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庙会功能之嬗变

2014-11-24胡吉伟

黑龙江史志 2014年3期

胡吉伟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达到奴化东北民众，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日伪对东北民间传统的庙会活动采取了改造与利用的策略。满铁与协和会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庙会规模，举办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吸引乡间百姓，借机开展以“王道政治，民族协和”为中心的殖民思想宣传。同时，日伪借助关帝庙、中元节等民间祭祀活动，祭奠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日本战犯，并将日本化的“国家祭祀”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相结合，企图从思想上铲断东北人民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广大民众在日伪当局的鼓动下，纷纷参与庙会活动，东北各地的庙会活动经过民国初年的短暂沉寂后，再次兴旺并呈现出畸形发展的态势。

[关键词]伪满；东北庙会；殖民统治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日伪各机关积极推动庙会的发展，伪国务院、满铁与协和会等机构为参与庙会的民众提供一切便利，并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近年来，关于庙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伪满时期东北庙会的繁荣及其原因的分析有待深入。有鉴于此，本文以伪满时期东北庙会活动的异化为题进行考察，揭示1931年后日伪在东北推动庙会发展的真实动机。

一、东北庙会活动的改造

近代以来，随着清王朝对东北地区的开放，大量移民涌入，民间的庙会活动也渐成繁盛之势，寺庙遍及乡村城镇。日本占领东北后，颁布了《关于庙祭调查之件》：“查我国各地佛宇道观为数极众，每逢祭会民众参请顶礼者络绎不绝。为整饬宗教行政及善导国民精神起见，对所有各地庙祭有通盘检讨利用之必要”[1]165。由此可见，日伪对东北寺庙采取了改造与利用的手段，奉行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暂时维系东北民众长期习惯的生存状态，尽量不触动其根本，以免在民间四面树敌”。[2]200

伪满成立之初，负责掌管各地庙会祭祀与宣传活动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落实殖民政策，满铁控制了各地的庙会活动，协同关东军，协和会等机构积极谋划，在庙会期间燃放烟火、抓彩票、放映电影，通过扩大庙会规模、组织娱乐活动、为游客提供交通便利等方工吸引百姓参与其中。利用庙会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借举办庙会之机，大肆宣传“王道精神，民族共和”的殖民思想，为其侵略活动辩护。为了更好的利用庙会进行宣传活动，成立了专门针对庙会活动的“宣抚委员会”协助地方筹办庙会活动，西安、拜泉、东丰等县的娘娘庙会上，“宣抚委员会”协同各地汉奸组织，寺庙主持组织各种娱乐活动。在寺庙前的空地上建彩楼、搭戏台、组织秧歌、杂耍等表演活动。在会场上组织演讲、散发印有“民族协和、王道政治”的宣传单，以达到借庙会之机实施“以华制华”，从思想上奴役广大民众的殖民策略。1934年春季娘娘庙会，伪国务院为纪念“实施帝制后之第一次祭典，制定宣传画片三十五万牧，传单五十万张分送各地”[3]。1937年五月，日伪在长春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娘娘庙祭祀仪式，为达到预期目的，协和会中央本部携同长春县本部、长春县公署、大屯警备署、大屯警察派出所共同商讨“庙会如何繁荣”并最终确定组织召开为期五天的庙会活动，明确指出办会宗旨“对于民众大祭典之娘娘庙会，期培养国民敬神之念，并为国民教育之一助”。为保证庙会顺利召开，协和会与满铁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第一，进行大张旗鼓的庙会宣传。印刷宣传册、传单分发至市区乡村或选择车站等人流量大的地点张贴；利用广播、报纸等媒体扩大宣扬。第二、满铁会同军政部、民政部、协和党等机构为庙会的召开提供一切便利。为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南满铁路局特意在长春公主岭、大屯等地增设临时车站，并于上午八点，十点增开临时列车，降低票价。第三、在寺庙周围增加警力、添设无线电装备以便随时调遣警察维持会场秩序。由于各机构的密切配合加之满铁与协和会的精心策划，此次庙会较以往更加隆重。当天参加庙会的机关有大屯小学、伪国务院情报处、协和会中央本部、文教部礼教司、国防妇女会、另有维持庙会治安的工作人员以及“前往游玩者，人数达三十万以上”[4]。

五月二十八日，长春大屯娘娘庙会正式举行，整个祭祀活动共分“祭典—讲演—文化表演”三部份，先由寺庙主持焚香拜祭，然后由协和会作“娘娘庙典与满洲国王道政治之现状及国民之自觉”为主题的演讲，最后燃放烟火、放映电演、杂耍等娱乐表演。文娱表演是整个祭祀活动的重要一环，电演放映是各地庙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1933年日本关东军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伪国务院及协和会共同成立“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把电影作为“向满洲国普及日本情况及日本精神”的重要宣传工具。庙会活动正好为电影放映提供了有利平台，寺庙场地宽阔，届时大量百姓云集，正是伪满当局利用影视进行奴化教育的有利时机。这一时期东北的“寺庙不单单是宗教信仰场所，也成了奴役东北人民思想的殖民据点”[5]。于是，各地的娘娘庙、药王庙、关帝庙等，凡有庙会活动时都少不了影片的放映。就在伪满政府在长春举行娘娘庙祭祀当天，海城、旅顺、西丰、海伦等县在当地各机关团体的积极筹措下，娘娘庙会也如期举办，并共同奉行“王道政治、东亚共荣、满汉一体”的精神，向东北人民灌输亡国奴思想，以期达到借庙会奴化民众的目的。

吉林省北山寺庙群素负盛名，颇具影响，享有“千山寺庙甲东北，北山庙会盛千山”的盛誉。北山寺庙经历几度兴衰之后，诸神混杂，神道相交，形成了佛、道、儒三教圆融共处的特点。每年进入四月庙会便接连而来，“四月初八佛诞节、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四月二十八药王庙会、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会”[6]329，其中尤以药王孙思邈香火最盛，每逢四月二十八日的药王庙会乡间百姓扶老携幼，纷纷上庙进香。1932年的北山庙会经伪满各机构的谋划，庙会活动盛况空前，“北山上下游人平均在二十万以上”满铁与协和会为“发扬王道之精神起见，乘游览之时，开始施讲演讲，讲题为王道主义”[7]。并且动用飞机“散放传单于空际，宣传品遍贴市街及北山庙壁”[8]。为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伪警察署严格控制会场制序，防止任何东北民众针对殖民统治的反抗活动。伪吉林省警察厅事前特意召开大会，制定应对措施并与宪兵队联合行动，抽派若干名警士组成巡查队在北山上下会场巡查。在寺庙周围及偏僻处设立临时驻所以方便随时联络，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丹东凤凰山庙会期间，协和会与警察队协同作战并且分工明确，协和会负责“散发传单以阐发王道主义为要旨，使人民深印脑海。警察队真枪实弹，维持会场秩序，命令骑兵队不间断地在寺庙上下巡逻”。在伪警察署的弹压指挥下，会场“秩序井然而不紊，男女出入有序”，东北民众在日本殖民者的导演下上演着“地方安益，气象兴隆升平的热闹场景”。正如1934年盛京时报对近年庙会情况的评论“三年来，日满各机关有统系之办法，届时点缀其间，尤觉出色”。日本侵占东北后在日伪当局有预谋的策划下，庙会活动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短暂消沉后再次复兴并大行其道。日伪以武力镇压的方式强行向百姓灌输所谓的“王道精神”“其目的就是要使东北地区不仅在疆域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撤离脱离中国”[9]568。

为了利用庙会达到既定的殖民目的，日本占领东北后，对寺庙采取利用与保护的政策，对各地庙宇进行调查、修缮或新建。

经历清末的改寺庙为学堂以及民初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的变革运动，东北寺庙受到了很大打击，庙会活动也逐渐消沉。1908年辽阳境内“寺庙由141座减少到102座，到1913年为97座”[10]177，宽甸地区民国四年“有20座庙宇被学校、预警所、商务会议和议事会半占或全部占用”[11]737。根据《东北年鉴》1931年的调查，当时“全东北地区共有佛，道寺庙共3508座”[12]1447。而到了1934年仅“佛教寺庙达到2465座，道教寺庙1962座，无僧管理的寺庙也达1917座”[13]41。这一时期，寺庙增长的数量很快，“东北各地陆续增多的佛教寺院，都是在日伪统治者的直接捐助下修建或重建的”[14]。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庙会活动成为统治东北人民的工具。

二、寺庙祭祀仪式的异化

在民间信仰中，阴历七月被称为“鬼月”，于七月十五日举办的中元节则被称作“鬼节”也叫“孟兰盆会”。不过，如果是阳寿未尽，死得不甘心就会逃出阴间复仇。所以，中元节这一日，人间百姓为了免除邪魔的干扰伤害，进行中元普渡，举办“设祭、诵经、放水灯、焚法船”[15]130等活动，其目的就是超度鬼魂，使他们不在为害人间，佛教徒把这一活动称为“盂兰盆会”。东北各地都有举办孟兰盆会的习俗，每逢阴历七月十五日各地百姓“放河灯、扎彩船、颂经念佛并请僧道设坛诵经来超渡枉死的鬼魂”[16]9，并被认为是行善积德之举。日本占领东北后，军方势力嚣张跋扈，军政部长张景惠提议“为建国捐躯者，开会追悼以慰英灵”[17]。为纪念在侵略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人，军政部、民政部共同筹办组织成立“慰灵大会”，借民间七月十五日的孟兰节举行祭奠活动。1933年7月15日中元节，日伪在长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慰灵大祭仪式”，祭奠九一八事变以来及热河战役中战死的日军。首先，在军政部设立慰灵委员会，由军政部、民政部、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新京市政公署、长春县公署抽派人员组成委员会负责此次的祭祀活动，由军政部督饬进行。同时调查自事变以来“为国损躯的英灵”，起初只调查各军队死亡人数，后扩大到军政各部的公务人员，日俄籍人以及服务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统统包括在内。据统计列入此次慰灵大祭的殉职总人数，“共计一千四百五十七名，其中包括军队方面九百余人、行政人员五百余人、日藉者六十三人”[18]。

是日，伪满皇帝溥仪携伪满高官、军政部总长、关东军代表、政府院部长、民政部次长出席，气焰嚣张。会场上设置坐北朝南之广大祭棚一座，其中灵位摆设成梯扇形面，三台式供桌陈列香花五供，设备酒菜猪羊周置花圈，上悬挽联，东南角高悬满洲国旗，西面角高设铭旌牌文曰“大满洲国建国捐躯为官吏之铭旌”，场中南北分军队警察、乐队、学生等列式”。上午九时“祭灵仪式”正式开始；首先鸣放礼炮并奏乐，由慰灵委员会执政官致开幕词，随后伪满皇帝溥仪由侍从武官长引导至陵前拜祭，“会场千余人，均恭致敬礼。”随后，关东军、外交团体、国务院、立法院、外交部、交通部以及亡者家属依次进至灵前拜祭，同时执政官高声朗读祭文：“予惟建国以来，慷慨捐躯、即危授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死者犹生”，“惟殉难诸士，超越民族人种，欣然以殉于满洲建国大业，其崇高之精神与其壮烈之期许，可谓具有光辉烂灿之荣誉者也”。在长春慰灵大会的影响下，各地方也纷纷仿效并组织规模不等的“慰灵小祭”，朝阳镇、西安县、法库县等地均在七月十五日办理盂兰盆会，超渡“为国捐躯的日满阵亡将士”。由于伪满成立之初，“地方不靖”常有人员伤亡，慰灵委员会除了在中元节组织超渡外，常借关帝庙、姜公祠等寺庙祭奠死去的战犯。日伪当局决定，以每年阴历二月及八月上戌日为“关岳祭”，由伪军政部各军管区司令部分别担任中央和地方驻军的司祭，同时规定关岳祭祈之日，全国放假一天。为培养青少年的“国民意识”，日伪要求当地学校学生必须参加关岳祭祀仪式并聆听关于“王道建国”的政治演说。由此可见，庙会祭祀在伪满时期不仅仅是一个推行殖民统治的载体，也成了日伪当局对青少年进行“顺民”教育的重要基地。日伪声称声设立“关岳祭礼”的目的是“政府为有助于崇敬烈士，尊重忠勇，振兴军警以及一般军风”[19]729，而究其实质是日伪政府出于维护殖民统治和稳固伪满傀儡政权的实际需要。在日本殖民者的组织下祭灵仪式沉渣泛起，慰灵祭祀之风“波靡”整个东北沦陷区。

伪满时期，东北各地的关帝庙虽然保留着传统庙宇的建筑形式，但其纪念仪式、内部陈设、祭祀含义都发生了异化：将关岳祭祀与日本式的“神道祭祀”融为一体，并逐步走上日本化国家祭祀的道路。日伪对寺庙祭祀空间的改造，“推行日式的“国家祭祀”，树立以神道为特征的“国家信仰”企途彻底根除东北人民思想中的中国文化、民族和国家意识”[20]，实现将整个东北在文化上与中国彻底剥离的政治目的。

三、结论

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东北实行“以华治华”的殖民政策，除了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作为代理人之外，还包括利用民间传统的社会文化活动进行思想上的殖民。集祭祀、娱乐、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庙会活动由于在民间百姓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了日本当局殖民侵略的政治工具。为了扩大庙会规模，充分发挥社会影响力，满铁、协和会、关东军等机构精心谋化，不遗余力地推动庙会的发展并在庙上宣扬所谓的“王道政治，民族协和”等殖民思想。各地的娘娘庙、药王庙、关帝庙等庙宇一时间烟雾缭绕，庙会祭祀活动经过民初的短暂消沉后再度兴旺。与此同时，东北民间的传统宗教信仰也逐步发生变异，日伪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道祭祀与中国民间信仰相融合，意图从根本上改变东北民众的民族观念。综观这一时期的东北庙会，虽然呈现出繁荣的庙会景观，但实质上已经成了日本占领东北推行殖民政策的政治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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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继武，郑敏主编.九一八事变资料：日本外交文书选择（第二卷）[Z].吉林省内部资料.

[3]娘娘庙会国务院大宣传[N].盛京时报，1937-5-18.

[4]大屯娘娘庙会本年盛大举行[N].盛京时报，1937-5-7.

[5]刘扬.近代东北寺庙社会功能分析[J].史学月刊，2011（5）

[6]中国民俗游编写组.中国民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7]庙会中宣传王道[N].盛京时报，1934-6-7.

[8]北山庙会宣传王道政治盛况[N].盛京时报，1934-6-12.

[9]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0]辽阳县志编纂委员会：辽阳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11]宽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宽甸县志[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