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圣云 许双喜

中部重点试验区主要指国家在中部地区批复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国家级区域规划，是中部地区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中部崛起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逐渐建立的以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主要特征，旨在推进改革开放与合作并进行先行先试的改革试点，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继深圳、上海、天津在中部地区建立的综合配套改革重点试验区。国家在中部地区选择一批有特点、有代表性、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以试验区为空间载体，把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促进中部崛起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中部重点试验区改革开放中促进中部地区快速崛起。把解决中部崛起的紧迫问题与破解全国发展面临的共性难题结合起来，为中部其他地区经济社会改革提供新经验和新思路。通过设立试验区进行试点改革降低改革风险和试错成本，由点及面为中部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改革和开发、开放起示范作用。

一、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区域功能与战略意义

（一）中部重点试验区是推进中部改革开放与加快中部崛起的实验区，以鲜明主题承载着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为促进中部崛起提供经验和示范

新世纪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4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同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中部地区重点改革试验区改革步入快车道。2008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部地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重点试验区—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2008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两个重点改革试验区都是以“两型社会”建设为主题。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2010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2010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从中部6省重点改革试验区批复的时序谱系来看，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肩负着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但先行先试的主题、重点和空间范围有所不同或各有侧重。

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是先行先试的改革试验区。比较而言，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主要致力于探寻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之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肩负着探索太湖流域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模式的重任。中原经济区建设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问题，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模式。皖江城市带是合作发展的先行区和科学发展的试验区，在探索产业承接与创新合作机制等方面承担先行先试的任务。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目前批准的唯一的全省域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空间范围是省内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省内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则是跨省经济区。

（二）中部重点试验区是带动中部崛起的强力引擎，是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中部6省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重塑了中部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建议》（中发［2006］10号）颁布以来，中部地区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开始提升。在《〈促进中部崛起规划〉实施意见》（2010）、《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划》颁发和实施后，中部地区连续出台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国家级区域规划，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向纵深方向发展。从空间经济视角来看，中部重点试验区是一种集约、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通过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形成区域经济内聚合力，增强国土空间综合承载力。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圈作为构建中部“两横两纵”经济带的、多极化的支点网络，将成为引领中部崛起的空间载体和增长引擎，发挥了增长引擎的辐射、带动、引领和示范作用。从先行先试功能来看，中部重点试验区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改革的先行先试实践，优化了资源配置与组织效率，形成了中部重点试验区，重塑了中部经济版图和空间格局。

国家在中部地区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和批复的国家级重点改革试验区，其区域战略意图在于加快中部崛起，进而促进我国四大区域板块的协调发展。中部重点试验区是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中部6省发展要求中和作用的产物。中部重点试验区的旨在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转移等重大改革发展战略，是着眼于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和区域合作的现实需要，基于中部6省自身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提出的，既反映了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求，又满足了中部各省紧迫的发展要求。因此，中部重点试验区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海陆国土空间到4大区域经济板块，再到中部重点试验区，经济空间不断缩小，战略规划主题与实施计划进一步细化。体现了国家区域发展政策与区域规划思路的战略性转变，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经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国家赋予各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实验的自主权力，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具有更为灵活的改革和发展空间。

（三）中部重点试验区位于发展条件较好的城镇密集地区，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都被列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肩负着带动整个中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

重点改革试验区规划是发展性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空间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是重点改革试验区国土空间有序开发的重要基础，重点改革试验区的有序开发开放应以主体功能区空间规划为基准，根据重点改革试验区规划的发展重点和时序安排，综合确定其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中部重点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则主要是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实验区，深化改革的先行区，扩大开放的试验区以及中部地区人口、经济、城镇的重要密集区。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都被列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肩负着带动整个中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也承担着引领中部地区开发开放合作先行先试的改革试验。因此，中部重点试验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既要突出其重点开发与优化开发的主体功能，也要兼顾和发挥好其他功能，尤其是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江湖治理等方面发挥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实验职能，同时还要注意各地区经济发展、居民福祉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表1 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规划比较

二、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特征分析与关键问题

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对外开放发展较快，但对外开放水平和外向经济程度较低。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但区域合作意识较弱，区域合作进程有待进一步推进。

（一）利用外资成效显著，外商直接投资是中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但存在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不高，外向经济程度较低，对外贸易发展滞后等制约因素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对中部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支撑作用日益突出。从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来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偏低。2003年以来，中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处在8%-10%。2006年中部6省实现进出口总额539.8亿美元，2011年增加为1627.3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2倍。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存在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不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外向经济程度较低等特征。尽管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有了较大发展，但其开放程度并不高。进出口总额有所增加但低于同期GDP增速。从指标分析来看，2006年中部地区外贸依存度为9.8%，2011年为10%左右，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对外开放度总体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即使是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高的安徽省和东部发达省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对外贸易发展滞后是制约中部经济快速发展的突出因素。

中部地区对外招商引资步伐加快，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由2006年的130.5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7亿美元，引进外资、利用外资规模有了很大提高。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来看，中部6省都以约两位数速度增长，尤其是安徽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开始提速，是2006年中部6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速最快的省份。河南2011年成为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最大的省份。可见，中部6省利用外资成效显著，质量和水平持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仍和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

表2 中部6省对外贸易比较

（二）区域合作不断深入推进，国际贸易活跃度和对外开放度较强，但区际贸易活跃度和对外开放度较低，区际合作意识相对缺失导致中部地区难以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整体

中部各省市开展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大大提高，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整体表现为中部6省之间的交流合作相对于各省的对外联系要少很多，中部6省之间抱团意识薄弱，但对外联系都很积极，由此导致中部地区很难形成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整体。在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的对外联系方面，江西省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龙头，对接长珠闽，深化与毗邻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合作取得明显成效。安徽以皖江城市带为依托，积极融入长三角，推动合肥、马鞍山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湖北加快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引领中三角城市集群发展。湖南则巩固珠三角、拓展长三角、积极对接环渤海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山西、河南积极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试验区构建。此外，中部举办的“中博会”和中部论坛也促进了中部6省交流合作，但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内部的区域合作意识较弱。

深化区域合作是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互动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中部地区开展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区域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成为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快中部崛起要求中部地区要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把对内合作与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中部重点试验区作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先行先试试验区，要加快推进对外合作，实现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带开发，深化国内外区域合作，优化对外开放格局。

三、中部地区重点改革试验区扩大改革开放与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从区域合作思路来看，中部重点试验区合作意识不强，合作观念不够解放，中部地区要以扩大对外开放为引导，以产业空间整合为核心，立足自身发展，积极融入周边，提升中部试验区的整体竞争力，扩大中部区际合作，加快推进中部地区一体化进程。

（一）逐步消除制约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行政区经济试验改革为切入点，促进中部地区改革开放和区域合作

中部6省区域合作的最大制约是体制机制障碍，出路在于扩大中部地区改革开放，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让企业在区域分工合作中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创造力和竞争能力。一个能促进效率改进的体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外部性内在化，提供激励机制等来改善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而提升该地区的外资吸引力和产业竞争力，最终实现更高程度的对外开放，实现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了中部地区之间“制度学习”机制的形成，缩小区域之间的制度落差，进而引导欠发达地区制度创新，通过推进管理体制创新和管理服务改进，在有条件形成区域合作城市区或经济区的地区，积极探索行政区经济改革，化解行政壁垒与行政分割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建立精简、高效的现代政府管制体制，切实推进中部重点试验区的制度创新。

（二）切实改善产业转移承接环境，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健全承接产业转移的长效机制

目前，中部地区产业层次整体较低，产业发展规模较小。因此，中部地区较为紧迫的任务是依托比较优势，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这是中部地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成本上升等原因，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必然趋势。2010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2010年8月，《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成为指导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纲领性文件。2011年6月和12月，国家发改委陆续批复了《湖南省湘南承接产业示范区》和《湖北省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动性和竞争力明显加强。与此同时，中部6省承接产业转移会产生过度竞争，进而导致产业同构、布局雷同等不利于中部产业分工合作的因素。因此，中部6大重点改革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要基于自身优势，遵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原则，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同时，要注重培育产业转移的承接环境和氛围，切实营造公平透明、便捷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环境，建立健全服务承接产业转移的长效机制。

（三）积极打造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示范区，以深化分工与合作为导向，推进区域性城市组群式发展

目前，中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城市圈为核心的城市群空间格局，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面临如下制约：中心城市规模较小，集聚扩散能力较弱。中部6省之间合作不足，形不成比试验区更高一级的具有更强集散效应的区域性城市群增长极，导致中部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不高，难以强劲支撑中部崛起。

区域城市集群以区域内部各发展单元的公平对话为基本准则，共同发展为目标，在促进地区发展，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等方面有积极的作用。长江中游区位优势十分突出，位于国家“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沿长江通道横轴和京哈、京广通道纵轴的交汇处。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把长江中游地区列入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为此，谋求长江中游城市共同发展，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大大提升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竞争力，使之成为有力支撑长江中游地区快速崛起的增长引擎。

（四）大力构建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以区域协调发展为试验主题，推动晋陕豫等省区边界地区发展与合作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带，包括河南省的三门峡市、陕西省的渭南市和山西省的运城市、临汾市四市，面积5.8万平方公里，人口1700万。晋陕豫三省依黄河毗邻相接，处于省际边界地带，一直有跨省区的合作愿望，但由于行政壁垒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形成。国务院在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提出：“支持中部地区与西部毗邻地区开展合作，鼓励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突破行政界限，开展区域协调发展试验。”为此，构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使之成为全国第一个打破省际行政区划的、以区域协调为主题的试验区，为中部行政区划交界地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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