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庭 曹清峰 孙 哲 李海燕

一、引言

自2005年国家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进程正在不断深化，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区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因此探究制度创新因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下一步更加有效地开展综合配套改革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制度在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众多，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来源就是制度创新，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在实证研究方面，Spindler and Miyake（1992）、De Vanssay and spindler（1994）、Dawson（1998）等人的实证结果都证明，经济的增长与市场的自由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Heckelman（2000）针对经济增长与市场化程度两个要素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市场化程度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国内针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也展开了大量研究。林毅夫（1999）认为，我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归功于经济制度的不断演进和变革，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府部门职能的不断演进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樊纲等（2003）指出，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证研究中，卢中原、胡鞍钢（1993）首次提出了市场化指数，研究了市场化指数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樊纲等（2003）则从不同的方面对市场化指数进行衡量和描述，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周业安、赵坚毅（2004）在樊纲等人研究基础上，测算了我国1984-2002年间的市场化指数认为市场化程度不同是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国于2005年设立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国内经济学界掀起了对于制度创新的又一个研究高潮。研究方向涉及广泛，包括建设背景、意义的研究，内涵与基本特征的研究，以及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模型、试验区改革重点领域及发展建议研究等。

李罗力（2006）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试验区的配套改革能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突破，更在于为全国各个地区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汪玉凯（2005）教授曾指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意义不亚于深圳特区的设立。郝寿义、高进田（2006），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十分重要的历史时刻设立的全方位的试验区。郝寿义和张换兆（2006）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建立了以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制度空间扩散模型。

总的来看，尽管目前研究注意到了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对象的定量研究仍然较少，大都集中于定性的分析。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利用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天津滨海新区①三个综合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990-2010二十年的面板数据，对制度创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与测度，以期更加具体的反应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试验效果，并对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全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计量模型设计，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计量模型设计

（一）制度创新测度

如何定量地测度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是本文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根据各个试验区自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所提出的各项变革措施，将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归类为资本效率增进型制度创新和劳动效率增进型制度创新，具体分析制度创新的不同方面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资本效率增进型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产权制度创新、涉外体制创新和金融体制创新，劳动效率增进型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利益分配制度创新。具体措施如表1所示。

在指标选取上，产权制度创新用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衡量，代表试验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金融体制创新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非国有资本所占比重来衡量，代表试验区资本配置效率；涉外体制创新用试验区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代表试验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利益分配体制创新用GDP中非财政收入的部分所占比重来衡量，代表试验区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产权制度创新、金融体制创新、涉外体制创新和利益分配体制创新四类指标提取主成分，然后利用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加权成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制度创新水平。

表1 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深圳综合配套改革重大制度创新分类

（二）计量模型设计

经济增长除了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外，本文还选取了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作为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控制变量，设定如下基础模型：

上式中各变量的含义具体如下：

GDP代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出水平，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试验区实际GDP来衡量；K代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际物质资本，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资本形成来衡量，本文主要选用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表示；L代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劳动力数量，用试验区历年就业总人数表示；S代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结构，用试验区内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I代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制度，采用上文测算的制度创新指标来衡量。

（三）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为1990—2010年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面板数据，变量数据根据199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深圳市统计年鉴》和《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式（1）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全部样本检验了制度创新在试验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的，为了清晰地探究在国家设立试验区之前和之后制度要素在试验区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的变化，分别对试验区设立之前和之后制度要素对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在回归前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平稳性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都是平稳的，可用于模型估计；其次对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表明应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表2报告了全部回归结果。从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对实际经济数据的拟合度较高，基本能够反映数据之间的真实约束关系，模型调整后的R值为0.94，拟合优度大于0.9，拟合度较好。从各变量的显著性来看，除产业结构要素外，其他各变量系数均显著的；其中，制度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制度创新对试验区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2中进一步报告了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样本的回归结果。从改革前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对实际经济数据的拟合度较高，基本能够反映数据之间的真实约束关系，模型调整后的R值为0.98，拟合优度大于0.95，拟合度非常好。对于制度变量综合指数I，其变量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制度变量对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其系数小于1990-2010年来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系数1.02，这表明制度创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家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前也是稳定的正向作用，但影响的程度相对于平均水平要小。

从改革后的估计结果来看，制度创新变量I在5%的显著水平下也是显著的，这表明制度创新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家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也是正向的，并且其系数大于全部样本期内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系数1.02，表明制度创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家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进一步地，通过比较改革前后制度创新变量I的系数可以明显看出，改革后制度创新变量对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大于改革前，这表明国家在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通过对试验区发展实行配套改革，在此基础上通过试验区进行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2 全部回归结果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1990-2010年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对试验区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对试验区实行综合配套改革，制度要素有了更大的空间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因而对经济增长也有了更大的贡献。

（一）结论

1.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产权制度创新来讲，产权制度的变革为试验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综合配套改革通过改革产权制度，明晰企业所有权，维护和保障所有者应有的权利，同时建立较为健全和完善的保险机制，实施所有者风险分担，提高所有者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个体提供保障服务，从而为试验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较为良好的配套机制，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2.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资源配置创新来讲，制度创新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资源配置是经济生产中影响生产效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制度则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核心要素，有效率的制度能够起到资源配置的优化功能，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方向进行经济生产，从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综合配套改革通过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

3.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激励角度讲，有效的制度刺激经济发展更有活力。有效的制度往往能够对经济体的发展起到激励作用，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种激励主要是通过外部收益和成本的内部化来实现的，在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中实现收益，当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无法使得经济体获得潜在的经济利润时，或者制度创新能够奖励技术成本，使经济主体获得更大的利润，就会激发经济主体进行制度改变和创新，从而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以实现经济主体利润最大化，从而促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

4.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对外开放方面看，开放的环境使试验区发展与国际接轨。对外开放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为经济体提供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使得试验区内各个微观经济个体有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改变较为落后的思维方式，以更加活跃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对外开放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影响既有较为短期的拉动经济增长，也有潜移默化、较为长远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提升，能够从根本上实现试验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由此，制度创新水平的合理提升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有效地促进作用，通过综合配套改革，使得制度创新要素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并且各制度互相配合的促进试验区经济的增长，因而，本文建议国家应该进一步的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进行制度上的放行，使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能够更加强有力的进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保护的配套制度改革。但是，从一般层面来看，目前制约国家综合配套试验区对经济增长影响促进效应发挥的问题主要有：

（二）问题

1.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导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红利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的先行先试权使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而能够产生制度创新红利。但从目前来看，其改革红利的释放仍然不足。

从中央政府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放权、授权来看。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历程来看，其改革的突出领域大都是得到了中央政府或部门的充分授权。例如天津滨海新区在发行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建立基金发行市场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主管基金的国家发改委部门对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给予了充分的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股权投资基金有关政策问题的复函》（发改办财金〔2008〕1006号）明确规定：发行规模在50亿元人民币以下的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可由天津进行审批，在国家发改委备案，这也使得天津滨海新区在此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类似的情况，还有上海的金融体制改革、深圳的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等。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各部门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适度放权和授权，是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取得巨大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实践表明，在改革中一方面上级政府和部门要在整体统筹的前提下对试验区充分授权，主动释放改革红利；另一方面也应鼓励试验区（基层政府）在新领域大胆实践，在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的前提下，充分调研，“胆子要大”，敢于试验，敢冒风险，不断深化各项改革。

2.目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缺乏足够制度保障。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改革“先行先试”中存在两方面的风险：

首先，“先行”过程中改革失败导致的风险：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的“先行”过程虽然有现有的正式制度来规定改革的界限，但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未知因素，如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中上级政府授权不到位导致试验区难以深化改革等因素，所以改革仍然存在失败的风险，但这种风险的可控性较强。

其次，“先试”过程中改革与现有正式制度之间冲突的风险：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试”过程则更为复杂：（1）由于“先试”过程中缺乏现有正式制度的支持，所以即使“先试”过程顺利，也存在如何与现有正式制度的协调问题。由于中央政府和部门是正式制度的制定者，因此对试验区而言，即使“先试”成功，也存在现有正式制度不认可的风险。（2）“先试”由于没有现成的例子和制度可循，使得“先试”过程的风险性更高。因此，这里存在如果“先试”不成功如何认定试验区责任的问题，特别是在相应正式制度缺乏的情况下，试验区“先试”存在较高的风险性。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针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现行先试”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也增加了试验区承担改革责任的风险，使试验区在一些改革难度大、牵扯利益复杂、改革风险高的领域缺乏动力进行改革，从而造成在一些改革领域难以突破，出现劣势领域。

3.警惕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过度追逐改革红利形成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改革路径受改革初始条件的影响。目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另一方面，现有改革的惯性使得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缺乏动力进行其他改革。现有改革重点突破的领域释放出了大量的改革红利，而且改革惯性使得在现有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成本低，改革红利获取相对容易。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过度追逐改革红利的情况下，目前改革的弱势领域由于改革难度大、改革红利获取困难，这可能使得试验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方面缺乏动力，即只是着力于好改革的领域，对于目前难改的领域则缺乏动力去改，这明显与综配改革的整体性是不符的。

4.改革的开放性不强，“开门改革”力度不够。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经验与成功做法具有共享性，“开门改革”是由综合配套改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决定的。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各试验区“重点突破”的基础上，实现“整体推进”。而“整体推进”的实现依赖于各试验区的“开门改革”，即改革的成果和经验应该实现共享，如果行之有效就应该在全国层面得到推广，综合配套改革的这一思路在实践中也已经被认为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但目前改革成功经验的宣传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开门改革”与地方、部门既得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具体体现在：“先行先试”使得首先进行改革的地区和部门存在“先动优势”，如果改革成功则可以独占改革红利，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但“开门改革”意味着首先进行改革的部门和地区必须放弃一部分改革红利，由独占改革红利到与其他地区共享改革红利。如果这一过程导致原有地区和部门利益受损，那么“开门改革”就会受到首先改革地区和部门的抵制，改革成功经验就难以在整体层面推进下去，这显然是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整体目标是相悖的。

因此，针对上述一般性问题，中央应该进一步深化权力下放，给予试验区改革红利释放的充足空间，同时健全中央对试验区的授权机制，进一步明确授权的内容和界限，理顺改革红利的释放路径，建立改革绩效和改革风险的评价和监督机制来协调好“先行先试”与改革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正式的改革经验宣传与推广机制，做好“开门改革”等方面。

（三）建议及启示

从具体措施角度而言，本文研究对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有以下启示：

1.加快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所有权制度。一般来看，各个试验区的快速发展都伴随着国有经济的大规模改制，通过改变国有经济在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给予非国有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促进自由竞争，能够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然而，近几年来，很多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社会现象，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停滞不前，一部分高技术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的趋向于加入有强大后台的国有企业养尊处优，因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完善所有权制度。

2.逐步完善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以满足城市企业生产中的劳动力需求问题，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完善了试验区的市场经济模式。然而，经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多年来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由于大部分的农民工知识水平较低，无法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效率，因而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下一步改革中应关注农村教育问题，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3.加快实施以金融体制改革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试验区应当逐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得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都能够平等的获得金融资本，避免权力寻租，取消政策优惠，给予非国有经济足够的机会进行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并使得资金能够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门进行商品生产。

4.建立开放型区域文化，促进区域对外开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逐步建立开放型的试验区文化，使得试验区内各个经济主体能够主动地接受外部经济体中值得借鉴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同时也吸引外部优秀的经济主体加入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发展中来，以包容性的文化接纳不同的经济发展主体，共同促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注释

①以这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这三个试验区建立的时间早、代表性强。

［1］Dawson，John W.Institutions，investment，and growth: new cross-country and panel data evidence［J］.Economic Inquiry，1998，36（4）:603-619.

［2］De Vanssay X， Spindler Z A.Freedom and growth: Do constitutions matter？［J］.Public Choice，1994，78（3-4）:359-372.

［3］樊纲，王小鲁，张立文，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2003，（3）:9-18.

［4］Heckelman J C.Economic 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a short-run caus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03，（1）:71-91.

［5］郝寿义，高进田.试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J］.开放导报，2006，（2）:25-28.

［6］郝寿义，张换兆，赵军.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理论模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2-7.

［7］李罗力.对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若干思考［J］.开放导报，2006，（5）:8-11.

［8］林毅夫.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J］.中国改革，1999，（8）:14-16.

［9］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49-55.

［10］Spindler Z A，Miyake J F.Prospecting for the“Homework”Measures of Economic Freedom:A Summary ［J］.Rating Global Economic Freedom， Vancouver， The Fraser Institute，1992:230-254.

［11］周业安，赵坚毅.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和政府经济结构政策转型——中国经验［J］.管理世界，2004，（5）: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