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萍

[摘 要]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宗教等因素，决定了新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新疆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清代道、咸、同年间，新疆民族矛盾激化，同时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新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因此，对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道咸同；新疆；民族关系

新疆自古就有着：“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自西域都护府设立后，历代中原王朝，凡是有能力者，无不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同时，新疆地处中西交通咽喉孔道，民族迁徙和交流异常频繁，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治理新疆，首先必须得处理好新疆的民族关系。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已有两千多年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国力强盛还是贫弱，民族和睦还是纷争，都与边疆的稳定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2]道咸同时期，新疆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民族关系也随之而变。

一

何谓民族关系，即 “以民族因素为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交往联系的状态”[3]。新疆这片广大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不同种族的人群。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新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而这种特殊的文化内涵则孕育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长期的融合与冲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新疆民族在形成具有自己本民族、本地区特色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过程中，又统一于中华民族精神和心理之中。

二

在清朝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疆仍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历经了康、雍、乾三世，终于在1759年统一了天山南北。为了加强统治，清政府本着“因俗而治”的方针，在新疆实行了“军政合一，以军统政”[5]的军府制。同时，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在不同地区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在回疆地区，清政府还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另对回疆各旅，由于种族庞杂，除保持满族为其廻翔之地外，并采用牵制、隔离、怀柔、镇压诸种手段备至，目的系拒汉族出塞……回疆则查验印照”[6]“内地出关民人，请查明南北两路，分别禁止放行。嗣后内地出关民人，除南路各城，仍遵前旨饬禁外，其赴北路者，著照旧例由肃州觅保给票放行。如有出关后潜赴南路者，著吐鲁番领队大臣于托克逊地方设卡，派员严查。如验无照票者，即行拏解治罪”[7]。由此可见，清政府民族隔离政策的严密性。清廷的民族隔离政策旨在提防各族杂处，日久滋事，但是却没有意识到，隔离本质上削弱了回人对中央政权的认同感，造成这种认同缺乏文化基础，而缺乏文化基础的统治是难以长期稳固的[8]。

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后，和卓后裔仍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新疆，建立其统治政权。乾隆时期，清政府加强对新疆的统治，使其阴谋一直未能得逞。到了乾隆末嘉庆初，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大大减弱，派往新疆的官吏多是碌碌无为之辈，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和伯克们上下其手，在当地作威作福。就连道光帝也不得不承认“近十余年来，历任参赞、办事大大贪淫暴虐，回子等忿恨忍受”[9]。这使得乾隆以来推行的民族政策招到了相当大的破坏，从而也为和卓后裔的叛乱提供了可能。

从嘉庆二十五年开始，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在浩罕的支持下，打着“圣战”的旗号，三次入卡作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清廷急忙从内地调兵，终于在道光八年（1828）平息了叛乱。次年，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又在浩罕怂恿下，入卡作乱，旋被平定。这场延续10余年的和卓后裔的叛乱，使得回疆各城“田园庐舍，蹂躏殆尽”[10]，同时也使清廷看到了治新政策的种种弊端。在这种情势下，清廷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逐渐允许兵丁携眷驻防、裁兵屯为民屯，内地商人也可去南疆贸易或招垦。为了加强对回疆的治理，道光七年，御史钱仪吉奏请：“此次南路办理善后，非增驻兵丁不足以壮军威。而官兵既多，难尽取给于回部，自应仿照北部开始屯田”[11]。同时，道光十一年（1831）颁布上谕：“先将西四城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有愿携眷者听之，其回子地亩，亦不禁其租给民人耕种”[12]。可以说，道光时期对回疆民族隔离政策的打破，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当地民族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相互之间增进了了解，加强了联系。

清统一新疆后，中亚浩罕成为清的藩属国，清廷同意它与回疆的维吾尔族相互贸易，并给予种种优惠政策。但是张格尔叛乱以后，清廷将部分责任归咎于浩罕，下令停止和浩罕的商贸活动。据钦差大臣那彦成等奏报：“驱逐南路各城流寓在十年以内之安集延回子出卡。查起囤积茶叶大黄入官。其余未经驱逐各外夷。一体编入回户。当差种地。如有犯禁令、及囤积违禁物件，即行驱逐”[13]。

清廷采取这项措施，目的是为了打击和驱逐浩罕的商人，但是，也同时影响到了清廷和布鲁特、巴达克山以及布哈拉之间的贸易。清廷规定：“布鲁特只准入卡贩卖羊马，易换粮布，如有别项货物，即恐代人销售。务当详查确实，照例惩办，永不准入卡通市。又稽查贸易出入人数，及私贩接济霍罕二款。嗣后无论他夷及布噜特，总由坐卡官员禀报，分别派令官兵点明人数进卡，事毕押送出卡”。“布噜特赴官购茶，不得过一斤。如有敢夹带私茶出卡者，即行入官，照例治罪”[14]。同时也规定，境内的商人也不得私自越境与布鲁特进行贸易，否则治罪。这就大大阻碍了清朝和布鲁特之间的贸易交往。由于清廷官吏腐败无能，对民族纠纷处理不当，更加深了布鲁特对清朝的误解，致使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为了改善双方的关系，道光帝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筹办善后事宜。但是，那彦成提出的对布鲁特头人羁縻政策遭到道光帝的反对，清廷放松了对布鲁特的管理，使得浩罕有机可乘，强行向布鲁特征税。19世纪初，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我国大片领土，其中就包括布鲁特的游牧地。

三

清政府在西进的过程中，就开始在新疆实行军屯以解决军粮问题。据永贵等奏称：“前与雅尔哈善会商，无分进剿屯田兵丁，随到即令开垦地亩”[15]。统一新疆后，鉴于新疆人烟稀少，于边防极为不利，于是开始大量招集内地民人到新疆垦种，即所谓的“民屯”。“吉木萨等处广招内地民人开垦，期于膏腴日开，岁获丰登，户民乐于种地，则编户频岁加增，桑麻鸡犬烟火相望，新疆与内地无殊，更为亿万载敉宁之计”[16]。到嘉庆末年，天山北部“乌鲁木齐、巴里坤、伊犁的自耕农已有20余万人，开垦土地108万亩以上”[17]。除此以外，还实行了“回屯”、“商屯”和“旗屯”等不同的屯田形式，但主要是在北疆地区。直到道光时期，打破了民族隔离政策，逐渐允许商民携眷到南疆屯垦。清政府的屯垦政策，促进了新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稳定了边陲的局势。

统一新疆后，清廷采取措施，鼓励商人出关贸易。但是到了道咸同时期，新疆局势一片混乱，贸易状况急剧恶化。张格尔入卡作乱，杀害了许多商民汉回，据办抚恤事宜的御史豫益奏：“喀什噶尔等四城殉节各商民汉回等，前经降旨，一体赐恤”，“该商民等多系四方贸易之人，或一时流寓，或万里为商。其有无家属，并姓氏籍贯是否确真，必须详细查明，不得从中别有冒充假借”[18]。又因受到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切断了内地商人来新疆的通道，新疆和内地的贸易几乎断绝了。

四

道咸同时期，混乱的局势并没有使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此中断，反而在共同反压迫反剥削的过程中有所加强，主要表现为内地的传统文化与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在林则徐《壬寅日记》记哈密维吾尔人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林则徐在《回疆竹枝词》三十首中，竟用了30个维吾尔语词汇”[19]。由此可见，新疆少数民族在吸收内地汉语时，也将本民族的语言在汉族中间传播开来。再如娱乐活动，汉人到新疆，将内地的各种娱乐活动也带到新疆。“据《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谈到的戏曲，就有京戏、杂剧、昆曲、越剧、楚调等”[20]，这些娱乐活动，大大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五

鸦片战争以后，新疆也开始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开始成为新疆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侮，使得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从而为新疆民族关系增添了新血液。

同治六年（1867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和外来侵略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855年，塔城人民为了捍卫雅尔噶图金矿的矿权，烧毁了沙俄驻塔城的贸易圈。同治十年（1871），沙俄霸占伊犁，伊犁各族人民同沙俄展开斗争。阿古柏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使人民摆脱民族仇杀，开始联合起来，共同反抗阿古柏政权。

道、咸、同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受到来自清朝官吏和本民族上层的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关系紧张。各族人民纷纷铤而走险，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虽然在起义过程中，曾发生过民族对立仇杀事件，但很快就因为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要求而转变了斗争的矛头。外国势力虎视眈眈，不断对新疆进行渗透和侵略。共同的命运使得新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侮，这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相一致的结果。“这种一致性，使得新疆各族人民的民族情感突破了某一民族的狭隘范围，从而扩大到整个中华民族；从单一本民族的认同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高度”[21]。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进一步得到升华。

参考文献：

[1]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一[O]，第9页

[2]转引自格桑顿珠《关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研究》，中央党校课题组.现阶段我国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63

[3]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4]谢贵平、胡鹏、安晓平：《新疆民族关系研究述评》[J]，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4）

[5]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

[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O]，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

[7]《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九[O]，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杨恕、曹伟：《评清朝在新疆的隔离制度》[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2）

[9]《清宣宗实录》卷一零二[O]，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清宣宗实录》卷一一八[O]，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五[O]，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清宣宗实录》卷一九七[O]，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二[O]，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二[O]，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清宣宗实录》卷一九七[O]，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清）和宁：《三州辑略》卷四，？O？，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124

[17]王希隆：《清代前期天山北路的自耕农经济》？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3）

[18]《清宣宗实录》卷一六零？O？，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周轩：《清代新疆流人与民族关系》？J？，新疆大学学报，2003（4）

[20]齐清顺：《清代新疆汉民族的文化生活》？J？，新疆大学学报，1996（4）

[21]赵海霞：《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研究》？D？，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