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地处闽粤交界处,位于潮汕平原心脏的潮州,是粤东古老的文化中心。这里有美丽富饶的韩江三角洲,拥有南中国的黄金海岸,粤东地区的第一大河——韩江贯流整个潮汕平原。广义的潮州包括整个潮汕地区,即潮州府辖下的九个县范围。春秋为七闽之地,战国为越人所居。自春秋战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漫长时间内,潮州一直都是整个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是“潮州文化”的发祥地,素有“岭海名邦”、“海滨邹鲁”的美称。潮州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支脉。自唐宋以来, 特别是“百代文宗” 韩愈被贬到潮州之后, 把代表汉文化最高水平的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带到潮州来, 他在潮州大地致力兴学 、大办教育, 使潮州的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潮州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传统独特,旅游景观众多,民资侨力丰富,区域品牌凸现。潮州民风纯朴、学风日浓, 并形成潮州的独特文化。

潮州文化植根于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坚实的历史基础。潮州文化的鲜明特色可以用“开放、务实、创新、奉献”八个字来概括。这种鲜明的文化特色既体现了潮州文化的精华,又反映了潮州的时代气息和人文心态。

潮州的“开放”特征表现在潮人对外拓展生存空间、接纳外来文化对外交流等诸方面。潮州人不安于现状,不满足封闭在自我循环的小圈子里,具有向外拓展的特征。自隋唐始,潮州人便寻求向外拓展。隋大业六年(610年),武贲郎将陈棱领兵从义安郡出发,在柘林登船,出师澎湖、琉球等岛;1773年,饶平人林钦堂等组织到台湾台北的员山开荒种地。潮州人历来就敢于向外发展,具有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由于人多地少,生存条件受到很大的限制,潮州人移居海外谋生始于唐宋,盛于明清。

潮州人靠着“务实”的精神,走南闯北,四海为家,艰苦创业,团结互助,将潮州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七蛮之地”建设成为“海滨邹鲁”、“岭海名邦”。明清以后,人多地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益严重,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潮州人“务实”的精神。务农的精耕细作,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出最多的粮食,成为全国第一个单造水稻亩产超千斤的地区;经商的精打细算,以求利润的最大化;做人的儒雅精明,一诺千金,即使倾家荡产也不甘食言。

潮州文化的“创新”体现在它是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并重。它具有勇于开拓、勇于创新、敢于冒险、同舟共济的特征。善于寻找生存空间,培养创新精神。潮州人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创造机会的能力与生俱来。海内外潮州人敢为人先,敢闯敢冒,敢于冲破僵化观念和陈规陋习的束缚。

潮州民系文化是广东三大民系文化中的一个,其最大特色在于海内有一个潮州,海外也有一个潮州, 海内海外各有潮人一千多万。海内外潮人遥相呼应,内外互动,相映生辉, 其凝聚力举世闻名。广东每年都举办一次海内外潮人联谊会,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潮州人爱国爱乡,乐于奉献的精神举世闻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人之美、济人之难、仗义疏财、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近代爱国侨领郑智勇倾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当今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在内地、香港等地累计捐款数十亿元;仅汕头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收集到的海外潮人汇款家乡的凭证----侨批就达十万份……这些都是潮人奉献精神的最好说明。

潮州文化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大量潮州人的向外迁徙,潮州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使潮州文化自身又不断发展。

如前所述,潮州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潮州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是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文化体系,是由多种文化因子构成的一个大系统。善堂文化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国际著名汉学大师、潮学泰斗饶宗颐先生曾经指出:“善堂文化是潮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提倡潮州学,如果摒弃对善堂文化的研究,就有遗珠之憾——整理善堂的一系列史料,是对潮州学的一个重要补充,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潮州善堂既是一种社会团体又是一种社会学派。它发源于潮州,在东南亚一带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受到各所在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它以佛教为主,揉合了道、儒文化,组成一种庞大的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其济世济贫,匡扶正义的思想千年不息。善堂具有严密的理智性和善待生灵的和善性,从不侵犯世人的利益,易为世俗社会所容纳;由于其教义以积德行善为主旨,脱离世俗社会功利和私欲的思维意识,其世代传承身体力行的一系列崇高道德理念却能感化世人,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正是它生存发展的不竭动力。正因为善堂世代相传的这种“慈悲和善”的德行和爱心,在当地社会发展历程中,为促进社会和谐作出巨大的实际贡献。

一、善堂的起源

潮州善堂(或称善社、大峰祖师庙)的创立,源于宋朝为民造福的释大峰和尚(1039-1127)的善举。

据清光绪甲申(1884本《潮阳县志》)卷十八“仙释”载:“宋。大峰,不详里氏,始来自闽。…里人立庙祀之,名其堂曰:报德。”中间记载建和平桥的经过,但对其生平所述不详。按民间说法,他诞生于北宋宝元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俗姓林,名灵噩,字通叟,浙江温州人,进士出身,因不满朝政腐败而弃官削发,于宣和二年(1120)自闽游缘至粤东潮阳县蚝坪(今和平镇)。时逢旱灾,田园歉收,瘟疫流行,路有饿殍。他为解民厄,结庐于北山(即今桥尾山)的后灵豁(今灵泉寺处),复设坛于北侧狮尾石(今大峰石),为民祷祝并治病,施医赠药,收尸埋骨。后灵豁与蚝坪之间,有大江(即练江)横阻,它直通大海,波流湍急,覆舟为患,大峰遂发愿建桥,以便民往来。他广募众资,度水深浅,计算需用木石数量。宣和癸卯五年(1123),带着所募施钱前往闽南,4年后即靖康丁未(1127)载运木石用材航海而归。定桥位于桥头村与番盐埠头,历经艰难,当年便建成16个桥孔,铺成宽9尺、长30丈的桥面,仅存较易施工的首尾两孔未筑时,即同年十月,大峰圆寂,享寿89。南宋绍兴癸酉(1153),即大峰圆寂的26年后,曲乡贡元蔡淳,捐资续建石桥完成。

乡民感念高僧善举,于绍兴年(1131-1162)末,曲乡贡元蔡淳及其孙蔡震,将蚝坪乡腾让书斋易建为报德堂祀之,内奉大峰和弥陀佛像,尊大峰为祖师。明末清初(约1644-1661),有人梦见祖师指示里人收尸施药等,该堂便实行之,成为潮汕内外信祭大峰之善堂“鼻祖”。

自此,各县乡建祖师庙渐多。在清末国弱民惨、1943年大旱饥荒两个时期形成高潮。并于庙内设立慈善机构,更多地方是直接成立善堂或善社以行善,但堂内皆供奉祖师塑像。历代著名官员也倡办善堂,如光绪六年(1880);乡贤丁日昌倡办揭阳善堂,专事赈饥寒、恤孤独、戒鸦片、刊善书、育婴幼。有的善堂还办义务消防灭火队、孤儿院、教养院、小学、医院等公益事业。如,民国时期影响很大的潮安庵埠太和善堂,在华侨及当地善人的大力资助下,就做了大量善举,饮誉四方。当1918年正月初三,南澳岛等地发生7.25级地震时,该堂善友除救护当地灾民、掩埋死者外,还在邻近地区急赈;创立医院,免费为穷人治病;创建学校,让几百名穷孩免费入学;创办儿童教养院,收养100多名孤儿。当1941年至1943年,日寇横行加上旱灾,饿殍遍野时,该善堂向饥民施粥,每天排长龙求食者成千;1945年,飞机数袭,本地死伤数百,数百社友昼夜救伤埋死;1947年农历6月韩江水灾,附近乡镇成泽国,前往急赈;1950年至“文革”十年浩劫,因极左政策作祟,该善堂与潮州各地善堂一样停止活动。自1980年起逐渐恢复堂务,众善奉行,施舍大量的米、款、物给福利院、残疾人、特困户,捐助长江洪区、福建东山县海难、东南亚海难等,功德突出。

潮州善堂绝大多数是奉敬宋大峰祖师并以此为号召力的,但也有个别奉敬吕祖、玄天上帝、华陀仙师窦先师、齐天大圣及“崔师爷”、“林大人”、“佛祖”、“老君”、“圣母”等等。总之是把为民做过好事的先哲或神仙当作崇拜对象,以增对善信凝聚力,有利于筹资集物以行善。潮州善堂(包括分社)全盛时有500余座,近10年来已陆续恢复约300座。

二、潮州善堂对社会的贡献

潮州善堂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自救机构,也是一个庞大的救苦救难的慈善系统,海内外慈善机构密切联系,亲如一家。善堂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海内外乐善好施的富户和社团内善信的乐捐。善堂事务的主持者由寺庙、乡绅、长老共同参与,也有社会名流及官场退居者参与其中。大部分善堂由于经济来源充足,主事者素质较高,确实为当地办了大量的好事、善事。他们平时举办各种活动,教诲善众修心养性,行善积德,因而成为陶冶情操的场所。

潮州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屠城:一次是元兵攻陷潮州城时,为报复潮州人民的抗元斗争,入城元兵在潮州府治潮州城内大屠杀;另一次是清兵攻陷潮州城后的大屠杀。两次大屠杀使潮州城尸首成堆,血流成河。这些尸首多为潮州城内外的各善堂所收埋。1943年的大饥荒,潮州大地的几百处善堂竭尽所能,为民布施,为饿死者收埋尸骨。

在当今的潮州和东南亚各地,善堂的义举同样值得称赞。哪里有自然灾害,哪里就有善堂善众的义举。1998年华中那场大洪水,海内外潮州善堂自愿发起捐款活动,为灾区人民募捐了大量钱物,为夺取抗洪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据统计,复办后的潮州范围内各善堂,近年收纳老人共1536人,其中五保老人931人,社会寄养604人。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养老方面的供需矛盾,弘扬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历史上潮州善堂的活动频繁与否,与当时的时局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出现的时候,潮州善堂的活动越发频繁。历史上潮州地区发生的多次大灾难,善堂都发挥巨大的作用。

潮州的善堂组织普遍于50年代全面解体,以善堂为平台的慈善文化活动也因此消声匿迹。而海外的善堂不受此影响,在这段时间得以保存,使以后对潮州善堂的“文化反哺”成为可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宗教政策的落实和宗教活动的恢复,在海外善堂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善堂除陆续恢复之外,并有所创新。原大潮汕地区一分为四,成为四个各自独立的地级市,由于辖属行政区不同,给统计带来很大难度。据有关统计,整个潮汕四市范围内近年陆续恢复、重建和新建的善堂总数达近千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些善堂的经济来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裕,从业人员,特别是有关主持人的素质也大为提高,善堂各项活动的开展更加有声有色,在当地社会保障和救贫济世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善堂文化活动的开展,大大地丰富了潮州文化的内涵。为当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潮州善堂的海外传播

潮州善堂,从清末起随着潮人出洋,也传播到海外去。他们离乡时,捧着某善堂或某神庙香火,一起渡洋,到侨居地奉祀,以保平安。待到事业有成,生活改善,便合建善堂或神庙,作为敬奉处、思乡所、会聚点,并以善堂为机构组织救困扶危。据统计,今天海外善堂的数量约有200多座,分布于泰、新、马、越、法、加拿大等国和港澳台(台湾有逾百座)地区,著名的有泰国曼谷华侨报德善堂、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马来西亚明修善社等。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旅泰潮阳县和平乡人马润先生,以原籍有报德古堂,而旅泰潮阳人崇敬大峰祖师者尤众,便返故里恭请祖师全身至暹,供信徒膜拜。初无庙址,于越拉马君所创立之永顺昌镜庄楼上,设坛供奉,后在石龙军之南戏院后建篷寮作庙址。每逢疠疫流行,民众一面求医,一面求助祖师。善信捐资购棺,收殓穷尸,并购地葬之。此为华侨报德善堂之开端。三年后即二十六年(1900),善堂移至越隆潮州山庄巷内,至1910年,由郑智勇(即二哥丰)、伍广源隆、陈兴利、马达生等先生发起侨社募捐,购地于拍抛猜昭堪路创庙,匾曰 “报德堂”。其仿照汕头存心善堂的建筑设计模型,从潮阳县溪头乡,请吴阿永去承建。

曼谷华侨报德善堂,是从潮汕传到海外的善堂典范。该堂大力扶贫济危,誉满泰国。于1937午创办华侨医院,购置山庄坟场。1944年抗战时组织华侨救护队,战后接济蜂拥至泰之潮、梅、广、琼同胞,在码头所施之粥被称为“大峰祖师猪肉粥”。1952年发起成立“华侨报德善堂暨各侨团报社联合救灾机构”,赈济黄桥大火灾。1976年,特设“流动医疗队”赴内地免费为穷人治病。历经6年兴工的22层楼的华侨医院大厦1978年竣工了,内设病床七八百张,使该院成为现代化之全科医院。1979年设“施医赠药慈善基金”,郑午楼董事长捐泰币五百万铢连同捐建筑金总共1千万铢,诸董事和华侨也相继乐捐施医赠药共7471万余铢,同时拨助曼谷32家医院304万余铢、内地32家医院108万余铢。1981年创办华侨学院,1988年起主办曼谷无线电台。1976年至1990年,收尸及移尸送检共41506具。每年受施贫民数以十万人计。1990年后,又创设分堂行善,扩建华侨学院而成为综合性现代化大学——华侨崇圣大学。

四、海外善堂对家乡的贡献

从古到今,海外潮人为各个故乡做出多方面巨大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其中,大量的济贫善事,是以个人或善堂名义,通过善堂这一民间救济机构进行的。

(一)民国时期

1.灾民喜获救命的“和尚米”

从被人誉为“大峰再世”的释莲舟(即定会,1904-1996)法师,出洋募米再由善堂布施6万6千包以上华侨救命米(俗称“和尚米”)经历,就可看出华侨赤子之心。

国难当头的1937年至1939午,潮州名僧莲舟师联络各善堂组成“潮州善堂团救济联合会”,会址设在汕头市小公园安平路今安平一小内,开展救贫工作。期间1938年初,他至香港跑马地山的东莲觉苑做施济工作,经八邑商会会长、揭阳县人孙家哲引荐,华侨潮州赈灾团代表寿仲云、游剑池、黄勤生,与他接济,接交首批6500包米(每包150斤),用“潮汕号”轮船运至汕头,灾民欢腾。当时得到汕头波宁公司王冬青、郑义谦等安排舶船。法师再冒炎热,行脚几乎遍及东南亚,为潮州灾民募米。在泰国,得到张兰臣、陈守明、蚁兆炎等侨领支持,并获僧王嘉许。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主席杨缵文,捐巨资购米5万包共5千吨,由法师押运至其故乡潮安县庵埠镇,交由太和善堂发给饥民,善堂每天煮粥施济。

法师冲破日寇海上封锁线,出洋募米,并运来家乡救危,更为感人。1943年大旱饥荒,特别是日寇作虐,潮州灾民猛增,饿殍遍地。是年六月,为救待哺灾民,他冒险远出募米。一天夜里,由葛洲人张崇玉等协助,与20多名难民,在日寇封海中冒险于达濠坐船,偷渡香港,踏上生死难卜的海途。船至三门关时,不幸遇日舰被扣。他光顶袈裟,利用在闽南佛学院所学到的几句日语,诉说此行意在救世,幸获释赴港。找到孙家哲会长、吴镜堂副会长(潮安县枫溪人)求援。八邑商会紧急协商,发函通电,要求海外各华侨团体支援。10天后,和尚按计划先赴越南,日夜穿梭于侨商、善信之间募米。两次得到西贡潮州会馆会长郭顺兴、中华总会会长朱记兴等爱国侨领们的支持。各位爱国华侨,热诚捐款献米。堤岸潮州辗米厂长林枝德的捐款最多,达1.5万元越币;西贡巨贾郭耀太、南丰公司经理吴炳昭,各捐6千元越币以上。经法师奋力,其募集的一大批米,由堤岸潮州辗米厂辗为粉末,装成袋,用饭脯伪装,以便避过日寇之检查(日寇只准米制品出口),并由西贡港驳载馆总经理吴展南鼎力相助,派船冒险装运,先运到香港,再侥幸于翌年(1944)初夏运抵汕头港。此批历经磨难的6000包(每包120市斤)“和尚米”救济粮,最终分发给各县善堂,对于众多灾民而言,真是雪中送炭。地处孤岛的南澳县、海山岛、汕头市、潮阳县、达濠镇、澄海县、南洋镇、潮安县、庵埠镇善堂和汕头救济院各得500包,使八百贫民能维持半年所需,留存1000包由潮州佛教慈善团救济联合总会作应急之用。时逢冬天,他们又把空米袋发给受冻者御寒,拯救了一大批濒临饿死者,尤其是儿童。

2.泰、越、新潮侨帮助善堂救乡亲

1946年春,潮州饥荒仍多,故存心善堂理监会推荐派遣理事辛杨人赴暹、越募款赈贫,得到各善堂和侨领、公会的鼎力相助,捐献米、款,情景动人。

泰华侨社为协助这捐募活动,成立专门委员会,华侨报德善堂董事长陈振敬、前董事长张兰臣分任正副理事长,共15个团体代表组成理事会,于同年7月15日出发。泰侨共捐暹币26.1848万铢、国币218.9万元。其中报德善堂捐暹币2.4086万铢60士丁、国币1万元,善堂董事长陈振敏捐1万铢,曾任第5、6届董事长张兰臣捐国币200万元,堂董事蚁美厚经手代捐5.21万铢,堂副总干事白明坤经手代捐3.45万铢。复阳佛堂捐3.75万钵15士丁,林芝英捐3.567万铢,倪英俊捐2.56万铢50士丁,复元善鲎捐2.314万铢。所募总款,原拟办购米来潮,因米不准出口而改为汇现款,以作救济之用。1947年5月,潮汕洪灾,华侨报德善堂急购地瓜千担运至潮,“交由汕头存心善堂代行散赈”。逾月,汕头莽蓬善社派员至暹募捐,该堂代劳,获善款暹币1.5925万铢(见1947年华侨报德善堂报告书)。越侨也共捐越币54.8526万元,其中蚁培岩捐2万元,陈宽记、辛岐臣、求志堂各捐1万元。经旅越潮州同乡救济潮汕粮荒会,把该款办运饭干,分两批运潮,再由存心善堂协同汕头市善后救济协会办理,分拨各县市善团赈民。饭干第一批由海阳轮运1650包,笫二批由夏美莲轮运来3040包,两批共4690包。该堂负责把第一批中的495包、第二批中的912包饭干,在汕头市区赈济。办运饭干余款46.9517万元越币(折国币2.1838亿元)交存心善堂作善举之用。“辛杨人君历次出外募捐,其工资及一切旅费概不动用善堂公款,合并声明”。

1938年,国难当头的苦难岁月,南澳县深澳乡潮音寺住持释瞪源(1878-1960),在寺内成立慈济善堂,以救贫民。写信向旅居新加坡的女儿妙理法师(1915-1970)求援。妙理便募捐钱物,幸获新加披深澳人华侨李鸿堂先生,多次慷慨乐捐,把钱物多次寄来善堂,去赠药施棺,赈米济饥,救了不少濒临饿死者。

海外潮人帮助故乡善堂行善,故乡善堂也帮助潮侨所托。旅越潮商富豪郭琰(今潮安县庵埠龙坑村人,1863-1927),急公好义,按侨胞“生有畔落归根之心,死望骨骸回乡之念”,于民国初年,将潮人公墓中100多具骨骸标号化成骨灰,由元利号轮载回汕头,托存心善堂保管,登报通知遗属按期领回安葬,逾期则由善堂代为安葬。此举得到海内外潮人赞扬。

(二)当代社会

自1949午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后,尽管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福利进步,但依然存在着贫因阶层,存在着天灾人祸。故在相当长的岁月中,扶贫济危仍是客观的迫切需要。海外潮人各善堂、众善士又继续“弘扬圣德,普济众生” (郑午楼先生题词),分别向故乡捐献巨款。

1.海外报德善堂走在行善的前列

信奉大峰祖师的海内外善堂“鼻祖”——潮阳市和平镇报德古堂,自1984年9月修葺竣工,恢复善举,开潮汕之先,联络海内外善众,为主得到泰国华侨报德善堂暨郑午楼董事长等各国侨胞、港澳台胞布施,至2000年止,共捐赠社会福利巨资逾千万元,用于修桥造路、补助残疾人与特困户、省内外救灾、建设敬老院、援助兴学建校、抚恤孤寡、收尸埋骨等,善绩卓著。

同时,古堂自1989年起,在附近桥尾山兴建集行善、纪念、旅游于一体的大峰风景区(其中有大峰医院、大峰纪念馆、祖师亭、报德亭、报德楼、大牌坊等),至1996年基本完成。喜获华侨报德善堂和郑午楼、陈世贤、胡玉踞、马松深、张泗川、马兴松、马镇乾、马木有、张美叶先生等侨胞、港澳台胞乐捐,总计逾6千万元。1995年12月20日落成的大峰医院,是由香港九龙潮州公会马松深先生为首,港澳、侨胞捐港币1千余万元所兴建,创办以来发扬大峰美德,坚决拒收红包而饮誉四方。

1996年3月2日,以副董事长胡玉麟为首的华侨报德善堂观礼团,来风景区参加大峰纪念馆落成庆典。为该馆他本人捐10万元港币,善堂捐了500万元港币。

2.新加坡同德善堂思源回报

新加披有由潮人侨胞创办的崇奉张运杰(1881-1921)“菩萨”的一批善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同德善堂念心社。张运杰,普宁县泥沟乡人,弱冠入空门,往揭阳县炮台镇东岭陆村创建觉世善堂,供奉大峰祖师,善绩彰著,后振兴潮安县大吴乡的修德善堂,并施医助葬,被誉为“菩萨”。1950年,新加坡潮侨崇拜张运杰而创办同德善堂念心社,在星马各地联合分堂6座,同奉“张菩萨”,并寻根思源,于1985年以郑春发主席率进香团访揭阳陆村的觉世善堂拜“张菩萨”安葬处,后共捐200余万元,还资助潮安县大吴乡修德善堂、揭阳登岗乡觉真善堂等。1991年赞助兴建陆村的觉世中学。1995年第二次进香团130余人来访,并捐建中学门亭。

3.侨胞、港涣台胞纷纷向故乡表爱心

马来西亚侨领陈宏升,于1984年起捐款给潮安县庵埠镇太和善堂,并被选举为董事长。又带动其他侨胞行善,使该堂越办越好,建议办医站治病救人,办聋哑学校助残,办幼儿园济贫,办音乐团义演。1996年8月赈大埔县水灾,1997年9月赈潮安县西坑洪灾等。

旅马侨胞吴汉钦,于1984年汇款2.4万元人民币,捐给南澳岛深澳镇慈济善堂购棺济贫,1991年该堂名誉董事长、台胞康维吴也捐4.4万美元。其他台胞合捐20万元给该岛云澳镇协义善堂。岛上平善堂也得到泰国柯廷潮等侨胞资助,推行善举,兴建祖师纪念堂。

揭阳市榕城区梅云镇翁厝寮的觉世善堂,1993年起由泰侨陈巧缄、郑响真等捐款复建并施多种善举。侨胞纪玉然等还乐捐38万元,合潮汕各善堂捐款共80多万元。

总之,潮阳和平镇报德及棉安、仁德、仁济、念敬、乐善、善德、海门镇报德、汕头市区存心、诚心、诚敬、诚德、慈爱、延寿、大峰庙、顺和,潮安广济、太和、同奉、遂心、衣德、杏苑、报德、修德,揭阳梅云觉世、东岭觉世、平德,饶平县崇心、存德、顺兴,南澳岛平善、协义、慈济等众多善堂,都得到海外潮人捐款献物,得以恢复善举,造福社会。

五、善堂的社会文化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功能总是意味着满足需要,从最简单的吃喝行为到神圣的仪式活动都是如此。”潮州善堂这种文化现象现象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可以与人类生活需要联系起来进行功能分析。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及人们对潮州善堂开山祖大峰祖师的无比崇敬,潮州善堂得以在海内外潮人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做出贡献的原因。善堂确实在当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功能。

(一)是社会救助机构

在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国家财政困窘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保障在制度安排和运行模式方面作出了适合国情的选择,形成了官民结合的,由中央、地方和民间三方力量构成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总体消耗大、积累少、保障水平低的制约,对传统社会保障的功能起到了增强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秩序的维持。

潮州善堂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自救机构,也是一个庞大的救苦救难的慈善系统,海内外慈善机构密切联系,亲如一家。维系善堂发挥社会功能的施事人员主要有两部分:出钱的和出力的。善堂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海内外乐善好施的富户和社团内善信的乐捐。善堂事务的主持者由寺庙、乡绅、长老共同担当,也有社会名流及官场退居者参与其中。大部分善堂由于经济来源充足,主事者素质较高,确实为当地办了大量的好事、善事;没有经济能力的,在善堂做“义工”,不拿善堂的一分钱报酬,但却做着花钱人们也不会做的工作。他们为善堂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善事。

潮州善堂自设立伊始就与当地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活动频繁与时局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的年代,或者在天灾人祸的出现的时候,潮州善堂的活动越发频繁,其发挥的社会功能也就更为显著。历史上潮州地区发生的多次大灾难,善堂都发挥巨大的作用。

不少善堂,如潮安县庵埠同奉善堂,自创办之日起即与当地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复办的二十多年来,在修桥造路、济贫济世、救死扶伤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据该堂的主事介绍:他们善堂村的二座危桥重修;铺设了村道;为村中孤寡老人送终;发放救济物资等。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他们组织捐款、捐物总值超百万;2006年的碧丽斯台风带来的强降水,造成了潮州大地的严重内涝灾害,他们组织慰问,并将求灾物资送到灾民家中;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他们表现得更为实出,为灾区捐款近二百万元,并通过红十字机构送到灾区。

谷饶同安善堂自1992年复堂以来,情系贫困,乐善好施,在港澳同胞、华侨、当地企业家等社会力量的乐捐支持下,善举不断,多次组织开展支援灾区灾民、贫困地区群众生活和学生入学等扶贫济困活动,近至谷饶本地、关埠、贵屿等毗邻地区群众,远至广西、兴宁等外省、市,受救助群众不计其数。十多年来,扶贫赈灾、救济孤困数十万元、大米100多万公斤,该善堂的善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潮州市规模最大的善堂——大码头报德善堂。该堂复办于1979年,现有善众近4000人。据该堂的法律顾问蔡奕道先生介绍:该堂以济世济危为已任,自复办以来,收埋路尸、水尸、陈尸1300多具;接济、扶助贫困户不计其数。三十年来,该堂用于救灾、救险、救苦、救难会出的善款近千万元,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该堂的善举也得到社会的公认。复办该善堂福利会的创会会长陈钦淡先生被评为改革开放以来“感动潮安十佳人物”,受到政府的表彰。

(二)是弘扬传统文化,陶冶情操的场所

潮州文化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是人们的共识。潮州文化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特质组成,它包括:潮州方言、潮州音乐、潮州工艺、潮州风俗、潮州礼仪、潮州饮食等。而所有这些文化特质都可以从善堂中找到它的影子。

大凡善堂都有固定的活动场所,这些活动场以宗教庙宇的式样建设,高屋建瓴,龙飞凤舞,融合了地方的建筑与工艺,有独特的建筑工艺特色。内部的摆设,体现了地方工艺的高水平。善堂把方言、音乐、工艺、风俗、礼仪、潮饮食等文化因素融合到善堂活动过程中。他们平时举办各种活动,教诲善众修心养性,行善积德,因而成为陶冶情操的场所。

潮安同奉善堂是较有特色的一所。庵埠文里的杨秀金先生是该堂的善众,他对潮州音乐有很高的造诣。不论是二胡,还是扬琴、琵琶都有很高的造诣,受到众多音乐爱好者的尊敬。他在善堂创设了潮州音乐活动中心。平时他组织乐友到善堂奏乐,广结善众,教授音乐,培养了众多潮乐好手。国家级的二胡演奏家李先烈、曹玉莹等都经常前来参与他们的活动,也成了他的忘年好友。值得一提的是前年初他被查出得了肺癌,由于病灶部位不能手术,他表现出潮州人淡薄明志的特点,用音乐来陶冶情操,用善举来充实自已忘掉自己已身患绝症。本来医生已判定他只能存活三个月至半年时间,而他至今已生活了近两年。而且从外表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

(三)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

潮州善堂这一文化现象产生以来,就与中国社会共命运。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潮州善堂通过各种途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郑智勇(1851-1937年)是近代潮籍旅暹爱国华侨领袖,也是泰国同奉善堂的主事。他爱国爱乡,热心公益,资助侨胞,积极支持中国民主革命。他的的动人事迹,在泰国华侨社会和潮汕各地广为流传。

在大革命时期,潮州善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潮州市被杀害的革命烈士如孙应采、沈序昭、许雪秋、黄秋富和归侨烈士柯国泰等的尸骨都是市内的报德等各善堂冒险为其收埋。

1926年春,彭湃率领农民军攻克惠来城,后因后援中断退守大南山。牺牲同志暴尸荒野,国民党严禁收尸,该城的“同学善堂”组织善友掩埋队,打着红“十”字旗,戴着印有善堂标记的袖章,冒险进入前线,在枪林弹雨中为牺牲烈士收埋尸体。此举在当时解放区被大力表彰。1944年,日本侵略军200多人围攻揭阳官硕村,该地国防军一个连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其时该村和附近善堂的善众,冒险为死难官兵收埋遗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四)是海内外潮人联络的纽带

潮人出洋时带善堂香火一起远渡传至海外,不忘根源。另一方面,有不少潮人受苦受难时幸获善堂拯救而活命,后移居海外,自身不忘故乡善堂恩泽,并教育子孙不忘此德,故善堂成为联络海内外潮人的纽带之一。

海外华侨中,原是故乡善堂社友、骨干或主要行善的老辈,都引导儿孙、亲友常回堂看看,父交子往,承先启后,为乡亲救困扶危,故善堂又成为新一代华侨与新一代乡亲联络、欢聚的场所。

海外华侨中,原是由故乡善堂拯救或抚养成人的老辈,更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携儿带孙,发动亲友,回乡探堂,慷慨捐助,造福桑梓,使善堂成为海内外同胞饮水思源之处、不忘故乡的根。

原汕头市区人港胞徐瑞庭,今75岁,10岁(1944年)时,逢潮郡遭日军肆虐,人祸天灾,家贫如洗,胞弟饿死,他幸获诚敬善社儿童教养院收留,抚养成人,后考入湖北大学,1979年移居香港。1997年知善社恢复,为报恩,虽经济不富,仍捐了数万元,发动儿孙、亲友港胞每年捐2万多元,且组织善社儿童教养院童友会捐献款物。他说:“我小时享受过善堂救济才活命,如今只要我有能力,就要回报善堂,钱虽少而心意厚。”

因有行善积德的共识和善事交往,潮汕善堂也成为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其亲属与乡人的情结所在,谊深意长。侨、港、台属、原汕头市升平区政协副主席王昌熹(1940-2001)之先父王水泽在民国时捐巨款购西药赠善堂救人。他继父志行善,并抢救善堂文化,主编出版善堂专辑《升平文史》创刊号。其住港儿子同样济贫。故王昌熹于病故后第5天,潮汕各地和闽南东山县善堂代表共数百人,聚集于南墩广德陵园为之悼别,其子当场再捐一万元给善堂施药。以善为乐,代代相传。

(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潮州善堂作为一种民间的宗教机构,蕴涵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对人世的生老病死举行礼典,主张神灵超度善始善终。对无主路尸料理后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主张善待生灵保护环境、反对残害生态污染家园。这对于世俗社会化解矛盾冲突、协调人际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显示出强大的促进作用。如在战争时期,各地善堂都会旗帜鲜明地以神的名义谴责凶徒战犯的残酷暴行,伸出援手协助抗战救助难民;在和平时期,各地宗教信徒也会开展治病疗伤、收养遗孤、慈善救灾、济贫助学、传播爱心等活动。

善堂追求的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形态相融相通,又确确实实地与人类坚信的“富裕社会”、“公正社会”、“诚信社会”、“爱心社会”的奋斗目标相通,即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形态寓意相融,受到世人的尊重和理解。

许多到潮州参观、旅游、学习、工作,对潮州有所接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潮州人文明、礼貌,社会和谐、祥和稳定。这在其它地方是很少见的。韩山师范学院一位来自辽宁的教师深有体会地说:“我见到路上有两个人骑摩托车相撞。如果在我的家乡,肯定会相互指责而吵个没完没了,最后可能还会打起来。而两个撞车者都向对方说对不起,周围的人也会过来关心发生的事,有的还过来帮助他们把车扶起之后,然后大家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地各自离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潮州社会稳定、和谐是远近闻名的。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同志得知潮州的青少年犯罪率为零,感到十分惊奇。于是他多次派有关部门同志到潮州实地调研。每次调研汇报的情况基本一致,潮州的德育工作抓得好,确实没有青少年犯罪的情况。谢非同志决定在潮州召开全省德育工作现场会,把潮州的先进经验在全少推广。此举在全国引起轰重。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对潮州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韩山师范学院的一位来潮州工作了五年的教授对街头打斗现象做过跟踪调查,发现这些打斗的参与者百分之七十是外来人员。

比较典型的是,在潮州地区,家庭、邻里的纷争可以通过善堂来调适,“化纷止争”。善堂的主事人充分利用群众对善堂的崇敬心理,把解决不了的矛盾到善堂解决。在庄严的环境下,加上主事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量的矛盾就这样化解了。据潮安同奉善堂的杨先生介绍:每年该堂化解的群众纠纷不下三百宗。

善堂的教义自成系统,理念的主旨上有鲜明的特征。它指点世人积德行善、修生养性、平等博爱。它所宣扬的“慈悲宽容、诚实信任、和平友爱、善待生灵”等等的社会道德,蕴含着人际关系和谐化的崇高道德理念,曾经影响和感化过一代又一代善男信女的心灵。

在世俗社会处于善恶并存、强弱不均经常引发社会矛盾和人际冲突的现实状态下,潮州善堂体现出的慈悲、和善、诚信、友爱等等的德行爱心,显示出人际关系和谐化的示范形象,受到世人的称赞和钦佩。海外善堂与潮州善堂携手同为促进社会和谐而共同努力。

结束语

善堂是潮州特有的传统文化现象,有丰富的人文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内涵,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大有作为。善堂发挥了心灵关怀的特长,对地方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中华民族的復兴,必有重要贡献。在 “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思想的指引下,善堂为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作了样榜,“弘扬社会正气”、“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我们要大力弘扬善堂的优良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善堂文化的丰厚资源。加强对善堂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善堂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不断扩大善堂的影响力,使潮州善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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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中坚, 潮州广播电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