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晖

（临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浙江临海317000）

【天台山文化】

从《始丰稿》看徐一夔的文史观和教育观

林晖

（临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浙江临海317000）

徐一夔是元末明初名闻江南的文史学家和教育家。他博学善文，主张文道并存；精于考证，注重以文物资料印证文献记载；重视教育，认为学校是社会道德规范变化的关键所在。因此，从其传世著作《始丰稿》中可以管窥其文史观及教育观。

徐一夔；文史；教育

徐一夔（1319-约1400），行元七，字惟精，又字大章，号始丰，浙江天台平桥镇屯桥东序人，是元末明初“煜然以文名江南”［1］1的文史学家、教育家。

徐一夔平生文字之作多有佚失。如其所修的《洪武杭州府志》，后人评价颇高，但在明末即已佚。又如其在元至正末年编录的《艺圃搜奇》154种，今传本亦多后人伪托之作。今所遗存且为其立身名世者，当为《始丰稿》。

《始丰稿》书名因天台县曾名始丰县而取，意在“不忘所自”［1］432。其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南京图书馆藏明初6卷本。据《千顷堂书目》载，《始丰稿》原有15卷。清初编四库全书时则已佚诗1卷，即实存14卷，全为文。光绪年间丁丙刊刻《始丰稿》时，又补文2篇，诗7首，及提要、传、序等附录。《始丰稿》按写作年代分前、后两部分。前稿3卷，均作于元代，亦即他48岁以前，共有文53篇。后稿11卷，作于明代，间有混入元代作品的。共有文242篇。全书若算上丁丙所补遗的，则有文297篇，诗7首。书中各卷各篇的编排次序既不按年，也不按文体，且绝大部分未署写作时间，仅有1/4篇目可通过考证略知其写作日期。

《始丰稿》内容较庞杂，光文体就有20余种，以序、记、题跋为多。书中有不少应酬文字，如墓志、塔铭、祭文、祝词、赞等，大都为应人之请、受人之托的产物，或叙某人之行状、功德，或记寺、庙、斋、轩的修造和规模。其中较有价值的是一些论文、论史、写景、记事、叙传，反映其思想观点的记、传、序、书等。从《始丰稿》中，今人可以一窥其文史观和教育观。

徐一夔的文史观和教育观主要是继承、发挥宋代儒学如二程、朱熹等人的思想。他认为：“孟子之后，文之纯乎道者寡尔。必如所举，宋之舂陵（周敦颐）、河南（程颢、程颐）、横渠（张载）、考亭（朱熹）之著述……使人晓然知文为载道之器，而凡不合于道者，皆不足以为文。”［1］235这种“文以载道、文道并存”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始丰稿》始终。如《序灌园生》意在崇“尚德义”，“以为趋附声利者劝焉”。［1］52《子亨字说》论为人立身要“日趋于光明正大之域”，反对“阿私苟容以侥富贵利达”［1］8。《跋〈释交书〉后》历叙交友的几种方式：心交、市交、势交，提出交友之道以“礼”“情”之外，还要加上“义”，“盖礼言文，情言好，而义言实也。”［1］223《劝农文》阐述“旱涝者天时也，而所以备旱涝者人事也。人事之不尽，而委之于失，未见其可也”［1］230，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尚友说》论为学择友之道：“天下万事皆有足，惟为学求道不可有足……惟其不自足也，是以广于取友。故近而一乡之士，远而一国之士，又远而天下之士，无不友焉。”［1］7《送沈新民还太学序》更是强调为学的重要性：“士之生世，夫欲以有用之身，不与草木同腐，惟以其学见诸事功与夫文辞之间而已。”［1］204就连在一些表彰忠孝节义之人事的文章中，他也极力追求“以能发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事暴白于天地之间，使天下后世有所感激而奋起也”。当然，作品中也客观地暴露了礼教的吃人、统治者的罪恶、战争的残酷，尽管这不是他写作的初衷，但仍然无可否认，在当时，徐一夔的思想包括他所阐述的“道”，所能达到的境界，对于今天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徐一夔思想的核心是儒家，但这并不排斥他吸收道家和佛家思想。史载其几次科举不利后，遂专攻儒家经书，“期以载道”［1］2，并广涉历史、释、道、诸子百家等书，学识渊博。人称其“博览载籍，发之于词章，霞粲波萦，峻洁鲜朗，威仪俨雅，又足为后进师表，声名籍籍起儒林间”［1］412。他曾因避方国珍起义带来的战乱，辗转流寓天台、杭州、海宁、嘉兴等地，“何期复中兵，难作在丁酉，东西竞奔窜，顾尾不救首，幸云全此躯，长疑是梦否”［1］399，这段离乱生活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余遭乱，流寓无常处，恒郁郁不乐，思得幽之地，营半亩之室，以宁厥居”［1］35。其避乱嘉兴时，还曾就所居之处的一棵百年柞树作《独柞轩记》，借物言志，对柞木“涉历世变”而独立不移，“若贞人介士，高冠长剑，端俨自持，而庸夫孺子，凛然莫敢犯”［1］31，表示极大的仰慕，并以柞木自比自勉。在避乱期间，他仍手不释卷，苦学不辍，曾自云：“比以乱故，寓迹浙水西，屏去旧所习，专取经史传记，与凡诸大家集，伏而读之，含咀其英华，规模其步骤，益若有所得，然亦颇自期许，故虽处乱世，饥寒逼迫，不忍弃此”［1］58。可见，徐一夔强调为学、为文、立身当以“道（德）”为灵魂的观点，既有实践的经验，又有理论的支撑。

徐一夔的文史观和教育观集中表现在他的议论文中，尤其是一些针砭现实之作。那些“载道”的议论文字，往往有秦汉遗风，写得理足而言畅，短少而精悍。或正说、或反诘、或比较发挥、或破立结合，多方论述，气盛势猛，“深而不刻，质而不俚”［1］419。如《读韩文公荐士书》揭露言路闭塞、才路难通，报国无门现状：“安得有如愈者复生于今时，以荐进为己务，俾向之所谓不弘不忠者，有蔽贤之诛之惧，非特士之幸也，亦天下国家之幸也”。［1］2如《送钱塘二生游学序》先论现实生活中道德隐而权术胜之状况：“天下之士不入于道德，则入于权术……道德之效远大而难至，权术之效卑近而易为……远者大者人所畏难，而卑者近者人所乐趋也。”尔后又引《易·大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语，强调为学立志在于同心同德。“士非无志也，恒成于同而沮于异，古之人有同父而异道者矣，有同师而异业者矣，故学惟同志为难。”最后，勉励二生求道德弃权术，“志于远大而不于卑近，余之望也。子尚勉哉。”［1］46全文不足400字，说理述志却非常透彻。又如《钱南金诗稿序》中提出对诗的见解，议论亦为精妙：“诗人之言贵平易，而不贵奇怪”，开门见山提出论诗的标准。尔后为诗下定义：“夫诗，情性以本之，问学以充之，才气以发之，思致以廓之，此之谓诗，不知出此而务，炳炳以惊世骇俗谓之诗，未可也。”接着概述自《诗经》至唐诗的诗歌发展，对元末诗坛上仿效晚唐纤缛丽之体而铺陈声色的不良倾向提出尖锐批评：“下视近时，斥平易为庸腐，指奇怪为神俊，号为一家之体，非神仙鬼魅、金玉锦绣、龙虎鸾凤、名花官酒、高歌醉舞等语不道者，何如也？”同时，对钱南金的诗加以赞赏、推崇，以形成鲜明对比，正面论述：“其诗尽卷，清而不枯，华而不艳，整暇而不，精切而不刻，屏去奇怪之语，得诗人之意焉”。［1］53再如《送王生甫序》从人之本身为学角度论人材之难成，剖析透彻，见解精到，足以与韩愈的《杂说》（“世有伯乐”）相表里：“天之生材，其聪明出于众人之表者，世固不乏也，及观其成，或至泯灭无闻而止，此其故何哉？盖材成于学，学不至，则材不成。以余观之，学之至与否，固存乎人，而其为学之病，大略有三焉：其一曰习俗奢靡而荡心生。有荡心者，不足以言学；其二曰：志气刚戾而狭心生。有狭心者不足以言学；其三曰：闻鲜见，充然自以为有余，此之谓矜心。有矜心者，不足以言学。三者而有一焉，皆足以累学，况兼有之乎。人材之难成，职由此也。”［1］208

徐一夔的记叙文则又表现出经历过社会动乱之后，向往恬淡的田园式生活，与世无争，悠闲自得，洁身自好的老庄思想倾向以及淡淡的佛家观点，从中巧妙地展现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和文学观点。这类记叙文往往文字极为秀丽，意境也较优美。相对议论文而言，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其文写景之细致，对话之精妙，结构错落有致，文笔行云流水，抒情、议论、记事有韩、柳之风，文风清新明快，不冗不蔓。状物生动形象，如在目前，令人神往。如《清隐轩记》《看山楼记》《晏居记》《独柞轩记》等。下举两例以见之：如《双梧堂记》：“堂上窗牖虚敞，几榻整洁。其外碧梧二，离立若拱，交柯接叶，覆盖堂下。地可二亩许，蓊然绿云也。三人者危坐良久，凉意飒至，清润袭人，一时神思殆若处乎尘嚣之外。”［1］22又如《西溪隐居记》：“西溪在嘉禾郡城之西三里，溪流合，汇而为泾，贯而为港，微波细漪，皆洁妍可爱。初，郡之置以秀水名。志称秀水在北门外，西溪其支流也。缘溪上下，长坡平陆，漫衍曲折，若龙蛇驰骛，树木散出，篁竹丛生，隐如深林绝壑，今鲍先生之居在焉。先生之居，逐溪而成，屋数楹，在竹树中，高亢轩豁，有蔬可茹，有桑可蚕，有牲、鱼、酒、醴，可以供祭祀、宾客。旁无杂邻，农家鱼舍，参差相映。大官贵人，老生名彦，非来谒者，迹不相及。白日悠永，沙禽水鸟之泳翔，村歌野唱之响应，轻舟短楫之来往，举不出于顾盼之外，诚类夫隐者之居焉。”［1］28宛如一幅桃花源美景图。此外，今存的徐一夔7首诗，从风格来看，也与此类文相近，文笔通俗、清新、优美。如《九里松圆觉寺》“江近潮偏响，山平月倍明。”［1］40《1访法师宿夕佳楼记》“直筱侵檐上，纤萝附牖萦。倚阑云鸟度，极目镜天平。日夕景愈好，秋高思转清。”［1］40《1题徐良夫遂幽轩》“春明载酒穿花坞，日暮扶藜看稻田。”［1］402

徐一夔既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史学家。除了所撰的《杭州府志》人称合史体，“颇称简明”［1］418外，他的史学观点集中体现在《始丰稿》中。那篇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并在写徐一夔传时经常引用的《与王待制书》，较充分地阐述了徐一夔的史学观。那是在洪武五年（1372），《元史》总裁官王致书徐一夔，邀请他参加编纂元顺帝36年的史事。徐一夔为此写下了著名的《与王待制书》，发表了在治史方面的精辟见解，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他认为，撰写史书，一定要高度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要拥有翔实可信的史料，尤其要重视日历在编写史书中的地位、作用等，“日历者，史之根柢也……其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之遗法。而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记事之法无逾此也……日历不至遗失，则后日会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1］141而“顺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其事未必核也，其言未必驯也，其首尾未必贯串也”［1］142。出于严谨的治史态度，徐一夔最终未接受王的邀请。翌年九月，徐一夔又被举荐至金陵参与纂修《大明日历》，为主要撰写者。《大明日历》的总裁宋濂回忆当时情况时说：“濂时与大章辰入而申出，凡兴王出治之典，命将行师之绩，采章文物之懿，律历刑法之详，咸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必商榷而谨书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犹为，唯发凡举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书成，共一百卷。遴日上奏，登盘龙金匮中，奠于丹陛之下。缙绅之家争欲荐大章入词林，大章坚以足疾辞。”［1］142于是，明太祖诏赐徐一夔文绮、纤缯等。《始丰稿》中为数不多的史事考证文章，曾得到明清学者的很高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此有一段综合性的论述，较为中肯、公允，兹录于下：“其文皆谨严有法度，无元季冗沓之习。其与王论修史书，《明史》载之于本传。陈继儒尝称其《宋行宫考》《吴越国考》研核精确。王士祯又称其《钱塘铁箭辨》精于考核。其《欧史十国年谱备证》一篇，谓欧阳氏于吴越改元，止据宝石山制称宝正六年为证。一夔复得钱将许俊墓砖，有宝正三年字，以证欧史之不诬。又谓元袭位后不复改元，立说皆有根据。观其所辨，始知明嘉靖间钱德洪所撰《吴越世家疑辨》谓改元之事别无证据者，特为先世讳耳。是又多资考证，不但其文之工也。”［1］444-445另外，《织工对》一文对当时杭州的雇佣劳动情况作了实录，从一个姚姓的工人口中，道出了“杼机四五具”，“工十数人”［1］3，可以双向选择的劳作情况。这一记载被现代史学界一致奉为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可靠的重要史料。书中其他一些文章如就司马迁的史记而抒发读后感，亦颇有见地，给人启迪。如《汉纪信碑有序》为纪信鸣不平等。上述之外，《始丰稿》中的一些题跋、诔、传、铭等，亦可考见宋元明三代一些名人、文士、官宦、释者、处士的生平事迹，轶事传闻等。对研究元末明初学人的思想、民俗风情、农民起义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始丰稿》充分表现了徐一夔作为史学家的史学、史才、史识、史胆，以及其论史文章的史学价值。

徐一夔的教育观源于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他20岁左右曾居杭州持经讲道，曾被聘为钱塘侯泮助教。至正二十三年（1363）六月，经天竺寺俊禅师的介绍和危素的推荐，45岁的徐一夔出任建宁路（今福建建瓯）儒学教授。洪武五年（1372）九月，徐一夔试杭州府儒学教授。七年（1374）春，徐一夔正式获授杭州府学教授一职。教授之职按惯例需“中制科及进士第上五人，礼部奏名上三人，府监广文馆第一人”［1］412才有资格担任，而且还要试职三年，等到“育材奏功”之后，才可“转正”。徐一夔以一介布衣试职，且不满3年即转正，足可见其真才实学。在教授任上，他“严为轨范，以身率之”［1］418，“日以横经讲道为事，远近生徒莫不趋之，犹水之赴壑。”［1］1从目前所知的材料看，徐一夔是终老于杭州府学教授一职的，死后归葬天台护国寺前西山。据陈善《万历杭州府志·职官志》，建文二年（1400）蒋良辅接徐一夔任杭州府学教授，尔后，史书上未见徐一夔下落。由此推知，徐卒年当在1400年左右，终年80余岁，教授生涯前后近60年，培育桃李数以千万计，且以杭州地区为盛。可见，执教为师是徐一夔最为自豪、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故《万历杭州府志》誉之为：“一时学徒成就，试之有司，往往获举首，至今称教授之贤，难乎为继。”［1］418《始丰稿》理所当然地突出反映了徐一夔的教育观。兹举一例，以见一斑。在《嘉兴路新建儒学记》一文中，他全面阐述了学校的地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要求。其中，对当权者不重视学校建设，管理者外行，教育者敷衍了事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文云：“学校之设，国家风化之机在焉，非细故也……自国都以及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从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洒扫应对以至治国平天下，迟以十年，则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亲睦，此诚不可拔之论……当国者以提调则付之守令，以勉励则付之风宪，曰有任之者矣。而受其任者，既不皆于儒术，而钱谷词讼又从而夺之，几何不视为迂阔之务。月更朔望，相率入谒庙廷，退坐论堂，引师弟子剿取先儒成说，敷陈一过，已则掉臂而去，如是以为故事。而欲学校有成，如文正公所云，其可得乎？……使凡学者耳目不蔽于凡近，则志气清明；志气清明，则念虑之所存，精诚之所至，沉潜乎诗书六艺之府，须以悠久，造诣精切，践履笃至。修于其家，而知事亲敬长；施于其国，而知尊君亲上，师师成风，孝弟忠信之道立，狠戾悖逆之习变，而教道成矣。”［1］40-41这些言语，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典型地反映出徐一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平心而论，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对治国安邦，教人立身处事起过积极作用。儒家的教育思想有许多至今还值得我们借鉴。

只有放眼元末明初这个特定的时代环境，纵观《始丰稿》的全部作品，了解作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佛道兼之的思想体系，才能较客观地认识徐一夔；才能窥见其全人、真貌，窥见其道德观、文学观、史学观、教育观；才能评定其著作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诚然这种思想体系在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所体现，只不过因人因时而有程度上的高低、强弱之区分罢了。当然，这个工作远非本人本文所胜任，只不过在目前《始丰稿》已列为我国古籍整理规划之中，而尚无人系统论述徐一夔其人其书之前，略抛破砖，以待美玉。

（初稿于1986年1月）

［1］徐永恩.始丰稿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On XU Yikui’s Literature-history Perspective and Education Perspective from“Shi Feng Gao”

Lin Hui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Linhai Municiple People’s Congress，Linhai，Zhejiang 317000）

XU Yikui was famous literary historian and educator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Yuan and the early Ming.Being of great erudition and good at writing，he proposed co-existence of literature and morality as well as confirming documentary records by data and materials.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in his ideology that school was the key to social moral norm development.Therefore，his literature-history perspective and education perspective are reflected in his works“Shi Feng Gao”.

XU Yikui；literature-history；education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5.001

2015-06-10

林晖（1956-），本名何林辉，男，浙江临海人，讲师，从事地方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