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松，张静敏(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关联理论重构外宣翻译中的文化缺省

王立松，张静敏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摘要: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因原作者与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认知环境、对译语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文化缺省，尤其在外宣翻译中，文化缺省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译者应该运用关联理论，加以各种翻译策略分析文化缺省现象，并对其进行重构，以寻求最佳关联，使译语读者感受到原语特有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外宣翻译;文化缺省;关联理论;重构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文化层面在翻译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90年，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率先提出翻译研究要进行“文化转向”。翻译不再被简单的看做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转型的模式。诺德曾用跨文化交际来代替“翻译”这一名词，他定义翻译为一种“有着不同文化认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之间转换交流方式而进行的交流”［1］。1986年，法国语言学家斯铂佰和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逊在其著作《关联性:交际与认知》提出了关于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本质上是译者在原语认知与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关联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联理论是斯铂佰和威尔逊在其先后两版(1986/1995)的认知科学力作《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的，关联理论提出的言语交际，同时涉及解码和推理过程。还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2］，可以将话语的理解看做是我们的一种认知活动。此外，他们还提出关联原则与最佳关联假设，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有其最佳关联性。格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交际活动，首先译文应该尽可能充分的提供语境效果，使译语读者产生相应的关联，达到交流的目的。“让译文读者无须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在这一原则下，译者应该时刻以“寻求最佳关联作为翻译的指南”［3］。

一﹑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分析

文化缺省是指“作者与其意向读者交流时对双方共有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4］由于源语读者和作者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故在理解上可以避免文化缺省因素造成的理解障碍。对于源语读者，省略的文化背景在自己的文化储备中会被随时激活，建立予以连贯。然而，对于译语读者而言，对于文化背景的理解会有障碍，就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译者不仅要熟知原语的文化要素，对于译语的文化内涵也要掌握并灵活运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仔细考虑文化背景要素，对于译语读者缺失的文化背景进行补偿，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传递文化内涵。

尤金·奈达将文化分为五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5］因此，文化缺省也分为以下五类:生态文化缺省、物质文化缺省、社会文化缺省、宗教文化缺省、语言文化缺省。

第一，生态文化缺省。人们生活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条件等因素迥异，对于某些动物和环境因素的理解也会不同。所以，当提及动物和环境因素时，人们不同的文化图式就会被激活，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化含义。例如:“Don't listen to her gossip．She is a cat．”这句话的理解对于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没有问题，但是由于“the cat”的文化缺省意义是描述邪恶奸诈的女人，母语读者自然就会联想到这层意思。因此，“a black cat”的文化缺省意义为“噩运”，所以“a black cat crossed my path”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为“我运气糟糕透了”。

第二，物质文化缺省。在既定的语言环境下，特殊的表达和语言现象对于其母语者很好理解，因为这些表达和语言现象已经嵌入他们的文化图式中，和他们相关的文化内涵在既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被激活的。然而，对于非本族语读者，有些表达是很难理解的，比如“四合院”这个词，对于母语非汉语的读者来说，最多可以理解是房子的意思。事实上，他们忽略了文化缺省现象的存在。“四合院”的文化缺省可以补充解释为北京传统民居形式，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四合院形成了以家庭院落为中心，街坊邻里为干线，社区地域为平面的社会网络系统。

第三，社会文化缺省。大体上说，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思维方式，社会历史背景都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传统、价值观等，所有这一切都保持其特定的文化缺省因素。例如:汉语中“贱内”的意义并非低贱的妻子。实际上，汉语中自谦的表达仅仅是用来表示一种礼貌和尊重，这也是中国文化遗留下来的传统。

第四，宗教文化缺省。西方国家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中国人大部分信奉的是佛教和道教。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概念，所以针对不同的宗教而言，文化缺省因素也不同。佛教和宗教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汉语的许多表达和概念做出了贡献，例如“五行”，指代的是金、木、水、火、土。根据古代中国和宇宙的构成，这也被用于中医中来解释生理和病理现象。如果没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词汇就没有意义，由于文化缺省，这些固有文化表达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第五，语言文化缺省。文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包括语言行为。习语、谚语、双关语和平行结构都是我们常见的文化负载表达。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习语体现着文化同时也被文化所塑造。如果读者不明白习语中的文化缺省因素，会发现很难理解。汉语和英语中都有很多有文化特色的习语表达。如在汉语中有如下的成语:“衣冠楚楚”、“愚公移山”、“炉火纯青”、“朝秦暮楚”等。

二﹑文化缺省角度外宣翻译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将对外宣传定义为“面向国际社会的宣传。包括向外国宣传本国的方针政策、国内情况和本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6］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文体，也存在文化缺省现象，外宣翻译中涉及到的文化因素确定了其不同于其他文体翻译的特征。

1．外宣翻译的特点

外宣翻译并不是机械的字面对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熟知中国特有的文化表达，同时要将政治敏感度提高，要时刻以受众为中心。下面将分别进行论述。

首先，外宣翻译不仅客观地介绍事实，体现其客观性，同时又加入情感因素，体现其主观性。外宣的材料通常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可避免的一些中国特色文化负载表达对于译语读者的理解来说造成障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只是机械的字面对译。

外宣翻译材料往往涉及政治方面内容，包括国家的政策方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小到地区稳定，大到世界局势是否缓和，外宣材料的用语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因此，外宣材料的翻译严谨度可见一斑。

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传播者，外宣材料一直是在世界舞台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译者对于原语文化内涵的把握，影响到外宣材料的翻译成功与否，进而影响到我们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完美的展现。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译语读者能够真实地看到中国的情况。

2．外宣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考虑到不同的认知环境、文化背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问题，本文主要分析由于译者对目标语的文化环境了解缺乏，忽略目标语的特点，逐字逐句的翻译等不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化习惯产生的问题。文化因素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占据重要作用，文化因素的忽视往往会导致以下几个问题:

(一)语气不当

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译语的语气，应该要和原文的语气对应，这是每个译者应该考虑的问题。语气把握不当，会影响译文效果。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例，“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若直译为“there is no end to emancipate our thoughts and to implement reform and opening up”，毫无新意，并不能凸显汉语句子四字格的铿锵有力，需要加上语气副词来辅助译文加强语气，故可改为”There can never be an end to the need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individual thought or for continuing reform and opening-up”再如，马航客机失事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总理说”according to this new data，flight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发布会同传给出的译本是“在印度洋南部坠毁”。“坠毁”在英语中对应的是”crash”一词，不但语气上生硬，而且是对源语意义的曲解。马方之所以用“end in”而不是”crash”，说明失事飞机并不是正常的坠毁于南印度洋。译文若改为“最终终结与南印度洋”更为恰当。

(二)中式英语泛滥

翻译过程中，很难在译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说法来替代源语的表达，往往会简单地按照对于源语的理解来翻译，对译语的误用会带来译语读者的误解，在汉英翻译中，我们称之为“中式英语”。这种混合语言既不是汉语也不是英语，只能简单的说是“带有汉语特点的英语表达”。不同的语言都有各自的语言规则，汉语和英语同样如此。政治文献的严肃性决定了它的翻译必须重视原文，译者就容易按照原文的语序而忽略英语语言特点进行逐字对译，这样的译本就会显得很生硬，容易给译语读者引起误解。例如:双向“三通”，若翻译为“three direct links”，这样就是典型的中式英语，逐字对译，结果使译语读者不知所云。凡是知晓中国两岸关系的源语读者都会明白这里的“三通”指的是海峡两岸之间双向的直接通邮、通商与通航。所以应该翻译为“two-way links of mail service，transport and trade”。

(三)忽略文化差异

外宣翻译过程不可忽视文化差异，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存在不同的认识环境和文化背景，这样就会影响到文本信息的传递。如果忽略文化差异，我们的外宣工作将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如下例，积极推进城镇住房商品化，加快“安居工程”建设，其译文为“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ommercialize housing in cities and towns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Peaceful Living’Project”。“安居工程”是指由政府负责组织建设，以实际成本价向城市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户提供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宅建设示范工程，而非译文所说的“舒适安逸”的住房，因此，正确的翻译应为“Affordable Housing Program”．再如，“亚洲四小龙”的对应英译为”four Asian tigers”而非”four Asian dragons”。有些词语及时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对应的词汇，但由于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信息不同，在翻译时需要灵活处理。英语中的”dragon”是“魔鬼、凶残”的象征，然而，在中国，龙代表着吉祥、高贵和权利。“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象征。所以翻译不仅是语言的对应，文化的差异不可忽视。

三﹑关联理论在外宣翻译中文化缺省的重构中的应用

认知环境与认知结构之间的关系，语境效果与交际效果，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译语读者所处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以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最佳关联。同时译者在遇到文化缺省因素时，需要将会话含义转化为明示，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无论是从字面角度、语篇角度还是风格角度考虑，运用关联理论进行外宣翻译的时候，译者都需要将作者的意图最大化来适应译语读者。

外宣翻译中，译者假定读者与自己有相同的文化认知，这样形成了文化缺省因素的丢失。然而，对于来自不同文化的读者来说，文化缺省无疑会造成信息的缺失，给译语读者造成篇章理解上的困扰。同时，如果译者忽略文化缺省因素，文化缺省所包含的重要的文化信息就不能得以传递，所以，在译者处理文化缺省的译文的时候要格外留意。以下介绍几种文化缺省重构的方法。

1．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意味着在译文中对于原文中文化因素的缺省进行补充解释。为了保持特殊的文化内涵，对其进行文化整合，即在译文中进行解释说明是必要的。首先，可以使译语读者在投入的努力最小的情况下対原语有连贯的理解，产生最大关联;另一方面，可以将原语中的文化内涵进行传达，扩大译语读者的认知范围。例如:五讲、四美、三热爱，译文为”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 and three lovers”。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原语的理解无疑是没有问题的:“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即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然而，对于译语读者来说，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储备。译文只是简单的对原文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并不能使译语读者理解。所以要进行必要的补充说明，可以翻译为”five stresses on decorum，manner，hygiene，discipline and morals;four points of beauty of mind，language，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three aspects of love of the motherland，socialism and the Communist Party”。再如，“菜篮子”工程，译为“shopping basket project”。如果我们简单按照字面意思译为”vegetable basket project”，会使译语读者困惑，误解为是为提高蔬菜产量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因此，译者需要加以解释，”a program aimed to improve the market supply of non-staple food”。根据关联理论，补充后的译本充分的解释了此表达隐藏的会话含义。又如“在推进中国上海自贸区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翻译为”Based on practices in the China(Shanghai)Pilot Free Trade Zone，a number of qualified areas will be built into FTZs”此例中，对于“上海自贸区”进行了补充，实际上说的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使译本更明确了。

政治文献中文化负载表达在汉语中的表达简洁精练。本族语读者可以明白其中的内涵，而译语读者缺乏对中国特色文化表达背景知识的了解，会对直译译本产生困惑。作为译者，就要对文化缺省因素进行重构，在保留原语意思的前提下，给予适当背景知识的补充，就会使读者得到充分理解。

2．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指用目标语中的文化要素来替代原语文化要素。当直译不能很好传达原语意思的时候，译者就要用译语的文化意象来表达，通常选择的文化意象与原语表达有相似的意思，在两种语言中有着相同的作用。运用关联理论解释，就是要寻求最佳关联。最佳关联属于交际领域，在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假设里，斯铂佰和威尔逊提出“要考虑说话人的利益，要考虑说话人的可能。”在第二版中又改为“要考虑说话人的能力和意愿”。译者应该对于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有个正确的假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充分考虑他们认知能力，找到最相关的译语，这样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例如，周总理给他的翻译建议，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在源于文本和译语读者之间建立起情感纽带，使他们能很直接的感受到中国文化。这个译本成功就在于它适应了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因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给人们留下固定的思维模式，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又如“龙头企业”，译文为”leading enterprises”，而不是”dragon enterprises”。因为在中国，龙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图腾崇拜的产物，象征着皇权、权威，后演变为炎黄子孙、可以看做中华民族的象征，随着演变和进展，变为一种共同观念和意识形态，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肇端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龙头”象征着出人头地，不同凡响，用“龙头企业”来形容企业的领头人，十分确切。但是在英语文化中，“龙”常常被看做邪恶的象征，如果直接按照字面译为”dragon enterprises”会引起文化差异，使译语读者感到怪异，故采取归化译法，在译语中得到与原语相似的意象，使之更易于译语读者接受。再如“提高党政班子整体能力”，译文为”the capacity of the entire leadership must be improved”。此例中，“党政班子”为中国文化特色负词汇，译者在翻译时用到归化策略，使之简化，让译语读者很容易明白其所指，达到交际意图。

3．文化再创造

文化再创造是新闻翻译中常见的一种翻译策略，在两种不同文化中要想找到关联，信息的一定再创造是必要的。从关联理论角度看，这种结构的重组是为了更加符合译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我们这里谈到的文化再创造只是针对文本层面，是对原语中的句子结构在译语中进行再创造，得到合适的译语文本，使之在译语环境下取得最佳关联，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的“改写论”有相似之处，翻译作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改写论”认为翻译之所以是改写，是出于不同的读者的目的，从而对源语言文本进行编译。在实践中，译者要想在源语和译语中同时做到整体语篇完整是不容易的，因为源语和译语所处在不同的认知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认知上不能达到统一，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注重把握语篇功能，从译语读者角度出发，重视翻译目的，可以对译文进行改写。例如，“上海，简称沪，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也是中国第一大商业城市，扼守于大陆海岸线中部的长江口，西接江，浙两省，东接浩瀚的东海，是我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也是最大的金融中心。”译文为”Shanghai，called Hu for short，is a world-renowned metropolis and the biggest commercial city in China．Situated at the m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n the middle of China's coastline，Shanghai is connected with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n the west and with the East China Sea in the east．It is the largest harbor for foreign trade and the biggest financial center in China”。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原语的表达是典型的汉语句子结构。汉语是意合语言，重句子间意思的连贯，如果按照字面顺序翻译，会由于太松散的句子结构引起误解，因为英语是形合语言，强调结构的紧凑。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将原语句子重新组合为三个句子，逻辑性更强，使译语读者容易理解。

四、结语

作为一种交际现象，文化缺省承载着特有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处在不同语境的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建立文化默契。文化缺省涵盖范围广，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果译者忽略译语读者缺失的文化背景，不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偿，译语读者会对特色的文化内涵感到困惑，不能充分起到外宣的目的。反之，如果进行太多补偿，原语的含蓄就会被破坏，也显得译文冗长，不简洁。［7］因此，译者应该运用关联理论，运用文化整合、文化适应和文化再创造对文化缺省现象进行重构，达到对外交流的目的，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

参考文献:

［1］Samovar，Porter R E．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何自然，冉永平．关联性:交际与认知(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3］Gutt，Ern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Manchester:St Jerome，2000．

［4］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29-249

［5］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276．

［6］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

［7］左飚．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其制约因素［J］．上海翻译，2009 (2):38．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Default in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from the View of Relevance Theory

Wang Lisong，Zhang Jingm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cultural default often occurs because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cognitive environment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arget readers．Especially in the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cultural default involves all aspects of culture．The translator should analyse cultural default and its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view of Relevance Theory under the assistance of oth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purpose of optimal relevance．It will be easy for target readers to feel the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words: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cultural default;relevance theory;reconstruction

通讯作者:张静敏，zhangjingmin tju@163．com．

作者简介:王立松(1979—)，男，副教授．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TJWY12-026)．

收稿日期:2014-01-09．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5)01-06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