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魁

一、引言

中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构建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合理调节各地区之间财力分配。通过转移支付，既要实现经济发达地区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势头，又要通过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来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以及老工业基地的改造。

分税制在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税源基础上，也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分配，其中，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政府财政收入的差距，合理调节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以保证各地区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财政能力。因此，按照分税制设计的基本原则，实行分税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加大中央政府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从而实现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由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专项转移支付主要解决外部性、中央地方共同支出责任以及实现中央特定目标问题。但是，由于存在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对转移支付增长的弹性远高于本地非公共部门收入增长弹性的“粘蝇纸效应”，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不利于实现财政均衡（Stine，1994；乔宝云、范剑勇和彭骥鸣，2006）。同时，在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中由于不具有均衡地区财力差距的税收返回和专项转移支付一直占较大比重，而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比较小，出现了转移支付的“马太效应”，导致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距一直在扩大（傅勇，2008；贾晓俊、岳希明，2012）。

同时，随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进，为实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这三大战略，中央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来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保证长期稳定的财政资金用于建设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引导发展相关产业部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层面的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等对三大战略的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是政府在区域政策中最重要、最具有操作性的手段之一，而转移支付正是实现这一手段的主要工具。

付文林和沈坤荣（2006）、张恒龙和秦鹏亮（2011）认为转移支付从总体上发挥了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的作用，有助于省际经济收敛。Tsui（2005）、张明喜（2006）、郭庆旺和贾俊雪（2008）、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等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在扩大地区经济差距，没有达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与分配的不科学和不公平（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范子英和张军，2010）。

可以看出，对于财政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之间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学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同时，关于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GDP、可支配收入等方面的总体研究，而对于分产业的研究则较少。结合中央政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转移支付是否促进了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否改善了落后的生产效率的事实，这仍是值得探讨的。从经验数据上证明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对国家后续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以及发展方向才能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

二、区域政策下财政支持事实经验分析

从四大区域的财政支出收入比来看，只有东部地区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则是支出收入比最大的区域，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最大，也体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西部地区所享受到的中央政策支持。东北地区2004年财政支出收入比超过中部地区，这与国家2003年开始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相吻合，而到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之后，2007年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收入比又超过东北地区，总体而言中部和东别地区财政支出收入比相差不大，这也与这两个区域自身相对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相联系。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的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分别在15%和8%左右，而西部十二省所占的比重也仅为15%左右。在经过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财政能力平衡之后，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东部地区相对减少。

虽然中央政府对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先后实施了区域战略来支持地区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生产单位GDP所需要的财政支出均高于东部地区，而且与2003年相比，2007年生产单位GDP所需要的财政支出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分别增长115.79%、107.14%和150%，仅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109.09%相接近。中央政府对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投入较大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三个地区生产效率并没有较大提高。

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先后实施的区域政策中，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发展均开展了较大强度的财政支持，较好地平衡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较差的事实，使得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有较大的财政能力来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但是从创造GDP所需财政支出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并没有实现其预期的目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效率并没有相应提高。因此，对现有的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较为深入的测度和评价是急切需要的，对于中央政府在接下来如何开展更为有效的区域支持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分析方法

SFA方法通过生产前沿和无效率函数的综合回归来检验不同因素对企业平均无效率的影响，这个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估计不同企业的生产无效率和生产函数的参数，不用假设所有企业在面板数据设定下相同的生产前沿面，其模型的表达式是：

使用对数形式，并加入区域设定后模型可以写成：

其中Yjt表示第j（j=1，…，n）个区域在时期t的产出；Xijt表示时期t（t=1，…，T）区域j（j=1，…，n）的第I（I=1，…，m）种投入的水平。该模型假设不同区域的技术进步程度不一样。为了获取不同区域的技术进步参数，在公式（1）中包括了区域虚拟变量dumj。需要估计的参数用α和β表示，其中包括常数项α0和生产技术参数αi，β表示不同区域间的技术进步差异。组合误差项（vjt-ujt）包括两部分：随机项vjt和生产无效率项ujt。另外，vjt假设是独立同分布的（i.i.d.）N（0，σv2），独立于ujt和其他回归量，ujt是一个非负向随机变量，假设是零点截尾的独立分布N（μ，σu2）。

根据公式中的设定，PEjt生产效率的类似衡量方法，表示观测到的产出Yjt和生产前沿产出γjt的比重，表示如下：

四、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估计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4种次类型工业企业和27个两位数行业部门工业企业2003-2007年的生产效率。从2003年开始，国家统计局使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 4754-2002），《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分地区的数据包括43个分类指标，本文根据数据的连贯性，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三资”企业①、大中型工业企业等5种工业企业类型和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27个两位数行业部门。截止于2007年，是因为从2008年开始《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没有对工业增加值数据统计，因此无法进行有效的生产效率测度。

产出用工业增加值来衡量，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每个省份的工业增加值（Y）用当年统计年鉴中的名义值，劳动力投入（L）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衡量，资本投入（K）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衡量，这三个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除了基本的生产投入和产出变量外，本文使用了另外3个变量来解释生产效率。首先，人口密度（DENS）和市场可达性（ACC）是作为集聚经济指数。最广泛使用的集聚指数是Ellison-Glaeser Index（EGI）和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CAPELLO R.and NIJKAMP P.，2009）。前一个指 数 由 Ellison 和 Glaeser（ELLISON G.and GLAESER E.L.，1997）建议使用，主要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计算这个指数需要每个企业的数据，而这很难获取。HHI指数需要分区域、分产业的就业数据。在本文中，因为三大产业之间就业统计口径的差别，难以在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之间计算就业的情况。但是我们发现人口密度与HHI指数的相关度较高（苏华，2012）。因此，人口密度（DENS）这个变量用来指明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人口密度越高，产业结构越多样性。人口密度计算方法是用各地区年末总人口数除以土地调查面积。这两个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另外一方面，市场接近对企业区位决定的影响在经验研究上一直有争论。空间经济学证明企业的最佳区位依赖于市场接近，市场接近的定义包括市场规模和交通成本。比如，Fujita等（1999）和Fujita和Thisse（2002）指出，高速交通网络的发展减少了交通成本，这会提高市场接近，因而提高集聚经济。Fujita等在理论上证明了减少交通成本加速集聚。同时，市场规模大的区域，其自身的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较强。本文应用市场接近（ACC）作为集聚经济的第二个变量来证实经验上的效果。集聚经济的第二个指标ACC的定义如下：

其中，djkt表示在t时期区域j到区域k的经济距离。总产出Qkt、Qjt分别表示t时期区域k、j本地产品市场的规模。Djkt使用各省份的省会城市之间年末的汽车旅行时间。使用Google Map 2013年9月23日各省会城市之间的汽车旅行时间代替。Qkt和Qjt用各省份的GDP表示，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应该注意的是，本文只考虑了中国国内的市场接近。通常市场接近需要考虑全球联系在内，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出口依赖型的。然而，关于中国出口的数据并没有细化到包括出口区域和进口国家。而且，当前很难去构造与国外区域相关的时间-距离数据。因此，本文中的市场接近仅指本地市场接近。

财政转移（TRANS）的比重是解释生产效率的第三个变量，定义是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根据我国现行的分税制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为分税制，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税源。在分税制框架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主要可分为税收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非税收收入、地方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但在相应统计年鉴中，地方财政收入只列入了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大类，并没有包括中央转移支付等其他收入来源。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则是在包括了中央转移支付等收入来源基础上所编制。

表2 西藏和上海2007年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简表（单位：亿元）

如表2所示，西部地区的西藏2007年地方财政决算收入为20.14亿元，而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为275.37亿元，是地方财政决算收入的13倍，同年，西藏的中央补助收入为286.99亿元，远远高于地方财政决算收入，加上免抵未调库归还收入、国债转贷收入等其他收入来源，西藏2004年收入总计为368.29亿元，高于西藏地方财政决算支出。而东部地区的上海，2007年地方财政决算收入为2074.48亿元，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为2181.68亿元，是收入的105.17%，上海的中央补助收入为392.74亿元，收入总计为2546.21亿元，略高于财政决算支出。因此，本文认为，分析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能够较好地反应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这也是区域政策中最重要的政策支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包含了税收返还后，沿海发达地区上海的中央补助收入高于西部非发达地区西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转移支付对平衡区域财政能力的局限性。

五、结果分析

下面的等式描述了经验SFA模型。公式（2）是生产前沿函数，公式（3）是估计生产效率的函数。

劳动力资本分别用L和K表示；δ表示解释生产效率的集聚经济和公共财政转移的变量。如果参数（δDENS，δACC，δTRANS）的符号是负的，那么这个变量就提高了效率水平。

本文使用由Battese和Coelli开发的Frontier Version 4.1进行估计。为考虑各区域生产环境的特性，引入了区域设定固定效应来进行估计，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设定3个虚拟变量，三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

表3显示了每个产业的生产函数参数（αK和αL）是统计显著的，并且其和均在1左右，说明αK和αL这两个能够较好的说明生产函数的组成。误差项的方差参数在大部分估计也是统计显著的，这说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绩效表现的生产效率估计值是有效的。在生产效率函数估计值中，人口密度（δDENS）、市场接近（δACC）和财政转移（δTRANS）三个参数中市场接近的估计值绝对值最大，并且统计显著，其次为财政转移和人口密度，说明市场接近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最大，而且市场接近估计值均为负数，说明市场接近能够较大程度的提高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相反人口密度和财政转移（δTRANS）的参数估计值是正数并且统计显著（私营企业除外），这个结果说明人口密度和财政转移对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是有负面影响的，换言之，在产业结构多样性高和财政转移比例高的区域更易出现生产效率的损失。

从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来看，只有私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函数估计值均为负数，说明对私营企业而言，人口密度、市场接近和财政转移都能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相反，国有及国有控股、“三资”和大中型工业企业只有市场接近是负值，人口密度和财政转移都是正值。说明私营工业企业是本文研究的四种工业企业类型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工业企业，与集聚经济和政府政策的相关性较高，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三资”和大中型工业企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大，当地政府对其有较大的控制能力。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三资”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函数估计值的绝对值明显大于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和大中型工业企业，人口密度、市场接近和财政转移对“三资”工业企业的影响最大。

从平均生产效率来看，“三资”工业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最高，为0.7948，其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最低的是私营工业企业，仅有0.5062，只有“三资”工业企业的63.69%。这也说明了在中国工业企业类型中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具有极大的正面影响的，具有较高的企业生产效率，同时能够带动其他类型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表3 2003-2007年分企业类型的工业企业SFA估计结果

表4 工业企业分行业SFA主要估计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所有市场接近的参数估计值都是负数，除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工业企业外均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人口密度和财政转移的参数估计值分布相对较不规律，并且统计显著的估计值较少。

人口密度对大部分行业部门的生产效率都有正面影响，仅在部分采矿业部门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对生产效率具有正面影响最大的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0.3952，其次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0.3535，另外还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的，而对生产效率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非金属矿采选业的1.5773，其次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0.9424，负面影响较大的还包括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我们可以看到，受人口密度正面影响最大的是基础性的行业部门，而受到人口密度负面影响的行业部门主要是采矿业和高新技术行业部门。可以看出，用人口密度来指代产业结构多样性的合理性在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与本地其他行业部门联系较少的行业，随着产业结构多样性的提高，对生产效率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服务于本地其他行业的，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则会因为产业结构多样性而产生正面影响。

与人口密度相比，市场接近对大部分产业部门有更显著的影响，效果分布更广，并且都是正面影响效果。对生产效率影响最大的是非金属矿采选业的-6.7199，其次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2.5106，接下来是纺织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要属于市场指向性较强的行业部门。

财政转移对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出现得最为广泛，只有15个行业部门的财政转移对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不如集聚经济的影响效果，这些行业部门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的主要产业部门。而对于高新技术行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并不具有较为明显的正面效果。

综合来看，产业集聚对大部分原材料产业的生产效率都是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市场接近的正面影响在采矿业、原材料产业部门和加工装备制造业部门表现更强。因此，采取提高市场接近的区域政策会给更广泛范围内的工业企业各部门提供效益。同时，在大部分行业部门财政转移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比市场接近的影响弱，并且估计的参数值在大部分行业都是负面影响，但强于人口密度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平均生产效率均高于其他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平均生产效率要远远低于其他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则较为相近。从不同类型工业企业来看，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在各地区生产效率较为相近，与这两种类型较为灵活的企业性质相关。

图1 四大地区分企业类型平均生产效率图（2003-2007年）

图2 四大地区分行业平均生产效率图（2003-2007年）

从图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在大部分行业的生产效率平均值都领先于其他地区，仅C16（烟草制品业）中部地区的生产效率平均值最高。生产效率平均值领先的行业部门，其在各地区的生产效率平均值也相对较为接近，而C35（通用设备制造业）、C36（专用设备制造业）、C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2（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行业部门，虽然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平均值较高，但各地区差异较大。

六、结论

虽然中央政府为了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在中央政府财政补助、专项资金补助、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有所倾斜。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支持政策虽然在经济总量方面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有所帮助，但是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东部地区在生产效率方面的领先地位。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对各地区的财政收入进行了较好地平衡，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中央政府财政补助虽然在绝对量上并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相比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才财政支出收入比已经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使得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有较好的财政能力来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财政支出所生产的GDP并没有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效率的低下。

区域政策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三资”工业企业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产生较好的正面影响，只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私营企业对区域政策的反应是最为理性的，较大的财政转移比例确实提高了私营企业的生产效率。相比之下，提高市场接近，建设较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这也与在西部大开发前期投入较大规模的资金到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分行业来看，财政转移的正面影响仅仅集中于本地资源属性较强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部门，东部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产业的生产效率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这也与国家的产业转移政策相吻合，但是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否需要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部门，本文认为从短期生产效率来讲，其经济意义较差。各地区更应着力于该地区已有的资源、产业优势，为实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这盘棋，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部门，同时应该加大对私营企业在政策、资金上的支持力度，吸取学习“三资”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从根本上进行量变到质变的提升。

注释

①包括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

［1］Aigner D.J.and Lovell C.A.K.and Schmidt P.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77，6（1），21-37.

［2］Battese G.E.and Coelli T.J.A model for technical inefi 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paneldata［J］.Empirical Economics，1995，20（2），325-332.

［3］Battese G.E.and Corra G.S.Estimation of a production frontier model：with application to the pastoral zone of eastern Australia ［J］.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77，21（3），169-179.

［4］Capello R.and Nijkamp P.Handbook of Reg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ories［M］.Edward Elgar，Cheltenham，2009.

［5］Ellison G.and Glaeser E.L.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889-927.

［6］ Fujita M. and Thisse J.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2.

［7］Fujita M.，Krugman P.and Venables A.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MIT Press，Cambridge，MA，1999.

［8］Kumbhakar.C.and Lovell C.A.K.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0.

［9］Meeusen W.and Van Den Broeck J.Efficiency estimation from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s with composed error［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77，18（2），435-44.

［10］范子英，张军.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J］.世界经济，2010，（11）：117-138.

［11］付文林，沈坤荣.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J］. 经济科学，2006，（1）：20-29.

［12］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 经济研究，2010，（8）：4-15.

［13］郭庆旺，贾俊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J］. 世界经济，2008，（9）：74-84.

［14］贾晓俊，岳希明.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研究［J］. 经济研究，2012，（1）：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