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76.

［7］米歇尔·西蒙.电影小星球：世界著名导演访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1.

［8］Johnson，Randal.Manoel de Oliveira［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77.

［9］Vincent Canby.Following Flaubert，An Eminent Director Finds a Fresh Ema［N/OL］.1993-10-05［2011-12-02］.http://movies.nytimes. com/movie/review？res=9F0CE4D61F31F936A35753C1A965958260.

［10］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14.

［11］Val Abraham［DB/CD］.Madragoa Films，Gemini Films.1993. ARTE France Developpement.2002.

［12］Chris Baldick.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29.

［13］Manoel de Oliveira.Religion and Art［EB/OL］.2010-05-12［2011-12-02］.http://bentoxviportugal.pt/ficheiros/file/Discurso_Maonel_Oliveira_ingles.pdf.

［14］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福楼拜小说全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Approximant Adaptation of M adam e Bovary——A Case Study of Ryan’s Daughter and Abraham’s Valley

Wang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Taizhou University，Linhai，Zhejiang 317000）

Among all the adapted film versions of Madame Bovary，two versions have adopted the unique approach of approximant adaptation:Ryan’s Daughter shot in 1970 and Abraham’s Valley filmed in 1993.Ryan’s Daughter is considered as an ingenious combination of the novel Madame Bovary and the unusual film style of David Lean.This movie is a successful reflection of all the sensitive feelings generated from the rich background.In terms of Abraham’s Valley，it is not a simple restatement of Gustave Flaubert’s novel，but rather a modern illustr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Madame Bovary in all respects.It is beyond doubt that approximant adaptation of Madame Bovary has largely expanded the horizons that Gustave Flaubert’s original novels are able to elucidate.

Madame Bovary；film；adaptation；Gustave Flaubert；Ryan’s Daughter；Abraham’s Valley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5.012

2015-09-08

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10＆ZD135）与2015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影像阐释研究》（15NDJC097YB）阶段性成果。

王欣（1973-），男，浙江温岭人，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