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引娣

[摘 要]戴进作为“浙派”画系的创始人，在艺术史上起到了一个前绪唐宋、后续明清的桥梁作用，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杀的。本文从戴进的性格和他在画坛上的地位进行了分析，以及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书画藏品中的职能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戴进；性格；画艺；地位；博物馆；书画藏品；职能

戴进作为绘画史上驰骋了近二百年的“浙派”画系创始人，在艺术史上起到了一个前绪唐宋、后接明清的桥梁作用。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戴进的绘画风格及其价值著书立说，对深入研究“浙派”绘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笔者从一个博物馆工作者的角度，剖析戴进的性格和艺术风格，对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书画藏品中应发挥的职能进行了阐述。

一、率真的性格决定了跌宕的人生

中国有句古语“文人先观神骨”，不管古代文人还是艺术家，他们的处世态度精神信仰等性情对其命运有决定性作用。关于戴进的性格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宣德年间，浙江右布政使请戴进画门神，他不肯将就，这位长官大怒，给他戴上犯人刑具。此事恰巧为同级的左布政使黄泽遇见，问明原由后，含笑加以释放。戴十分感激，送给黄泽四幅画，都是他平生得意之笔。此事披露出戴进是位性格倔强、不畏强权，同时又甘为知音奉献一切的人。

戴进超群出众的才艺引起了画院名家的嫉妒与排挤，史籍中均有谢环谗言导致戴进放归的记载。近来有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美国学者班宗华认为这一说法具有传说性：“事实上，更多的研究表明谢环是戴进的朋友、保护者、赞助者”。李开先在《中装画品》中说，戴进虽未能得到宣宗的赏识，但是并没有马上离开宫廷，只是“寓京大窘，门庭冷落”，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每向诸画士乞米充口。”戴进落魄之时，谢环为当时所崇尚，想到戴进生活窘迫，就把他请来代笔。这件事情被阁臣知道了，怒斥谢环：“原命尔为之，何乃转托非其人耶！”于是戴进遂辞归。如果说，谢环不是戴进的朋友，断然不会冒着被大臣喝斥的风险请他代画的。谢环还曾在戴的《松石轩图》上题过诗。浙派画家更愿意将戴进说成是因遭谢环的谗言离开宫廷，这样更多的人在赞叹戴进画艺的同时，也对他跌宕的人生寄予同情。对此，班宗华先生认为，戴进离开可能是皇帝对戴进追求南宋风格不很热衷所致（1）。朱元璋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皇帝，却懂得“世乱则用武，世制宜用文”（2）的道理，采取“荐举”并“访求贤才”，确定科举制度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治理天下。统治者利用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为自己歌功颂德，以达到巩固政权为目的。从各地征召技艺精湛者为皇室和新生政权服务。这些画家供职于朝廷，其创作必然受制于统治者和皇室的意图来进行，经过洪武、永乐时期的积淀，还因“万机之暇，讲论道德之余，间游艺书画”（3）的宣宗的大力扶持，宫廷画家的选拔与管理机制越来越完善。到戴入宫时，一批有相当功力和学识修养的职业画家及文人画家供奉朝廷，画院早已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在“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的文化专制氛围影响下，画师不对皇帝的胃口而横遭祸殃是不可避免的。戴进率真的性格决定了他跌宕的命运，由于他太性情化，痴于绘画，不问“行、利”，不会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得罪人是常事，仕途坎坷崎岖，遭遇贬黜是意料之中的事，以至难以在社会上立足，落得“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有者”的凄凉晚景。天顺六年，穷困潦倒而死的戴进葬于西湖横村桥。郎英在《戴进传》中云：“余过横村桥，见其墓于苍茫之中，祀绝而将为人发矣。悲其事，因掇其行，以书其传云。”“戴奔走南北，动由万里，潜形提笔，经几春秋无利禄系之也。生死醉梦于绘事，故而精而业著，业著而名远，似可与天地相始终矣。”对戴进献身艺术的精神以高度评价，而对画家坎坷的一生，也寄予无限的同情。从戴进画艺恣意汪洋，人却辗转飘零的一生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艺术家的不幸遭遇。

二、精湛的画艺奠定了画坛的地位

戴进是站在中国书画高峰之巅的画家，在书画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他生活在“仁宣之治”的明朝振兴时期，却遭到挫折、打击，致使一生坎坷不平。正是这种经历使其艺术生涯迥异他人，并创造出不同凡响的绘画风貌和审美情趣。

戴进出身低微，笔墨却不同凡响。永乐初年，戴进随父到南京，将要进入水门时，却发现挑行李的脚夫不知去向。他借来纸笔，当场画出那名脚夫的肖像。他拿着图像请众脚夫辨认追回了行李，显示了戴进在绘画上的聪颖天资，也说明了他捕捉和记忆人物形神的能力极强。戴进二十岁时，画风已直追南宋“院体”，笔法劲健，画艺受到人们的青睐，三十六七岁就已名重海内。

戴进是屈指可数的全才，山水、神像、人物、走兽、花果、翎毛，无不精能，独步当时。他广泛吸取宋元诸家的表现技巧，并善于融会贯通与发展创造，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继承“宋四家”的基础上，融合明代宫廷风尚及文人画的笔意情趣，融苍劲与隽逸于一体，超出蹊径之外。他传统笔墨功夫很好，临摹的古画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神像的威仪、鬼怪的勇猛、衣纹的设色，均驾轻就熟。大幅山水画，境界开阔，“凌虚御风，历揽八极之兴”。人物、佛像，变通运笔，行笔顿挫有力，笔法豪放，号称“蚕头鼠尾”。工笔画写意，笔墨简括，衣纹用铁线和三叶描，“描法则钉头鼠尾”。花鸟画工笔设色、水墨写意、没骨兼长，极为精致，葡萄配以勾勒竹、蟹爪草，别具格调，体现了他笔墨挺健苍劲而灵活多变，严谨中富有潇洒隽逸、奔放中不失法度的风格特征，有“纸上绕有铿锵意，笔端颇含斧斫声”的赞誉。戴进受宫廷作画影响颇大，同时接受南宋院体传统较多，使他能够成为一位成就卓越的大画家，对当时的画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画作也被称为“绝艺”。即便在浙派后期遭到吴门画派及清代“正统”文人画家和理论家的猛烈抨击，但将戴进与吴门画派相提并论，说明了戴进在绘画上的成就赢得了相当多的文人画家的尊重。虽然生前卖画也不能“买一饱”，而“身后名愈重，而画愈贵，全当非百金不可得。”《詹氏小辨》评论：“其画雄峻高爽，苍郁浑深，古雅不群，超然自得，虽云行家，骨气非凡……亦国朝圣作也。”（4）李开先在论笔法“六要”说时“一曰神，笔法纵横，妙理神化；二曰清，简俊莹洁，疏豁虚明……”足见其对戴进的推重。戴进从不以画艺高超而骄逸，他的作品从不题写诗文，以文人富于文学修养注重诗文题跋、书法易趣而言，自然有所不足，但人们眼中的戴进不仅画艺精绝，而且气格高雅，与那些被称作“狂态邪学”的浙派画家有着不同的气质。就是认为“浙派”多恶习的董其昌在戴进作品《仿燕文贵山水》上题赞：“国朝画史以戴文进为大家……不作平日本色，更为奇绝”。孙承泽、李日华、韩昂等人，都持与此大致相同的意见。历史证明戴进的成就和影响是无法抹杀的，他是“浙派”的首领，开创了中国第一个以地别为派的画系，在画史上也代表当时的最高成就和一代风貌。

三、遵从博物馆职能进行书画藏品的研究和利用，使“浙派”画艺薪火相传

中国书画在世界绘画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是我国历代书画家辛勤创作和不断提高发展的结晶，这些珍贵的艺术品，汇成了中华民族瑰丽精粹的艺术宝库。书画是博物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使古代的文化遗留能够妥善、长久地获得保护，另一方面是展示和研究，以丰富当今的文化生活。因此，必须遵从博物馆职能，制定科学的展示和研究规程，对书画藏品进行保护、研究和利用。古代收藏者对书画过于强调保护：“非好事者，不可妄传书画”，使一些珍品久不现于世而不能好好利用。近年来，国际博物馆界对于博物馆的功能和职能扩大进行了深入思考，博物馆从“收藏”与“保护”的职能定位，到博物馆“研究”与“陈列”的职能加强，再到博物馆“传播”与“交流”的职能拓展，每一次变化与调整，都使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概念更为宽广。博物馆本质特征和社会职能作用在新时代的全面发挥，也在检验博物馆在新时期的应变力、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和作用。

近年来，有专家提出对藏品“进行富有知识性和创造性的加工”，“开发和利用”其知识含量。我国大多数博物馆对书画藏品的研究和利用率不高。一是对其史料价值、知识含量等的研究利用很单薄，多数只停留在可能的情况下拿出来展示一阵，有的还视藏品为“私藏”，根本不公开交流，博物馆完全成了“保险箱”，哪谈得上研究、开发和利用呢。二是博物馆的职能潜在着公众传播的意义，这样的传播不仅在于社会审美和知识性的推广，而且还具有提高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效果，突出博物馆这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窗口的重要作用。

我国特有的水墨绘画方式和植物纤维纸张的使用，造成书画藏品保管的特殊性，使博物馆在保护和利用方面的举措慎之又慎。如何让书画藏品走出“保险箱”，涉及到领导观念、保管者意识、陈列场地的局限、馆际之间的信息交流及藏品研究利用等，这些因素无疑决定和制约着博物馆藏品研究和利用职能的拓展。我国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和利用与国外博物馆相差很大，例如，法国卢浮宫拥有艺术精品40万件，开辟了250个展厅，经常展出的文物20万件，藏品利用率达到了60%。我国一些博物馆存在着藏品少、场地窄、经费弱等问题，既不采用举办专题展的方法来提高藏品的利用率，也不采取巡回展览的方式来扩大其社会效益，有哪怕封存起来也不愿意有益于他人的狭隘观念和意识，使大量书画藏品只能深藏库房无法与观众见面，直接束缚文物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应有发挥，导致与观众脱节。郑欣淼先生提出了“在开放型思维的指导下，让书画藏品走出‘保险箱，面向更多的大众”的观念。故宫博物院有14多万件历代书画，时代跨度从晋朝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可谓名列前茅，从艺术史研究来看，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链。然而，由于诸多条件限制，公众对“保险箱”里的国宝的历史文化信息所知有限。故宫做了一些的尝试：与博物馆合办重要书画展；利用国内外书画展和综合展览以及各种形式的电子展示、出版照相、学术交流，大量公开书画原件、影像；成立古画研究中心，提高书画展厅的科技含量；研制特定展柜，让观众观赏名家真迹。中国书画作为中华民族的精髓，随着西方文化的介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打击和冲撞，这个“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被同化、消解的严峻考验。一直以来，博物馆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上做了不同的尝试和努力。博物馆要在当好“保险箱”的基础上，转换观念，与时俱进，牢固树立富有创意的开放型观念，充分利用高科技的保存、修复条件和展示手段，在最大的时空范围内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浙江是钟灵毓秀之地，钱塘人戴进以其创造力和独特的风格创立了“浙派”，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以地别命名的绘画流派。明清以来，“浙派”书画经过徐渭、吴昌硕、潘天寿、陆俨少等大师的承接，已形成一种地域文化特色的笔墨形态，其产生的价值和意义超过了绘画流派本身，“浙派”艺术精华举世瞩目，流传百世。

地域性画派进入现代社会因文化的碰撞而逐渐失氧，浮躁的时代已经逐渐流失了以万壑千水之笔写一地山川的豪情壮志，如何让更多的民众享受文化成果，实现“浙派”的振兴，使“浙派”画艺薪火相传？中国文化是一个无尽的宝库，我们只有用新的方法去发现、研究、开掘，找出符合时代审美的因子，去解构、重塑，赋予“浙派”书画新的形态、意义和生命，显示新一代“浙派”的胸襟和气魄。书画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宣纸记载了人们的喜怒哀乐，“浙派”书画发扬光大，薪火相传，博物馆人责无旁贷。

注释：

（1）班宗华：《明代宫廷与浙派绘画》.

（2）黄博：《闲中今古录摘抄》.

（3）《东里文集续编》卷十六.

（4）见《詹氏小辨》转引自《明代院体浙派史料》.

参考书籍：

[1]李福顺著.《中国美术史》[M]. 辽宁美术出版社.

[2]王伯敏著.《中国绘画通史》[M].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