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兵(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

周小兵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2)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以祖为师”、“以美为师”三条路线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依据是:防止过“左”的逻辑，以消除对前苏联结局的“隐喻”性担忧;防止复“古”的逻辑，以减少官僚传统及其“影子”对现实的干扰;防止过“右”的逻辑，以驱散将普世价值“过度引伸”导致的迷障。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执两用中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做出合理的评价，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既受到了前苏联建国经验的指导，也有其内在属性的自我建构，同时也受到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就像丁学良先生所著《辩论“中国模式”》序言中所述，“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很多属于所谓的敏感问题。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研究探讨的知识活动，其使命就是力图把‘不便说’和‘不好说’的重要问题在阳光下长时间晾出来，驱除缠绕着它们的霉味，通过公共辩论激活思路，以求达到共识。”［1］3确实，为了驱除头脑中的霉味，就得时不时地掀起头脑风暴，让思想变得泼辣深刻起来。至于“共识”的形成，则要靠社会的“不怕辣”或“辣不怕”的“气场”，以问题为指归，以学术为净土，以智慧为骄傲，以尊崇为准则。要把理论研究做到位，在宏观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层面做文章，当然很重要。但是，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尽量从民间话语中找出理论阐释的思路、跳出“红头文件”与“党八股”的语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前后后”、“是是非非”与“隐隐约约”的东西做些个性化的说明，这也是理论工作的一个部分。这些可能说不清、道不明，但多少有一些思想火花的东西可称为“民间非主流话语”。允许这些“民间非主流话语”传播并不断地加以澄清，相较于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可称为“民间思想语境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民间思想语境建设”，这两方面的理论工作的关系跟“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是一个道理，充分发挥民间思想传播的语言功能、理论功能、教育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用“俄”、“我”、“讹”三个字来点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觉悟。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隐喻:俄

中国近代百年革命史基本上是一部“以俄为师”的历史。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与俄共西伯利亚局派来的维经斯基一行会见，开始了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此后的革命更是长期地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指挥，即便在1956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这种影响也很难消除。

过去我们认为，“以俄为师”就是“以马为师”，认为俄国革命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运用与最终成果;现在我们强调，“以俄为师”不等于“以马为师”。过去，我们自豪地说，“中国是第二个俄国”。这是一种暗喻或隐喻。然而，前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最终是失败的，从“俄国”到“俄罗斯”的路走到现在，我们已不再自豪于这种隐喻，而是担心这种隐喻，担心中国也像前苏联一样走“亡党亡国”之路。实际上，我们过去长期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说的其实是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俄”语。由于“以俄为师”的痕迹难于在短时间内消除，其不良影响始终存在，以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工作有时只是对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名目的借喻，有“马克思主义”之名而不一定有“马克思主义”之实。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子:我

更进一步，我们对“以祖为师”已经有了更深的理解:过去我们认为，“以祖为师”就是“以儒为师”;现在我们强调，“以祖为师”不等于“以儒为师”。“儒”只是我们现实社会特别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人身后甩不掉的“影子”。但是，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发展，使专业技术人员对传统文化的领受路径也越来越多样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伸:讹

中国近代百年革命史同时也是一部“以洋为师”的历史。这里的“洋”，先是近处的“东洋”，后是远处的“西洋”;中国人从师的经历先以师从“东洋”为主，后以师从“西洋”为主。而由于“东洋”从基本理念上亦可归于“西洋”一路，因而我们的“以洋为师”是一以贯之的，从追求“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开始，逐渐演进到“追本溯源”的制度层面的更新。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与教化的时间可谓不短，但“以祖为师”会“食古不化”，“以洋为师”则容易“以讹传讹”。从文字上看，“化”字通“讹”字，有“化”必有“讹”。“化”亦有“真”与“假”之分，“化”的真身为“教”，“化”的假身为“讹”。将西方文明的成果在东方做无端的嫁接或过度的引伸，则成为“讹”。

试列举“讹”的一种: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看，我们基本上认为，“以洋为师”就是“以美为师”;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化”不来。美国确实继承了欧洲文明的精华并创造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但是，现在的美国也在经历着经济危机与恐怖主义的威胁。反过来讲，它的发展理念及消费方式对世界局势和环境安全也是一种威胁。原因在于，美国的发展理念及消费方式对全球而言有其极端错误或者相对“讹”与“恶”的一面。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就是在凭借其军事实力进行强词夺理地“讹诈”。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因为我们并没有“讹”的能力和必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虽然可以从“华盛顿共识”中找出一些积极的东西加以“引伸”，但不能“以讹传讹”。所以，我们“以洋为师”，并不等于“以美为师”。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就像一个完整的句子一样，从修辞上说有其内在的“隐喻”结构，从词源上说它所用到的每一个词都有其来历和“影子”，并且都可以从语义上对其内涵做恰当的“引伸”。有人说:“当代中国需要在三个传统之间进行整合:传统文化、计划经济模式与改革开放时代。”［2］事实上，广泛的社会实践正在不由自主地促成这样的整合。整合的结果就是当下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的“特色”，是不同时代、不同师承的结果。简要地说，计划经济模式是“以俄为师”的结果;改革开放时代基本上是“以洋为师”;传统文化的保存是“以祖为师”的表现。其中的“中国”，其实是一整套古老而又活生生的文明形态。它是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复合体。尽管现实形态的中国在表面上已经西化，但在中国人的心里，老祖宗的传统还在。我们对自己的“影子”、国家的“隐喻”及社会将来的“引伸”都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这些都反映在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性表现为两种逻辑，一是理论本身的逻辑，即理论体系“内在的完备性”;二是由于理论体系与外部实践的吻合与检验的程度而导致的对其逻辑性的认可，即实践逻辑，也就是“理论的可检验性与可修正性”。前一种逻辑是事先的、表面的逻辑;后一种逻辑是事后的、内在的、实际运作中的逻辑。我们过去的理论研究较为注重前一种逻辑，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理论工作转向对后一种“实践逻辑”或“内在逻辑”的阐述。按照这种要求，结合上述论述，笔者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有以下三条。

(一)“深刻的隐喻”导致的隐忧

中国会不会是第二个俄国或苏联?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苏联为什么会“亡党亡国”?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明喻”，即中国继续走俄国和前苏联的道路是肯定行不通的。前苏联的解体已经充分证明我们“以俄为师”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需要进行大的变革，即便不是全盘变革。我们的隐忧在于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把方向盘调整得恰当好处，既不因为紧急打轮出现翻车事故，又不因为不打轮而撞上南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目的是让长期运行着的管理模式继续运转而又不让其因为过多的内耗而瘫痪。因为惯性的作用，我们依然要强调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只不过我们把近现代的、教条主义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换成了当代的、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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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逻辑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可以解除一部分人对作为“集权专制主义”出现的前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恐惧。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少应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或希特勒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区别对待。

(二)“虚晃的影子”导致的影射

如果中国不因为“集权专制主义”而亡党亡国，中国会不会因为“分权专制主义”而分裂?这里用古代诸候“分封制”、军阀割据时代的“分权专制主义”来影射某些人对当前地方势力过大及特殊利益集团的统治僵化的担心。这种担心其实是对我们的“影子”的恐惧。确实，历朝历代都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而导致国家发生动乱的事例。如果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则更让人担心这个新型统治集团所建造的“王国”稍有不慎就会走上“复古”的老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还要求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影射，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朝代”、“朝贡”、“朝拜”等观念其实在社会与宗教领域依然广泛存在，即便只是作为暗流和“影子”而存在。虽说我们总在无形中有所“复古”，但是，只要把“影子”的力量控制住，不让它过于强大，就无碍大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既没有完全否定古代“分权社会”的历史价值，也对现代新型“集权社会”的前景有所期待。

(三)“过度的引伸”导致的引爆

还有两个“以洋为师”引发的问题。一个是，从中国既有的发展模式来看，中国会不会已经走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另外，中国应不应该现在就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前一个问题是“以美为师”逻辑地引出的，后一个问题是“以欧为师”引出的。

有人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变体。但是，“它的核心机制是官僚体系。如果政府官员是以资本主义机制来经营政府全资或控股的公司，那它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官僚资本主义比较正面的一种形态。如果政府官员用公权来为个人、家族或朋友的经济实体、商业利益服务，那就蜕化为特权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我认为，特权资本主义的术语更好，因为它从操纵者和运作机制着眼，裙带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则从受益者角度着眼。”［1］187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属于“过度引伸”。按照这种引伸，中国事实上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再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经济目前依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依然坚决反对“私有化”，这些都与“资本主义”有根本区别。如果把“私人资本”的运作模式看成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路线，则是过高地估计了“资本”及“私有化”的力量，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

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蓝本，即北欧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要在理论上否定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因为如果过多地宣传这条道路在北欧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则会引爆一些崇尚西化的民主人士的急迫的联想，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盘西化”的思潮。尽管中国的“新社会主义”在理念上与西方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相通的，但中国真正要实现这些“全盘西化”的理念、真正切实地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还有很长一个准备的过程。或者说，为了保证中国不会在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急匆匆地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逻辑上要坚持自己所走的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实践逻辑”与“执两用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现实的逻辑比理论的逻辑更重要。坚持“实践”在先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在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所体现的“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及“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的思想，均体现的是“实践第一”的原则。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不是一挥而就的，也不是某些人凭自己的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中国人民从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生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个理论体系是对与它相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逻辑上的区分的结果，是对“以俄为师”、“以祖为师”、“以美为师”三条路线所积累的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有它自己的东方的传统，又有它一直在学习且经过消化后的新的传统、新的特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那么“传统”但包含着很多“传统”，它不那么“现代”但在有些方面已经超越“现代”、走向当代。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在理论建构中，需要同时掌握以下三种内在的逻辑:一是不能过“左”的逻辑，以消除对普遍存在的前苏联命运的“隐喻”的担忧;二是不能复“古”的逻辑，以防止官僚传统及其虚晃着的“影子”对实际发展空间的占据;三是不能过“右”的逻辑，以驱散将“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过度引伸”导致的迷障和烟云。如此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又要“执两用中”，防止各类偏差。只有做到“执两”，才能准确地“用中”。孔子讲“过犹不及”，对各方面的极端情况，以及各种逻辑的无限制的引伸，都是值得警惕的。事实上，不偏离“中道”之所在，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恰到好处地掌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寻找多条逻辑路线的适度的整合，这种“执两用中”的逻辑已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总而言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普适论”再到本世纪的“特色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和行动上都做出了较大程度的调适与转变，这些转变的发生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实践逻辑”与“执两用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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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窦竹君．传统中国的多元共治与伦理法制:兼论重塑多元共治［J］．河北法学，2011(1):45-52．

［5］李春峰．变化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调适性:海外中国研究的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2):212-222．

［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日］川岛真著．田建国译．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The Logic of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ou Xiaobing
(School of Marxism，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ombanation of experience from Russia，America and Chinese history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t is based on the three logic branches．First，to prevent“far left”，because it used to be a line from the beginning of Russian Leninism to the end of former Soviet Union．Second，to prevent“retro”，so we can reduce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interference and other historical baggage．Third，to prevent”far right”，because universal values should not be overly advocated．

Keyword: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ractice logic;holding the two and using the middle

通讯作者:周小兵，lowerpwer2@126．com．

作者简介:周小兵(1970—)，男，博士，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基金资助项目(201206255040)．

收稿日期:2014-06-24．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5)01-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