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吉

吴门多隽士，闾巷凤来仪。屹塔参穹宇，藂花映剑池①。幼怀兢苦志，早担育人师②。缘海励耘日，涵芬饱览时。发硎从纂述，钩贯卒无亏③。禹域殷雷起，京华始旅羁④。联翩刊特稿，磊落展风期。骋望新天地，表笺马克思⑤。壮行赠秋白，捷赋流星诗⑥。筹会侵宵永，春台步月迟⑦。携囊下历邑，就职屡迁移。闽越播声教，汴梁介履綦⑧。义旗张武汉，敦聘抵江湄。频赴沈公约，集商共赞持⑨。郁纡规北涉，燕苑辟书帷。升座披精蕴，掌灯理断丝。博通疏堰塞，鳞萃汇炉锤。构建批评史，厥功合奠基。蒐罗务罄尽，劖琢尟留遗。守拙烟尘际，艰贞谢磷缁。愍伤讽黍离，涕泗乱交颐。去此歌高调，图南适旧知。挺身支学运，抚事念疮痍。勇进彰狂狷，前瞻报曙曦。杲明莅是系，司铎整纲维。徒属归宗匠，泮宫仰宿耆。众称赒给美，愈感朴真词。许国滋材木，倾阳效露葵。通寰传墨迹，奋笔拨年衰。弥岁沉研讨，呕心力。为霞赪灿灿，成果硕纍纍。所贵饶渟蓄，隆誉岂浪垂。凄其闻暮笛，憯痛读崇碑。存殁徂先哲，清光固在兹。

[注释]

① 郭绍虞先生，江苏苏州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于苏州吴县一“寒儒”家庭，幼年即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等书籍。先生初名希汾，字绍虞，后以字行。

② 一九一年先生入苏州崇辨学堂学习，两年后转入蒙养义塾，一九四年考入元和县高等小学读至毕业。因家境窘困无力继续升学，曾任书局校对。一九一年考入中等土木工业学校，至读二年级时辍学，依靠发奋自学成材。在就读小学、中学阶段，他分别认识了同城的叶圣陶和顾颉刚，迄成至交。一九一二年，先生任《民苏报》义务记者。自此年之秋季始，他先后执教于苏州太平桥小学和无锡荡口镇小学。一九一三年七月，转往上海新民女学任教。

③ 一九一四年，先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下属尚公小学教员，得以饱览涵芬楼的藏书，俾其学业大进。翌年进步书店（亦称文明书店）聘他任编辑，做了许多注释编撰工作，并出版其《清诗评注读本》和《战国策详注》两部著述。一九一六年仍回尚公小学，是年沈雁冰到商务编译馆任职，与先生过往甚密，建立起深挚友谊。一九一七年，先生在东亚、爱国两体校兼课，又写出我国第一部《中国体育史》，经叶圣陶作序，一九一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 一九一九年秋，先生离沪抵京，去北大注册旁听，亲身感受“五四”运动在知识界引起的巨大震荡，为之极受鼓舞。他和顾颉刚同住一个公寓，共同研究民歌谚语，并经顾的介绍加入了北大新潮社。

⑤ 到北京不久，先生兼任《晨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每天撰写一篇千字左右的文章于该刊连续登载，其中影响尤著者，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发表的《马克思年表》，一九二年一月发表的《记录杜威演讲稿》。此时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先生赞赏苏俄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新、旧社会之交替，必须在文艺和精神上进行充分的改造。此际他发表的《社会改造家列传》、《从艺术上企图社会的改造》、《俄国美论与其文艺》等文，以及翻译日本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悉皆贯穿这一思想，披露了他对文艺和社会光明未来的向往。

⑥ 先生于此期间，结识了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的郑振铎，并渐为知交。由于郑振铎的介绍，他和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也都成了好友。一九二年十月，瞿秋白作为《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离京赴苏，临行先生捷赋《流星》一诗赠别，并于当月二十九日的《晨报》上发表。

⑦ 一九二年下半年，先生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为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事多次碰头商讨。其中郑振铎热心担当牵头组织的工作，郭先生也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郑氏每于晚间抵先生住所春台公寓造访，两人沿着附近街道来回散步，戴月磋商辄至深宵。当时郑振铎与在南方的沈雁冰、叶圣陶尚不相识，经先生的介绍才开始通信联系。

⑧ 一九二一年二月，先生南下任济南第一师范教员，发表《谚语的研究》一文。同年八月，由胡适、顾颉刚推荐，任福州协和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发表《江边》、《雨后》等新诗，创办《闽江潮》杂志，开设“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一九二四年八月，先生转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创办《文艺》杂志，并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牛训理解》、《晚周古籀考》、《中国文学演化概述》等论文陆续发表。

⑨ 北伐军攻克武昌，时沈雁冰已公开其中共党员身份，在此担任《民国日报》主编。缘于他的推荐，一九二七年二月先生抵达武汉，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沈雁冰还时常邀请先生与傅东华、吴文祺、樊仲云、孙伏园等，假《民国日报》之《上游》副刊所在聚餐论文，为办好该刊集商献言。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先生返回苏州老家，心情愤闷悒郁。是年八月，他应冯友兰之邀北上赴燕京大学执教，最初任副教授，不久即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主任和研究院导师，并创办《文学年报》。

先生任职燕京长达十四年，他劬勤教事，戮力钻研，尝与清华朱自清先生合作，相互不取报酬在对方学校兼课，且以其焕显的学术成就驰名于世。但先生并未因此忘情现实，仍能秉其一贯的思想追求，关注时局变化和文艺界的现状，屡为进步刊物撰稿。即便他后来自言这时钻进了“象牙塔里”、“故纸堆中”，却依然与时代的脉搏保持着互动。

先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学术上深受本时期中外文化交涉的影响。他不惟国学功底扎实，亦敏于吸纳外来思潮，治学力求会通文学与语言文字作一体化的考察，善于将不同门类的知识镕入一炉精心锤炼。而他对材料辑佚、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又源源不断地为他研究的持续开展提供着支撑和活力。先生执教燕京期间刊出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陶集考》（燕京中文系印）、《国故概论》甲辑（燕京中文系印）、《近世文编》（燕京中文系印）、《宋诗话辑佚》（哈佛燕京社）等；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则主要有《介绍〈歧路灯〉》、《文气的辨析》、《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中国诗歌中之双声迭韵》、《永明声病说》、《〈沧浪诗话〉以前之诗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神韵与格调》、《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等。本时期由哈佛燕京社刊印的《宋诗话辑佚》上、下册，着重搜寻汇编宋代诗话的原始资料，彙罗丰富，考核精详，为先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材料建设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吴文祺先生同笔者谈到郭先生的有关著作，曾对该书投注之至钜工力予以高度的评价。

郭先生借助西方“纯文学”概念之切入，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划定了范围，并以此为起步点，从事大规模的材料搜集和分类阐释工作。他网罗缺佚务求罄尽，劖琢对象辄至靡有留遗，经由逐一的细致个案研讨，透彻弄清其间所涉及到的众多概念之含义，于最终达成严密而系统的总体论述。一九三四年出版的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即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轮廓分明地挈示出我国先秦至北宋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概况，详细厘析各个时期文论的内涵和特色，以及它们在演进过程中呈现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其体制结构亦饶有独造之处，从而为建立有体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深刻地影响着日后半个多世纪本门学科的研究格局。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名著一朝问世，立刻引起学界的瞩目，后经胡适的审定，被列为当时大学的教学用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实施侵吞华北的计划，先生居此烟尘之际，恒以坚持民族气节自励，与种种媚日的言行毅然划清界限。谢磷缁，指不受恶劣环境的染著。

北平沦陷初期，某日先生于课上讲授《诗经》中的《黍离》篇，当读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时，遽至狂歌痛哭，涕泗纵横，致使满堂学生随之泪下。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停办，先生因不愿入日本接管的伪北大，曾一度在私立中国大学执教。其时有位原燕京的教授，不仅听命去了伪北大，还讽刺先生的正义抉择是“唱高调”，遂撰《高调歌》一首以作回应。一九四三年他挈眷南迁苏州，单身一人前往上海谋职，在一些旧友的帮助下至开明书店任编辑，并任大夏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先生于开明任职至一九四七年，由该书店刊出其著撰《学文示例》和《语文通论》。

抗战胜利后，先生任同济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又在之江、光华、东吴等校兼些教职，全家迁至上海。是际先生目睹率土疮痍、政局腐败，遂挺身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通过《民主周刊》等阵地，接连发表《民主与狂狷精神》、《论狂狷人生》、《论勇与狂狷》等文，呼吁知识分子发扬狂狷精神，效法斗士去驱除黑暗、迎接黎明。一九四七年，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大教联并任同济分会主席，因而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这段时间他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和《语文通论续编》（开明书店）两书，刊出的论文主要有《中国语言所受到文字的牵制》、《语言中数目字虚义联缀例》、《中国语词的声音美》、《譬喻与修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明代的文人集团》、《谈方言文学》等。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虽因抗战等原委推迟了出版，但它仍能独出杼轴，全力追踪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细致鉴别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特征，以其恢宏的气度和极鲜明的首创性面对读者，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一样具有典范意义。

上海解放初，陈毅市长接见一批文化界著名进步人士，先生亦预其中。此后，他担任同济大学校务委员兼文法学院院长。一九五年，同济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先生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经过院系调整，如郭绍虞、朱东润等多位蜚声学林的前辈相继调入复旦中文系，在籍学生无不为之振奋。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先生又定为一级教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文学研究室主任。

先生性格温和，虚襟待物，终日熙怡执卷，乃一诚恳乐善之忠厚长者。早在燕京期间，先生与师母就以敦好济人急难著称；到了复旦之后，也屡有慷慨解囊、帮助同仁摆脱困境的事例传诵。尽管先生说话不太流利，但他那些发自肺腑的朴真言词，乃愈足令人感动。

一九五六年，先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数十年来一直与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至此终于实现其人生大愿。先生入党不久，将他在苏州用教书薪酬所建的九十九间房屋全部捐献给国家。

先生的书法字形秀朗，笔力遒劲，融晋、唐诸家之精髓而自成一体。一九三三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特请沈尹墨题写书名，先生手书郑振铎的序文。解放后他历任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主席，一九八一年又为朵云轩复制的《萝轩变古笺谱》作序并书写。先生晚岁的墨迹，益发体现“苍劲”与“迥秀”的统一，挥洒自如又尽在法度之中，在海内外流传甚广。

于复旦三十四年的教职生涯中，先生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上海文学所所长、《辞海》副主编、《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编委、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其重心则始终放在本职工作上面。他努力接受新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作过数次修改，并就与此相关的若干要籍进行深入的研讨；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与罗根泽先生共同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这套丛书。一九六一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先生受命领衔主编，邀集钱仲联等同行专家一起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寖至“文革”十年，他仍脱略喧扰，分阴是惜，孜孜不倦伏案撰作，创获之丰堪称“为霞满天”、硕果累累。，分析裁度的意思。这些岁月，先生经新文艺、人民文学、中华、上海古籍等出版机构刊印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小笺》、《宋诗话考》、《语法修辞新探》上下编、《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下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中下编等。而见诸报章杂志的论文多达百余篇，撮其代表作略有《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文笔说考辨》、《“六义”说考辨》、《兴观群怨说剖析》、《汉语词组对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性》、《蜂腰鹤膝解》、《论吴体》、《关于七言律诗的音节问题兼论杜律的拗体》、《从文法语法之争谈到文法语法之分》等篇。其中的《宋诗话考》，为前揭《宋诗话辑佚》的姐妹编，主旨在于对宋代诗话分别进行提要钩玄、考辨源流，同然是积聚先生大量心血的主要著作之一。此书经历了漫长的撰述过程，至一九七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一个侧面展示出“文革”结束后学术文化开始复苏的态势。鉴于先生晚年科研成绩殊胜卓荦，在新时期曾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学术界有些人士，尝诟病郭著“不够豁朗缺乏明晰的逻辑线索”，“文笔过于曲折细腻”，“有夹缠不清之弊”。诸如此类看法，大抵都是因不了解先生著述尤重渟蓄复杂内容这一根本特点引起的。诚如王元化先生在《记绍虞先生》一文里说的：“这种批评是受了长期提倡明白易晓使人一览便知的文风的影响，以致对内容复杂蕴藉较深的文字，就视为芜蔓晦涩了。绍虞先生似乎最怕过直过露。他谈任何问题，总是联系到各个方面，以防片面化和简单化，因之和那种文风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时四十分，先生因患感冒并发肺炎，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终年九十一岁。

先生逝世后的二十余年中，尚有《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照隅室杂著》、《郭绍虞论语文教学》（蒋凡、郭信和编）、《万首论诗绝句》（与钱仲联、王蘧常合作）、《郭绍虞说文论》等多部著述，分别由上海古籍、河南教育、人民文学等出版社付梓面世。一九九三年，上海古籍还刊出了《郭绍虞手书毛泽东诗词》一册。其《中国文学批评史》最早排印的两卷本，也在近年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重新出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