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陆 道 芬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机制建立于1997年，旨在加强中亚区域贸易、交通、能源等各个领域的深入合作交流从而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近年来，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推动下，区域内交通设施、贸易便利化、投资环境等均得到一定改善，中国同CAREC成员国的经贸往来也日趋频繁。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之后，中国及CAREC成员国都在积极搭建平台促进该构想的实现，这意味着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将更加紧密，合作领域也将更加深入，贸易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然而，中国同CAREC国家持续扩大的贸易规模与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低下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截至2012年，中国与CAREC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达到667.16亿美元，比2007年的292.38亿美元增长了128.18%，6年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保持着年均17.94%的增长率，但同时CAREC国家仍旧存在口岸通关不畅、跨国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政策透明度低且变动频繁等制约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的因素。鉴于此，本文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关于贸易便利化，在各类国际组织间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贸易便利化是指国际贸易中货物流动过程中涉及的行为、惯例以及手续所进行的简化与协调。亚太经合组织（APEC）指出贸易便利化是指对阻碍、延迟跨境货物流动或增加其流动成本的海关及其他行政手续的简化及理顺。此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组织分别对其作了不同的定义。虽然各组织对贸易便利化定义诠释各异，但贸易便利化的核心表现为贸易流程的减少、贸易时间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低，从而实现贸易的自由与开放。

尽管贸易便利化尚无一致概念，学者们就贸易便利化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丰硕成果。Wilson.Mann and Otsnki（2003）采用港口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四项指标衡量贸易便利化程度，然后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将贸易便利化程度低于亚太平均水平的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提高至平均水平的一半，整个亚太区域内的贸易流量将增加21%，并指出这些贸易流量的增加大约一半来自港口效率的提高。Shepherd and Wilson（2008）以东南亚为研究对象，同样认为改善港口设施有利于该地区的贸易流量增加。Nordas，Pinali and Grosso（2006）发现诸如繁杂的进出口手续等时间延误不仅会影响贸易流量，还会影响公司的竞争力。Wilson（2007）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发现诸如关境延误、复杂的通关手续等都会影响贸易的发展。

国内方面的研究也同样丰富，吴丹（2008）应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东亚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和潜力，发现现有的4个东亚区域贸易安排中，仅有2个在促进东亚经济体间双边进口贸易流量中具有较为显著的作用。谢娟娟和岳静（2011）认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和东盟贸易的影响已近乎极限，促进贸易便利化将会极大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的贸易流量（方晓丽、朱明侠，2013），但孙林和徐旭霏（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东盟国家机场基础设施质量改善有利于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但是减少海关程序负担和贸易壁垒方面并未有显著作用。而关于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流量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胡颖（2011）指出跨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是制约中国与中亚国家间贸易便利化的“瓶颈”，而且与中亚国家间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水平低也是制约区域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因素。艾赛提江和郭羽诞（2012）将中亚各国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变量与代表贸易便利化数据的物流绩效指标加入贸易引力模型，测算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对中亚贸易的影响。并指出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物流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海关效率。

之前有关贸易便利化对国际贸易流量影响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方法选择和衡量贸易便利化变量的选取上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本文将选取能够反映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指标，然后引入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二、指标选择、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衡量贸易便利化的指标选择

不同学者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指标选取各不相同，本文围绕贸易便利化的核心内容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选取进出口所需证件数、进出口时间和进出口成本三个指标来衡量贸易便利化。

进出口所需证件数是指从贸易双方达成贸易协定、签订贸易合同到贸易完成、货款两讫、合同终止期间需要的所有证件，包括银行证件、通关证件、港口码头装卸证件以及运输证件等。进出口所需证件数是贸易过程中贸易程序简化与否的直接体现，是贸易便利化水平高低的重要衡量指标。

进出口时间指从合同生效开始到终止所需要的时间，其中不包括海上运输时间，具体包括获得各种证件、内陆运输和处理、通关与检验检疫、港口与码头装卸所需时间。进出口时间一方面与办理证件数量、效率有关，另一方面受到港口效率、海关环境、物流速度等影响。由于中国与CAREC成员国贸易往来主要以陆地运输为主，受落后的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口岸效率低下影响，进出口时间普遍较长，对进出口贸易影响较大。

进出口成本是贸易过程中除关税外的所有费用，包括获取证件所付费用、运输费用、通关与检验检疫费用等。中国与CAREC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受地理条件影响，且由于交通设施不健全导致运力紧张，使运输费用较大，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具有一定阻碍作用。

由上可知，选取进出口所需证件数、进出口时间和进出口成本三个指标用以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基本反映贸易便利化内涵，是科学可行的。

（二）引力模型设定

引力模型最早由Tinbergen（1963）引入到国际贸易研究中，用于探究贸易流量与各国的GDP及两国之间距离的关系，随后经Anderson（1979）等学者对引力模型理论基础的研究，使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具备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得到广泛运用。其基本形式为：

式（1）中，i和j表示国别，t代表年份，Yijt表示第t年i国对j国的出口额（或进口额），表示相应年份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距离，a0为常数项，a1和a2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为探讨贸易便利化对进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借鉴Njinkeu，Wilson&Fosso（2008）的建模思想，在基本引力模型最初只有GDP和距离两个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代表贸易便利化的变量，分析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成员国贸易便利化程度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此外，鉴于中亚区域合作成员国中，各国参加了一个或多个经济合作组织，从而在实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也对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本文还引入中亚区域合作成员国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变量，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如下：

式（2）中，Yijt表示i国对j国第t年的出口额（或进口额），GDPjt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j国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DISTijt为j国首都与中国首都北京之间的距离。作为测算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指标，当中国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开展进口贸易时，DOCUjt、TIMEjt、COSTjt分别表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为完成向中国的出口贸易，作为出口方的第j国企业或单位所需的出口证件数、出口时间和出口成本；当中国向中亚区域合作成员国开展出口贸易时，DOCUjt、TIMEjt、COSTjt表示为完成从中国的进口贸易，作为进口方的第j国企业或单位所需的进口证件数、进口时间、进口成本。a0为常数项，ak（k=1，2，3，···，9）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jt为随机误差项。

DWTO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虚拟变量。加入WTO是中亚区域合作成员国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在本研究时间范围和样本中，只有巴基斯坦是WTO成员国，其他六个成员国还未加入。如果贸易伙伴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该变量值等于1，否则为0。

DSCO为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虚拟变量。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作为欧亚大陆一个重要的区域性组织，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保障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贸易伙伴国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该变量值等于1，否则为0。

DECO为经济合作组织（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虚拟变量。由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倡导，成立于1985年的经济合作组织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该组织成立的目的在于为成员国提供一个在改进、促进贸易发展和提供投资机会方面的讨论平台，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单一的货品和服务市场；如果贸易伙伴国参加了经济合作组织，该变量值等于1，否则为0。

DEAEC为欧亚经济共同体虚拟变量。以2000年10月成员国签署《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为标志，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2010年1月1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宣布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下成立关税同盟，并随后统一三国对外关税和实现内部货物与服务的自由流动。俄白哈关税同盟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贸易合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贸易伙伴国参加了欧亚经济共同体，该变量值等于1，否则为0。

（三）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即在样本数据中，既包括各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每一年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与中国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由于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Doing Business》数据中，未统计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出口证件数、进出口时间及成本数据，本文选取了2007-2011年除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之外的其他七个成员国与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中国对中亚区域合作各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2年）；各成员国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www.worldbank.org）；各国首都与中国首都北京之间的距离由地球在线（www.earthol.com）距离测量得到。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引力模型检验及分析

本文选取Eviews6.0软件对基本引力模型进行面板分析。在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排除了面板模型伪回归可能之后，针对模型形式检验结果表明，采用Pooled EGLS（Period SUR）方法估计的时刻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符合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基本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从检验结果看，F检验表明进出口贸易基本引力模型整体均通过了检验，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也比较理想。其中，进口贸易基本引力模型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405，D-W值接近于2，模型中各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说明经济总量和相互距离是影响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进口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出口贸易引力模型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646，D-W值接近于2，模型中各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模型中两个变量对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出口贸易流量有较好的解释能力，但对比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可知，相对于进口贸易基本引力模型而言，经济总量和相互距离仅解释了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出口贸易流量变化的部分原因，而这两个变量基本解释了中国与上述贸易伙伴进口贸易流量的变化。

（二）拓展引力模型检验及分析

鉴于基本引力模型在解释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流量变化上存在差异，本文对扩展后包含贸易便利化变量的引力模型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采用Pooled EGLS（Period SUR）方法估计的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见表2），引入贸易便利化指标后，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贸易伙伴国进出口贸易流量变化的解释能力显著增强。

表2给出了扩展后包含贸易便利化的进口贸易引力模型和出口贸易模型的计量回归结果，从检验结果看，F检验表明两个模型整体均通过了检验，模型中各变量的影响系数比较大，而且通过了t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均达到0.95以上，表明模型中各变量对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贸易流量变化有较好的解释能力。结合基本引力模型回归结果，对扩展后的进口贸易引力模型和出口贸易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表2 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1）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经济总量仍是影响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相互距离仍在一定程度上对双边贸易形成了阻碍，并且对贸易流量变化的影响要大于经济总量，说明中国对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尽管因为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带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但由于运输距离原因双边贸易仍受到很大制约。此外，从两个变量回归系数看，进口贸易引力模型中GDP的回归系数为1.913，DIST的回归系数为-5.352，均大于出口贸易引力模型中GDP和DSIT的回归系数0.396和-1.448，说明贸易国经济总量及其与中国的绝对距离对中国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进口商品的影响均大于对中国向上述贸易伙伴开展出口贸易的影响。

（2）就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而言，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亚国家，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其出口证件数减少1%，中国从该国的进口贸易额将增加2.263%。同样，如果贸易双方从合同签订到履行完毕所花费的出口时间缩短1%，中国进口也将增加2.69%。但由于出口成本与中国进口贸易额呈正相关，使得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出口成本每提高1%，中国从该国进口贸易额将增加2.055%。与进口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不同，中国向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出口商品时，贸易伙伴国进口证件数每增多1%，中国出口贸易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将增加1.743%。而该国如果能够缩短合同从签订到完成所需的进口时间，或者降低从中国进口商品所花费的成本，那么中国对该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额将会提高1.369%或0.304%。因此，由于中亚地区能源资源丰富，中国的能源资源缺口越来越大，中亚国家在中国能源战略合作中地位将越发显要，从而使得即便在贸易国出口成本不断提高情况下，中国从该国进口的商品贸易额仍不断增加。同时，进口证件数与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说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潜在的巨大市场空间使得贸易伙伴国即便贸易政策多变，也未能减少中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额。

（3）通过比较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中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可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对中国进口贸易具有显著影响，上海合作组织（SCO）对中国出口贸易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两个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两个组织对中国与中亚区域合作成员国的双边贸易没能完全发挥其作用。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下俄白哈关税同盟今后发展对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能源资源及其他货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发挥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作用，为扩大向中亚国家的出口贸易提供更多贸易便利化服务。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基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7个国家2007-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1）经济总量和相互距离都是影响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贸易流量的显著影响因素，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经济总量及其与中国的绝对距离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均大于对中国向上述贸易伙伴开展出口贸易的影响，而且相对经济总量的积极效应而言，相互距离对双边贸易形成了阻碍，并且负向效应要大于经济总量的正面效应。

（2）当中国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开展进口贸易时，成员国减少出口证件数和缩短出口时间有利于扩大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但由于中亚国家在中国能源战略合作中的显要地位，中国出于能源安全考虑，在成员国出口成本上升情况下，中国进口贸易额仍会增加，从而使得成员国出口成本与中国进口贸易额呈正相关。

（3）就中国对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出口贸易而言，成员国缩短进口时间和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而鉴于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潜在的巨大市场空间使得成员国进口证件数与中国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也意味着贸易伙伴国即便贸易政策多变，也未能影响中国扩大向这些国家的出口规模。

（4）虽然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参加了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但由于这些国际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存在差异，从而对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具有不同影响。其中，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中国进口贸易具有显著影响，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出口贸易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对中国与中亚区域合作成员国的双边贸易均没能完全发挥其作用。

（二）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推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间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一方面需要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借鉴便利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改革经验，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地区贸易便利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间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具体而言：

第一，对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来说，不但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加快自身贸易便利化的制度建设，而且要主动争取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本国贸易便利化领域所涉及的资金、技术和官员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夯实基础设施和提升现代化管理能力，同时也需明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广泛参与WTO框架下有关贸易便利化的谈判以及各种国际组织主办的新标准的制定，以确保自身利益。

第二，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提高国内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还应积极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建设。国内方面，一是加快建立统一的电子信息平台，引导和推动政府管理部门及生产企业和进出口企业实现联网信息交换和共享；二是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建设为契机，加强与中亚国家相通的国际铁路、国际公路和口岸公路建设，提高港口基础设施质量；三是完善外贸管理部门和涉外经贸管理机构的协调机制，提高进出口各环节的协作效率和效能。对外方面，我们要在CAREC框架下建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对话机制，就贸易便利化领域加强海关及相关政府机构与商界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发展。

第三，发挥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组织具有超越单个国家的优势，为各国经贸合作与企业交流搭建平台，为此需要国际组织尤其以中亚国家为主体的诸如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建立国际组织间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多方合作，共同推进区域贸易便利化中涉及的贸易程序、海关环境、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等方面建设，提升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

注释

①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英文缩写为CAREC）机制。最初于199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建立，2002年提升为部长级合作。其宗旨是以合作谋发展，通过促进交通运输、贸易、能源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区域合作，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减少贫困，实现“好邻居、好伙伴、好前景”的长远愿景。目前参与CAREC机制下的合作机构包括了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和组织，此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助机构作为发展伙伴也参与了CAREC机制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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