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一切都在退化，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自然规律，无法抗拒，不能再像过去一些唱高调的人那样，说些人定胜天之类的大话。应该保持心态平和，一切顺应自然，力所能及做些舒心的事，反可延年益寿。

近几年来，仍然杂务缠身。主要精力则集中在三部书上——《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文心雕龙解析》。《全唐五代诗》的初盛唐部分和《宋人轶事汇编》已陆续出书，一切都已步入正途，心态也就趋于轻松；《文心雕龙解析》有望近时出版，心情又是别样愉悦。此书的写作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才能出版，外部环境真可说是“换了人间”。八十多岁后接续前缘，重新操笔，虽然反应已趋迟钝，老是拖三拉四，但是心情却很轻松，像是卸下了不少枷锁。只是中断已经几十年了，一切都得补课。重新翻出一些前辈与同辈学者的著作来读，忽然产生一种悲悯的感觉。

吾等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时，首先得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刘勰到底是一个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这像当代的中国人那样，首先得追究一下出身与成分，分个进步与落后，然后才能考虑如何安排。而在研究理论家思想方面的问题时，不论古人今人，也得先领一顶帽子戴上。因为《文心雕龙》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刘勰到底站在哪个阵营，可不能含糊。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其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文中反复作了申述。这项原则自是《文心雕龙》研究人员首先要解决的难题。这就苦了那些认真研究《文心雕龙》的老先生。一般说来，他们对于马列主义还会感到陌生，读起那些洋腔洋调的理论文章来，总是有些难于领会。一心想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则还得对这些经典著作中的论断有个正确理解。刘勰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又是这么重要，必须先搞清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学遗产》上还开展过一场有关刘勰世界观的讨论。刘勰本是一个准和尚，后又成了真和尚，自然应该加入唯心主义者的阵营，但唯心主义是个坏东西，一切伟大的创造都是由唯物主义者创造的，《文心雕龙》是部伟大的著作，理当由唯物主义者来完成，如今作者却是个宗教信徒，这又如何自圆其说？

于是研究者中也分成了两大阵营。按照《文心雕龙综览》中李淼执笔所作的介绍，主张“彻底的唯心论或主导为唯心论”者，有马宏山、杨柳桥、曹道衡、王元化等。主张“唯物论及主导为唯物”的，有范文澜、毛任秋、牟世金、韩湖初、吉谷、张文勋、毕万忱、李淼等。由此可见，两大阵营之中都有出色的专家，他们的论证，也可以说是竭尽心力。

而自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出了刘勰主儒家古文学派之后，学者大都沿此方向去论证《文心》的唯物主义倾向。王元化的理论水平超出侪辈，论证也较圆到，他在《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中说：“刘勰的原道观点以儒家思想为骨干，这是不容怀疑的。他撰《文心雕龙》，汲取了东汉古文派之说。他的宇宙起源假说也的确接近于汉儒的宇宙构成论。然而，我不同意因此就把刘勰的宇宙观归定为唯物主义。因为他在什么是太极这个关键问题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和古文学家明白断定太极就是元气的态度比较起来，可以说是表现了懦怯的退步。”

从后面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所接受的西方哲学影响的痕迹。这话像是出于马、恩对某一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批判。只是我已多年不摸马、恩原著，原始出处已忘。那些土生土长的学者说起话来可没有这么婉转了，像郭晋稀在《文心雕龙注译》的《前言》中就明确宣布：“他的宇宙观虽然是唯心的，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照理说，文学观应该由其宇宙观所决定，因为文学这一块也属宇宙中的一种社会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背违的情况？对此各家可都没有什么精密的论证。这些专家虽然都自以为已经解决了难题，但在我看来，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时移势转，轮到我重操旧业解析《文心雕龙》时，这一问题似乎已经可以不了了之。试看近期出的一些《文心》专著，都已不再于此涉笔。对于我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真可说是如释重负。我想这一问题太大了，那些哲学家绞尽脑汁还讲不清楚，像我这样一个半瓶醋的理论工作者，不要再去补凑什么热闹了，这时已是到了全身而退的时候了。

年纪大了，不但看过的东西多了，而且“阅人多矣”，也不想再受骗了。我看到，一些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际上却是最大的唯心主义者，老是沿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路子向前走；一些时常上教堂祈祷的政客，办起事来却很有章法，稳步前进。因此我已不再相信人家是怎么讲的，而是看他怎么去做。

我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可能也与本人的身份有关，因为我在前期的许多活动中，常是出任实干的事务，充当打杂的角色，因此看问题时，总是想到不要去听人家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

长期充当实干家，听起来很好，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处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却是充满着风险。世事反复无定准。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大力宣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艺术界自然推尊鲁迅的巨大贡献。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左联阶段，鲁迅更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当时说是冯雪峰协助鲁迅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丁玲便是其中一位杰出女作家；到了1957年反右时，冯雪峰、丁玲都打成了右派，于是历史重写，左联的正确领导者定位为周扬等人。其后周扬一直主持党内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工作，其身份不容怀疑，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时，周扬等“四条汉子”却又成了长期埋伏在党内的一批修正主义分子。上面不断折腾，他们都自以为是在捍卫革命路线，而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可是苦了下面那些无从了解真相的知识分子。“大跃进”时，大编教材，集体编书成风，我系研究现代文学方面的师生突击出了一本《论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向党献礼，展示一片忠心。“文革”陡起，这书却成了一株大毒草。主编者陈瘦竹先生，本是戏剧专家，本来与新文学史关系较浅，仅因年岁长些，声望高些，膺此美名，这时便被抛出，沦为反动学术权威，周扬黑线上的反动骨干份子。于是历史重写，当年与国民党政府斗争，支持学生运动，被警察局拘留等等都不再提了，反正就是历史上一贯反党的知识分子。这时《新华日报》公开点名，群情激奋，随后又有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前端，两个革命斗志冲云天的红卫兵小将，像《水浒》传中押解豹子头林冲的公人那样，手持水火棍，把陈先生的头压得抬不起来，直奔雨花台烈士陵园去请罪。现在的学生可能无法想象，好像过去的革命历史篇篇都是正义战胜邪恶，但在我们身历不同年代的人来说，却有一些心惊胆颤的另样感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承担种种执笔的任务，时而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头衔，如果上峰突然灵机一动，又来一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那我可是一命休矣。追查责任，这棵毒草是如何出笼的，那时可不由分说，抓最软的柿子来捏，最大份额的罪状就得由你承担。像我这种出身不好非党非团的时代落伍者，过去人家背后讲讲你思想落后，还可以马马虎虎过去，这时若有风吹草动，便会立即升格为反动透顶，一贯与人民为敌，于是革命师生便会纷纷伸出一只脚，把你踩倒在地，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或许我也有所谓历史癖，总喜追忆往事，联系自己反省一番。历经艰险，苦尽甘来，另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惊喜。“文化大革命”中投入的种种文字工作，非但不招来横祸，还能顺利推出，作为一份份成果而得到大家认可。修订《辞海》，客串演出的马列文论注释，负责统稿的《韩非子校注》，都一一公开出版。说明在那变幻莫测的年代里，时间没有浪费，风险业已一一解除。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82年12月出版《辞海·语词分册》，我被列入“主要编写和修订人”，其后新一版、新二版均参予编写，所有版本中都有同样的标示，劳动成果有所呈现。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6月推出《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的增订本，我注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部分文字与《斯大林〈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也收在里面，也可作为我勤杂工身份的最佳佐证。《韩非子校注》成效更为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推出初版时，《后记》中云“全书的文字统一和校勘工作，是由周勋初同志负责的”，2009年由我修订后，凤凰出版社于8月内推出“修订本”，2012年时还荣获“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当年的政府徵召入闱，并无荣宠之感，仍然感到风险不小，压力很多，如今政府予以肯定，予以褒奖，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我在书内还附入了一篇纪实文字《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韩非子校注〉编写始末》，实录所谓“法家著作”出炉的前前后后和操作过程，也可作为出版史上的一道奇异景观看待。

“文革”十年，连头搭尾，一般人都要浪费上十四五年。自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发表之后，空气日趋紧张，其后又有“书越读越蠢”的最高指示，一般人都已放下书本，不再敢与封、资、修的东西沾边了；一些积极分子，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我反应迟钝，在政治上有些麻木不仁，自知起点太低，与此无法沾边，这样也就自甘堕落，仍然日亲书本。因此，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紧锣密鼓声前，还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后改名《中国文学批评小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喧嚣动荡，自然无法抓什么学习。整日锣鼓喧天，革命口号惊天动地，世上已无一片宁静土地，后来又奉命将家中“黑书”悉数上缴，只留下“雄文四卷”，就是想看杂书，也已无书可读。而且动不动就集中起来过集体生活，和革命师生一起时，还想抓紧时间学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迫于形势，前前后后也荒废了六七年的时间。迨至1972年回城，红卫兵陆续离校，工农兵学员进来学习，学校重新开张，本人还未发配到另外岗位，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读起书来。因为本是业务教师出身，还有那么一点使用价值，于是陆续有人邀约，或是徵召入闱，从事一些集体编书项目，这才有了如上所说的一些成果。由此我就想到，人可不能没有一点看家本领，最好总要练出那么一手，人家做不了，或是做不好，只有你挺合适，而你又不那么怪，能与人合作，能融合于集体，那么不管形势多么严酷，还有可能有你一席容身之地。

应该说，我的求知欲还是比较强的，对学习有兴趣，平时总想摸摸书本。“文化大革命”中无书可读，下放农村走了几年“五·七”道路。中文系的人只带下去一套《鲁迅全集》，我就利用劳动之馀读鲁迅的著作。这不可能进行研究，甚而写什么文章，这是尖端的学问，闯入其中，跌一大跤后还不知道撞在什么地方。但读读鲁迅著作确有好处，这不光是增进了好多现代文学的知识，也不限于了解到很多近代历史，而且他的这种文风，这种思辨能力，尖利透辟，简直有所向无敌之感，这也使我钦佩，获益匪浅。觉得写文章就得这样。虽然平时动笔并非参加什么论战，但应做到简洁明快，将复杂的问题透辟明白地宣示，不能钝刀子割肉，半天也挤不出一滴血来。

我的讲话方式，写作风格，时而又会像是在称赞，又像是在冷嘲热讽，可能也是受到了鲁迅皮里阳秋笔法的影响。

回顾前尘，觉得自己胡里胡涂地闯入古典文学的领域，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像我这样的料子，如果真的学了现代文学，或是去学其他尖端理论，不知会有怎样的下场。我想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延年益寿到八十多高龄，还在吃人民的大米，不断推出一些成果。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罪，虽然没有师辈那么多，但除了那些善于利用形势者，或多或少都会遭过一些罪。青春岁月就是这么消磨殆尽。但时移势转，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不像师辈那样已是接近风烛残年，再想振作也已为日无多，只能抱恨终身。陈瘦竹先生自年轻时起即立志戏剧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不去考虑恢复名誉等事情，坚辞系主任之职，在眼睛近乎失明的情况下，争分夺秒，完成《陈瘦竹戏剧论集》三巨册，足以照耀学林，然而“文革”之中的心灵创伤，小将对他肉体上的摧残，终究让他无法完成宿愿，最后只能发出“学派未成心未死”的哀叹。

我在1978年时也已人过中年，按照常规，不久就应退休，到了1988年时，已是到了彻底告老还乡的年龄，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肆虐，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裂层，于是留用一些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的教师发挥馀热，继续工作，这时我在长期充当勤杂工时积累下来的那么一点本钱又发挥了作用，接着工作到了今天。

1978年时，中央宣布，匡亚明校长恢复南京大学校长职务。他在五月到任之后，立即雷厉风行，整顿秩序，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礼请原来的系主任出山，重新领导各系工作。他登门拜访陈瘦竹先生，请他重新担任中文系系主任，陈先生感谢领导的好意，却仍然坚辞不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转而推荐由我出任新的系主任。匡校长之前从来还没有听到过我的名字，一时摸不着头脑，只能再作调查。我闻讯后，紧张万状，赶忙去找陈先生，请他收回建议。我说：“我在中文系的情况，你是清楚的。我做系主任，能调动得起哪一个人？”陈先生说：“你的情况我当然了解。但中文系当前的情况你也清楚，我们也不能眼看着它沉沦下去。老实说，我们对南大中文系也说不上有多少感情，但我们毕竟在此工作几十年了，总不能让它一天天没落下去，何况你又是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只能作一些自我牺牲。老的不用管了，你也没有办法管，你还是要把精力集中放在培养下一代，希望将来能有转机。”陈先生的这一番话，既痛切，又诚恳，我已无法再作辩说，只能心情沉重地离去。但事情随后有了转机。校方随即又去徵求程千帆先生的意见。程先生说：“不要让周勋初去做什么系主任了。现在担任这种职务，没有办法作出什么成绩，只要有个人出来维持一下就行了。目下全国已经出现竞争态势，还是让周勋初参予到学术竞争中去吧。”程先生的这番话，帮我脱了困。按照我的条件和性格，这时接手这个烫手山芋，必然弄得焦头烂额，灰溜溜地下台。

陈先生的好意虽未成事实，却也告诉了我，老师对我都有所期望。自知水平有限，能力有限，但始终不敢有所懈怠，以期不致让师辈过多失望。看到目下古代文学学科点内欣欣向荣的景象，确是最大的安慰，总算在振兴南大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盛业中出了一份力，还不至于过多辜负老师当年对我的培养。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大变，像我这样的落后分子，不再在人家眼皮底下度日。师生关系融洽，不论分到外地的学生，还是留在身边的学生，联系密切，宛如家人。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六十岁前后方始过上正常生活，进入教学与科研的高峰期。二十年中，培养了不少硕士与博士，出版了一二十种私人著作，也参予编写或主编了一些集体的中大型文献著作。

步入二十一世纪，我已进入晚年。人到八十，实已举步维艰，然而《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和《文心雕龙解析》等著作尚未完成。这时一些朋友和学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我排除万难，争取最后胜利。

《全唐五代诗》和《宋人轶事汇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已起步，前者遭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磨难。这事本来就太理想化了，没有经过什么周密的思考，三所学校，六个主编，临时凑在一起，要想始终“志同道合”，确是几个当代的“原始天尊（真）”。《宋人轶事汇编》则是另一番景象，参予工作的人也不少，却都能做到“志同道合”，原因在于参予者都能信守承诺，讲求“诚信”。《文心雕龙解析》的工作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如今也在学生一辈的帮助下完成。本来我已看不到什么前景的事，如今都有圆满结局，也是晚年莫大的幸事。

人的一生，立身行事，应当讲究诚信。处理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就是要有责任感。从家庭来说，上对父母，下对子女，都应肩负责任。这是天然的要求，自然而然从心口流出，否则也就违反了天理。对师长学生也要有责任感，接受老师的教导，发扬师门学术，是学生一辈义不容辞之事；学生跟你学习，希望将来学有所成，做老师的应该竭尽所能，帮助他们提高学识，开创新的事业。对于主管部门，也要有责任感。我长期担任南大古籍所所长，一直在古委会活动，几种集体著作，如《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册府元龟〉校订本》、《全唐五代诗》等都是在古委会立项的，得到过经费资助，我们就应对古委会负责，承担责任。古委会是国家设置专门从事古籍整理传承祖国文化的一个机构，我们拿了国家主管部门的钱，却不去考虑完成国家资助的事，怎么说得过去？不去考虑这个大局，专在与本题无关的事情上纠缠；弃集体利益于不顾，只在有关自身的事情上折腾。我只认准一个道理，按立项时的规定办事。个别地方，如当事人同意，可以作些调整，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则绝不退让。因此，我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务必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些项目。

凡是不谋私利的事都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如今上述项目都在朋友和学生一辈的帮助下先后完成，一一实现初衷，对古委会也有了交待，总算做到了无负于国家的有关主管机构。

人的一生，步入哪一个阶段，总会碰到这一时期的特有问题。目下中国进入历史上最繁荣富裕的时期，举国上下无不意气风发，古代文化方面的巨大工程，纷纷涌现，超大型的项目层出不穷，简直有些眼花瞭乱。或许我已老来昏聩，思想严重落后于形势，对于这类工作已经提不起兴趣。有些部门或许出于国家民族文化建设方面的需要，时而提出一些大的项目来招标。对于一些超大型的著作，我却心存戒惧。每当看到这类题目，我就暗自庆幸。心想，如果我正当盛年，还在担任学科带头人，那我只能奉命出征，因为这牵涉到学校的排名、对外的面子、经费的收入等等问题。目下学校在教学、科研等各种活动上费用浩大，如无经济后盾，那也难以维持。幸好我的年龄段刚巧镶嵌在横扫传统文化期和超大规模发扬传统文化期之间，总算没有遇到什么难以逾越的难关。多方收集资料，自己搞搞《唐语林校证》；与各方朋友联系，纂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在学生的协助下完成《文心雕龙解析》，和大家一起主持一下《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册府元龟〉校订本》、《全唐五代诗》等中、大型项目，本无馀力再来从事其他项目了。

从我来说，本职工作是教师，教好书是第一任务。大学教师应该不时提出新见，发表自己的心得，以期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得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我最看重的还是单篇论文。有些问题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这得扩大篇幅，写成一本书。这些我都尝试了，觉得很自然。搞集体著作，从事古籍整理，却是事先没有想到过的。夤缘际会，先是裹挟到了运动中去，后来却成了专业人员，一切都很自然，可以说是与时代同步。这样看来，我这个人运气还好，还有那么一点适应能力，这也差堪自慰。心想大千世界，不可能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期望提供一个个机会，不是得让外面的环境来适应你，你得适应这个环境。因此，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看来还是必要的，适应能力强，也就可以抓住更多发展机会。

屈指算来，自小到老，几十个年头，可以说是备历艰辛。其间当然有欢乐，也有数不尽的困苦。从小学到初中，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家乡沧陷，初尝亡国奴的苦涩，因此对那些慷慨赴难以国牺牲的人备致敬仰，而对一些觍颜事敌的人，即使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总是不敢恭维。高中阶段，抗战胜利，蒋介石凯旋而归，到上海时，万人集会，称之为民族英雄，然而三年内战，国民党迅速腐败，犹如县花之一现。中国人民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的政权。新中国建立初期，除旧布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希望，谁知极左思潮开始抬头，且愈演愈烈。反右派运动，严重动摇了知识份子的信念，“大跃进”后陷入大饥荒，度过了三年艰难岁月。随之进行调查，国家好不容易出现了转机，孰料接踵而至的却是十年空前浩劫。像我这样一名微不足道的小知识份子，也成了革命对象。一些小将警告我，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意思是随时可以戴上；什么帽子，我不清楚。迟至本世纪初，一位外校的领导人偶然透露，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有些人确是已经把我存入了另档。幸亏历时不久，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埋下的地雷还没有爆炸，危险似乎已经自然解决。

早在文改会工作阶段，有一位女同志对我说，单位里有两个人遇到什么事情总会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倪海曙，一个就是我。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事后想想确是隐藏着危险。政治运动之中，不能允许有独立思考，否则就是异端，自然会打入另册。几十年来运动不断，险象环生，只要一个门槛跨不过，也就可能粉身碎骨。知识份子命运的变化，还在于全国出现竞争势态。1984年时，修丽娟在法国得了一个自然科学大奖。邓小平讲话，全国要大胆提拔一些年轻人，不要再讲什么清规戒律，只要有特殊贡献，就应破格提拔。其时我在外地开会，耳闻如此，也不知底细，只是系里闻风而动，连忙开会进行选拔。据陈瘦竹先生事后告知，当时大家按照过去早就形成的规矩将固定下来的名单对号入座，除了个别人外，其他人都总嫌不合适，因为上面在“贡献”方面有明确的要求。最后有人说，拿周勋初出来对一对看，这时我的勤杂工身份又起了作用，因与同辈人相比，做过的事情还不算少，因此可以勉强对号入座。这时领导上只能打破常规了，因为其他高校都会有人上去，我系如果榜上无名，面子上太难看，也就把我报上去了。就这样，第一次打破常规，我以特批教授的名义占了一个先机，随后就有研究生院副院长的任命，命运也就平坦起来。尽管我不喜欢担任纯行政的职务，做了几年就辞职了，但以后做事也就不再动多掣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展工作了。这是我中年以后最大的幸运，历经艰险，终于熬到最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人的一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不必为自己的点滴成就而自我陶醉，也不必故作谦虚而妄自菲薄。我应《古典文学知识》之邀，连续写下了二十篇治学经验谈，自知成就有限，不足供人仿效，况且时代不断变化，经验无法复制，只是提供大家参考一下而已。除了介绍个人的一些成果之外，还对当时的有些背景作了描述，附带介绍一些个人经历。知人论世，始能真正了解真实情况。读者阅读之时不知前因后果，则此成果的出现总觉突然，或许无从捉摸，终究隔了一层。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