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一、 以生命铸成一首诗

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辨骚》篇，来论说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篇末不胜景仰地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其实我们也不妨反过来说：不有《离骚》，岂见屈原？在汉初的贾谊作赋祭吊屈原之前，屈原其人在任何文献记载中都不见踪影。后人完全是通过《离骚》等不朽诗篇才得以知道屈原，认识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是屈原用生命铸成的诗歌，它们引导我们跟随着诗人上下求索，它们是我们解读屈原生平及其心迹的可靠文本。

《离骚》的开篇是屈原自叙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结合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王逸《楚辞章句》等史料以及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得知这几句中包含着三个秘密：一是屈原出身高贵，他与楚国王室同族，都是五帝之一高阳氏颛顼的后裔。颛顼的后人开创了楚国，姓芈。传至楚武王，其子瑕食采邑于屈，子孙遂以屈为姓。所以屈氏与昭氏、景氏一样，都是楚国的同姓贵族。二是屈原生逢吉日良辰。楚威王元年（前339）的夏历正月初七，屈原降生人间（此取浦江清说。关于屈原生年，历来歧说纷纭，其中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有邹汉勋的前343年说，汤炳正的前342年说，郭沫若的前340年说等，详见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页）。“摄提格”指“太岁在寅”的寅年，“孟陬”就是夏历正月（也即寅月），“庚寅”是该年正月的初七日。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对于一个男子来说，那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三是屈原的父亲伯庸根据他初生时的气度，通过卦辞为他取了美好的名字：名为“正则”，字曰“灵均”（“正则”和“灵均”分别是“平”字和“原”字的隐语，意即名平，字原。王夫之解说得很清楚：“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详见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赋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

《离骚》和《惜往日》中简洁地叙说了屈原从政的主要经历：“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由于屈原的高贵出身和杰出才能，他深受楚怀王的信任，二十多岁就担任了“左徒”的要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仅次于“令尹”。左徒屈原既理内政，也管外交。他在内与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号令；对外则接待外宾，应对诸侯，成为楚怀王的肱股之臣。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先恐后地进行变法。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楚悼王就重用吴起进行变法。如今楚怀王也有变法图强的意愿，就把制订宪令的重任交给屈原。受命以后，屈原劳心焦思，精心起草。没想到草稿还没完成，却被妒贤忌能的上官大夫发现了。上官大夫一见屈原的草稿，就要抢过来看。屈原奉命制订宪令，本应保密，况且还在草稿阶段，就不肯让居心叵测的上官过目。于是上官大夫跑到楚怀王那儿进谗言，说屈原把朝廷颁布的新宪令都说成他自己的功劳，还宣称“非我莫能为也”。刚愎自用、不辨是非的楚怀王一听便怒火中烧，从此疏远了屈原。

屈原被免去了左徒的官职，改任“三闾大夫”。三闾大夫的主要职务是掌管昭、屈、景三个王族，并教育宗室子弟。这个职务相当于中原晋、鲁诸国的“公族大夫”，仍是朝廷重臣，但远不如左徒那么重要了。屈原降职以后，仍然忠心耿耿地恪守职责，一心要为国家培育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材。没想到宗室子弟们受到富贵的诱惑，往往见风使舵，转而投靠朝中的奸邪势力，这使屈原痛心疾首。《离骚》中对此三致意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兮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作弄，赤心爱国的屈原偏偏生活在国家灾难接踵而至的多事之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纵横捭阖，楚国也是逐鹿天下的一方诸侯。然而楚怀王志大才疏，性格多疑，在内政外交上总是举棋不定，在内常被谗臣宠妾所蒙骗，在外则屡受秦国的欺侮。于是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便成为屈原的宿命。他先是被楚怀王猜疑、疏远，放逐到汉北。后又受顷襄王敌视、迫害，流放至江南。他在汉北写了《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既惸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他在离开郢都南迁时作《哀郢》说：“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及至流放沅湘，他的心情更加悲凉，乃作《涉江》曰：“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而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就这样，屈原的生命火焰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渐渐熄灭，楚国日益衰弱的形势更使他万念俱灰。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夏历五月五日，屈原终于以投江自杀的激烈举动为生命画上句号（此从潘啸龙、赵逹夫之说。按：关于屈原的卒年，也是歧说纷纭，主要的说法有林云铭的前288年说、郭沫若的前278年说、游国恩的前277年说等。详见潘啸龙《屈原与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4—59页；赵逹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377页）。在怀抱砾石、自沉汨罗之前，屈原写下了《渔父》和《怀沙》这两首绝命辞。《渔父》的前半部分说：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与渔父的这段对话，或许是寓言之笔，但是司马迁几乎一字未改，将它们采入《史记·屈原列传》中。非但如此，太史公还将《怀沙》全文录入，然后说：“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由此可见，屈原的作品就是真实可信的史料。从《离骚》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到《怀沙》的“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屈原的作品是其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的完整记录。当后人用图画或雕塑为屈原造像时，《渔父》中的“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便是最好的艺术指南，因为这是屈原的身影在历史上的永久定格。屈原的生命过程便是一首感天地、动鬼神的长诗，屈原的作品便是用整个生命铸成的一首诗。

二、 故国之恋与美政之思

屈原爱国，既见于其作品，更见于其行为，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毫无疑义。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而今人或以为战国时的诸侯国不算真正的国家，或以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有碍于秦国的统一事业，故而反对将“爱国主义”这顶桂冠奉献给屈原。其实“主义”这个后缀并没有特别神圣的意义，“爱国主义”则是现代语境中才出现的一个名词，其核心内涵就是“爱国”。为免缠夹不清，本章中暂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名词。至于屈原是否爱国，屈原的爱国精神是否值得肯定，则事关重大，必须明辨。

何谓爱国？对于屈原来说，当然就是热爱楚国。热爱故土，人同此心。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就是疆界最为分明的故土。据《孟子》记载，“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礼记》则记载说：“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孔颖达解释说：“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屈原生于楚，长于楚，楚国是他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他当然会诚心诚意地热爱她。所以屈原在《哀郢》中说：“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又在《橘颂》中歌颂橘树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故土之恋本是出于人类天性的普遍情感，屈原的特点是他对故国的爱恋格外浓烈，且至死不渝。

有一个问题需要稍作辨析。楚怀王和顷襄王都是不辨是非的庸碌之君，楚国的朝政则掌握在子兰、靳尚等奸邪权臣手中，他们一再排斥屈原关于联齐抗秦的正确策略，却甘心在秦国的再三欺侮下丧权辱国，于是楚国逐渐走上了日薄西山的不归之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屈原为何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游走各国早已成为风气。孔子、孟子、墨子、吴起、申不害、商鞅、孙武等人，为了实现各自的主张纷纷奔走列国，并没有坚守故国的信念。楚国的人材流失尤其严重，以至产生了“楚材晋用”的成语（《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声子之言：“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还说这种情形已达到“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的地步。详见《左传正义》卷三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3—1045页）。到了屈原的时代，这种情形依然如故。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朝秦暮楚，便是最显著的事例。世风如此，屈原为何不肯随波逐流呢？对此，连非常同情屈原的司马迁都感到不解：“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其实屈原并不是思想僵化、不知变通的迂腐之人。屈原讴歌优秀的历史人物时，从未因他们出仕他国而另眼相看。他在《惜往日》中说：“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后被晋国俘虏，以媵臣身份入秦，终得秦穆公之重用。宁戚原为卫国人，后得齐桓公之重用。屈原对二人评价甚高，竟与商、周时代的辅弼重臣伊尹、吕望相提并论。即使对逃楚奔吴，并率吴军伐楚报仇的伍子胥，屈原也在《惜往日》中极表同情：“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还在《悲回风》中说：“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屈原也深知凭着自身的才干，完全能够投奔他国另谋高就，《离骚》中巫师灵氛对屈原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这未必不是屈原在现实生活中曾听到的劝说。然而屈原本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对故国的爱恋之深非同常人，也在于他的性格之忠贞耿介迥异常人。

热爱故国的人必然会诚心诚意地希望她变得更加美好，必然会披肝沥胆地为她贡献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况且屈原本是楚国的同姓，其家族中世世代代都有人官居“莫敖”之高位，他本人也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等要职，他与楚国有着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所以屈原始终把楚国的兴衰看得比本人的命运更加重要，始终把实现楚国的富强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性格忠贞耿介的人必然会坚守信念而不肯轻易改弦易辙，必然会一心追求道义而不肯为了实际利益见风使舵。况且屈原在楚国的政治事业本来是前程远大的，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本来是切实可行的。屈原早年曾经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不但在内政、外交上牛刀小试，而且提出了联齐抗秦的重要战略。他的抱负，他的事业，都已在楚国奠定了根基。如此故国，屈原怎能忍心离弃？如此身世，屈原又怎能像苏秦、张仪那样朝秦暮楚？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稍作辨析。屈原去世六十多年后，秦国终于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而屈原奋斗终生的政治目的，正是阻止秦国对楚国的吞并。那么，能否说屈原的努力事实上阻碍了秦国的统一大业，所以其爱国精神违背了历史前进的趋势呢？不能。因为在屈原的时代，西方的秦国军力强大，东方的齐国经济富足，南方的楚国则疆域辽阔，形成鼎足三立之势。当时的谋士因盛行合纵、连横之说而被称作“纵横家”，正是天下大势的实际反映。也就是说，战国诸雄中并不是只有秦国被历史赋予统一天下的使命，事实上秦、楚两国都具备这种可能性。正如辩士苏秦所言：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天下大势则是“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事实上楚怀王确曾以“纵长”的身份率六国之军共同攻秦。如果楚王能够励精图治、重用贤能之士的话，焉知不会由楚国来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屈原主张的联齐抗秦的国策初见成效后，秦国万分恐慌，并不遗余力地使出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齐楚联盟，正是一个旁证。屈原在作品中反复呼唤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等古代明君，那些明君都是天下之共主，说明屈原心中一向怀有辅佐楚王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我们又怎能以后来秦、楚两国的成败来判断屈原的是非功过！

况且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尧舜那样的美政，他在《离骚》中满怀深情地呼唤美政的降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美政的基础则是仁政爱民：“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怀沙》中的“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惜往日》来看，屈原的美政理想中也包含重视法制的精神：“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楚族本是中原民族的分支，楚文化本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的作品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笔下的花卉草木主要产于楚地，咏及的历史人物却大多出于中原，例如尧、舜、禹、商汤、后稷、周文、齐桓、晋文等明君，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推等贤臣，这说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虽在南方，其文化血脉却与中原的华夏民族一脉相承。所以屈原的政治理想决不限于楚国一隅，而是要继承历代明君贤臣的传统，从而将以仁政爱民为核心内涵的美政普施于天下。与之相反，秦国奉行的则是一条穷兵黩武、暴力征服的统一路线。据《史记》记载，苏秦游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鲁仲连斥责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所谓“上首功”，就是将士出征以杀人多少来论功赏爵。在秦国的兼并战争中，斩首过万乃至过十万的战事层出不穷。孟子指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要是移用来评说秦惠王七年（前331）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这一百多年的兼并过程，确切无比。除了残暴，狡诈也是秦国的主要手段。就以秦国欺骗楚怀王为例，当初秦国为了破坏齐、楚同盟，派张仪使楚，许诺只要楚国与齐绝交，就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国。等到楚怀王上当绝齐后派人赴秦受地，张仪却说约定的割地只是六里而不是六百里。若干年之后，秦国提议与楚结为婚姻，并邀请楚怀王赴秦。然而楚怀王一进武关，秦国就伏兵断其后路，并扣留怀王强求割地。奸诈反覆一如鬼蜮伎俩，全无信义可言。无怪鲁仲连要义不帝秦：“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也无怪楚怀王卒于秦而归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屈原谏止楚怀王入秦时曾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他对秦国的野蛮本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的联齐抗秦的战略出于与鲁仲连同样的价值选择，这是根于理性与正义的政治判断。

屈原死后六十年，秦国灭楚。又过了两年，秦国统一天下。然而以残暴狡诈得来的天下是不会长久的，与秦始皇传至万世的痴心妄想恰恰相反，秦王朝建立不过十二年，陈胜、吴广就起义反秦，并以“张楚”为号。次年，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找到了流落民间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立为楚王，仍号“怀王”，勒义军诸部攻秦。两年之后，秦王朝土崩瓦解。楚亡之后在民间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到此终于成为现实。随后建立的汉朝在政治体制上虽承秦制，但其立国精神则与秦朝反其道而行之。早在刘邦入关之初，就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秦之苛法。及至贾谊作《过秦论》，遂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从暂时的结局来看，确实是秦国使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如果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其实是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才真正开创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相对于秦国崇尚暴力的反文明路线，屈原的美政理想及其文化精神更具进步意义，他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此处受到郭维森先生观点的启发，谨此志谢。参看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屈原的爱国精神有违于历史前进的趋势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