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保成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宋与之前的历朝相比，最为突出的是“与文人士子共天下”。宋代的斯文之盛，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更是首屈一指。今人评论宋代的“文治”多从宋代文教出发，阐述宋代“以文制武”，而且多将两宋的灭亡归因于宋代的“文治”，将“文治”定义为“温治”，痛惜宋代的武功之弱。但随着对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观点也存在片面性。宋初统治者立足于安定内乱，“文治”必然符合当时的现实条件。

一、宋初制定“以文制武”政策的由来

960 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建立北宋王朝，结束了战乱分裂的五代历史。北宋之所以没有重蹈五代的覆辙，并使两宋延续了三百余年，这与宋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之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赵匡胤急于跳出五代更替的循环，赵普的回答也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弊病。正是由于这场对话，从而引起了之后“杯酒释兵权”的发生。

之前五代的统治者大多想借武力一统天下，因而没能够很好地治理国家内部的弊病。因此，赵匡胤鉴于五代统治者的失误，将军权收归于皇帝，终使宋朝统一了中原政权。虽然今人写文章有对宋初“先南后北”政策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在观念上使宋人放弃对北方失地的征讨，但从整个五代的历史来看，自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之后的汉周两朝一直没有放弃对北方辽国的抵抗，其中以周世宗对辽的反击最为突出，虽然收复了二州三关，但在周世宗死后，赵匡胤立马就推翻了后周的统治。这说明在当时，治理国家内部、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为重要。鉴于此，宋初统治者制定“以文治国”的“祖宗家法”，后世子孙大多奉行不误（神宗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三不足”，即引发了朝中动荡）。中央用文人执政，最为突出的即是用文臣担任枢密院的长官（曹利用、狄青为武臣特例，但也好景不长）。地方上除了广收节度使兵权之外，还用文臣知州军事，据《宋会要》所记：“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宰相李纲上言在沿江、沿边处设立帅府，以帅府文臣一员充安抚使，并带马步军都总管，武臣一员充副总管；要郡文臣一员带本路兵马钤辖，武臣一员充副钤辖；次要郡文臣一员带本路兵马都监，武臣员充副都监”。[2]可看出，即使是在南宋初年国家面临严重外患之时，宋朝廷还不忘遵守“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武将在国家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拥兵作乱，“苗刘兵变”即是很好的理由。

北宋初之所以提出“以文制武”的政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扫除五代遗留下的武人夺权的思想毒瘤。北宋建立之时，统治阶层明显意识到“治乱”在于“治心”，只有在思想层面上使天下人忠于赵氏王朝，才能使赵宋王朝不会像五代政权一样被很快推翻。

二、宋朝对“文治”的贯彻

北宋初，赵匡胤就提出了“作相须用读书人”的观点，《宋史》所记：“乾德改元，赵匡胤要求宰相所定年号须用前代未有者，而在乾德三年平蜀后，看见蜀宫人所用镜的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即召窦仪等诘之。仪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乃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3]宋代还设立了诸阁学士等官作为侍从官以备顾问，据《石林燕语》所记：“祥符中，始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寿昌两阁于后，而以天章藏御集，虚寿昌阁未用。庆历初，改寿昌为宝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阁皆二帝时所自命也。神宗显谟阁，哲宗徽猷阁，皆后追建之，惟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4]两宋为先帝修阁无非是为了显示先帝的“文治”。再者，宋代的宰执又多从这些侍从官中选拔而出，表现出了宋代统治者“文治”的统治意愿。

宋代“文治”还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即为宋代科举之盛。自隋唐创立科举之后，宋朝将科举制度完善化，宋代科举主要分为“常举”、“制举”和“武举”三类，前两类为文试。宋代常举（贡举）分三级：州试（国子监试）、省试、殿试。凡殿试合格者即赐出身，视为“天子门生”，即可做官。今人的研究得出宋以前多为“世族政治”，而到了宋代即为“士大夫政治”，主要是因为宋以前多由门阀世族把持朝政，而宋代的宰执集团多为科举出仕的文人。《石林燕语》记载：“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组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寘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4]大多数宋人的思想即是读书考试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连宋真宗也作了一篇流传至今的《劝学篇》，迷醉天下学子近千年。

三、宋代皇室教育

两宋不仅对国民大力提倡“文治”，统治者自身也注重文化的培养，自太祖以降历代国君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像真宗、仁宗、理宗等，就连亡国的徽宗在绘画和书法上也有过人的天赋，这都来自于宋代良好的皇室教育。宋代的东宫制度与唐代略显不同：一是唐代东宫除了有文学之士的配置外，太子还掌管着“太子左右卫率府、左右司御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监门率府、左右内率府”[5]等东宫武装部队，而到了宋代由于三衙的设立，东宫诸卫官失去了所掌的职事，成了虚衔，太子也失去掌兵的权力。二是宋代设立了“资善堂”作为专门教导皇子之所。资善堂的设立始于真宗，真宗为了很好地培养仁宗，就专门设立资善堂作为“皇子就学之所”，设立都监掌管资善堂的安全，并请朝中富有才学的执政官作为资善堂的师傅。“资善堂”就成为了宋朝皇储制度的重要内容。[6]

太子即位后，资善堂就被取消了。虽然没有了资善堂，但宋朝的“经筵制度”作为向皇帝讲解“先王之道”而被确立了下来。早在唐代就设立过“讲读之官”，但随着五代的战乱，“讲读之制”被废罢。到了宋代，由于宋代皇帝们崇尚“以儒治国”，就让朝中大儒们为自己讲解“治世之法”。经筵官大致分为“侍读”、“侍讲”和“说书”，讲读的内容主要为“史书”、“政书”和“经义”。经筵制度的创立使宋代皇帝们在即位后依然能够培养治国的能力，以后的历代王朝（尤其是明朝）也奉行经筵制度。

四、宋代“右文”政治的影响

宋代可以定性为“崇文抑武”而不能定为“重文轻武”，并且所压抑的只是武将，而不是武学。正如前文所说，宋代科举中还有武举一项，作为选拔武学之士的途径。崇宁年间，地方上诸州还置武学，立考选升贡法，仿儒学制，用来选拔武艺绝伦、文又优特者。绍兴二十六年，宋高宗见武学颓弊，因谕辅臣曰：“文武一道也，今太学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才。”[3]诏兵部讨论典故，参立新制。两宋以来，武举的地位虽不如贡举，但也并行不悖。

今人推崇宋代的“文治”也是青睐于宋代的“文人主政”，宋代的“文人政治”具有灵活性，也就是宋代宰执具有流动性。《石林燕语》云：“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4]宋代的执政官大多几任后就会卸任，虽说被罢官，但朝廷仍设立“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等作为卸任宰相及参知政事等前任执政官的优宠官位。[7]宋代统治者这样做即是为了防止宰臣长期把持朝政，使最高权力永远掌握在皇帝手中。两宋以来，除了少数如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这三个权臣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宰执都是不定期更换的。然而宋朝“文治”却导致宋代文官势力过于庞大，就连皇帝的意愿也往往被朝臣所左右。

宋代重用文人，提出了“不杀士大夫”的祖宗遗训，后代统治者中除了高宗杀欧阳询之外，大多都很好地遵循了这一遗训。官员只要不犯必杀之罪即采用流放及外任等形式。职事官享有高俸，外任之官还有职田用来养廉，武官中的节度使俸禄比宰相还高，待遇之厚历朝未有。两宋以来，朝廷厚待士大夫，文臣武将无不对朝廷肝脑涂地，两宋灭亡时，文武忠臣之多历朝罕有。

宋初在五代之后满目疮痍的环境下提出的“右文”政策，使宋朝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了唐末遗留下来的武人专政、藩镇割据的弊病，使北宋避免走上五代更替的覆辙，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是正确的。但之后宋朝在统一南方后继续贯彻“崇文抑武”的政策，对外奉行“守内虚外”的主张，使北宋武力一直处于弱势，即使神宗时期实行了“将兵法”，但也是积重难返，加之神宗死后，党争激烈，神宗新法意义全无。金人南下，二帝北迁，北宋禁军之弱可见一斑。南宋军事实力较之北宋虽有所增强，但南宋由于仍积极推行“右文”的“祖宗家法”，文臣党争，武将腐败。元人南侵，南宋政府除了投降外无计可施。因此，“右文”的推行会使文臣势力迅速扩大，文臣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无力发动兵变，而只能采取党争的办法，将“君子不党”置之度外。现在来看，文臣党争对朝政的影响较之武将叛乱更为深远。但宋朝的“右文”政策也是多层面的，终宋之世有外患而无内忧，即使是在南宋建国之初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朝廷也能迅速平定内乱，收归权力于中央，这无疑是“右文”政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1]（宋）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3214.

[3]（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50,3683.

[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82,41,26.

[5]（唐）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712-720.

[6]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1.

[7]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7.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