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珍　王奇昌

[关键词]马克思；双重使命；殖民统治

[摘要]就“双重使命”说的内涵及地位而言，“双重使命”说只是马克思在批判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带来深重灾难的前提下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客观积极作用的肯定，并不是马克思殖民主义理论的重点，不能充当研究殖民主义的根本性指导理论。就“双重使命”说的适用范围而言，其多不适用于19世纪50年代的印度以外的时空环境，多数殖民主义行为基本上是赤裸裸的掠夺乃至屠杀。就“双重使命”的具体效果而言，由于殖民者的掠夺本质等因素的影响，“双重使命”对殖民地的积极影响非常有限，一些地区遭受殖民侵略后的发展更多与之前已有的发展水平相关。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2-0039-08

一、序言

21世纪以来，美化欧洲殖民行为、殖民帝国的思潮在西方世界有了明显增长。“欧洲的[种族]灭绝、奴役、殖民地征服、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宗主权等都被遗忘或赞美……西方施加给它的‘他者，的恐怖被很方便地忘却和取代”。阿玛蒂亚·森也注意到欧洲人对英帝国的怀念：“对昨日帝国（特别是英国）的深切缅怀之情，今天在欧洲（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是在美国）又死灰复燃。”有学者指出，美国主流媒体最近几年也一直鼓励美国坦白承认其帝国地位并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上一些人也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美化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行为，认为列强给中国带来了文明和进步，否定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温包括“双重使命”说在内的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就很有必要。但学界对“双重使命”说的适用范围、“双重使命”的具体效果等问题仍然存有不少争论。这些争论直接涉及如何评价殖民主义以及当地民众的反抗这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双重使命”说所涉及的相关争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学界对“双重使命”说能否应用到19世纪50年代的印度以外的时空环境这个问题分歧较大。林承节、梁志明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双重使命”说能够指导整个殖民主义研究；郑家馨、高岱等学者承认“双重使命”说的普遍指导意义，但强调应对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作用进行具体分析；林华国、叶险明等学者则认为“双重使命”说并不适用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所有殖民主义行为。对于“双重使命”的具体效果，学界也争论颇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双重使命”具有一定效果，但董小川等学者就认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意义”。

在笔者看来，对于“双重使命”说的适用范围以及“双重使命”的具体效果，则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从“双重使命”说的内涵出发，考察其是否可以作为指导殖民主义研究的普遍性理论。二是通过横向的和纵向的比较考察“双重使命”的具体效果。通过综合考察，笔者认为：就“双重使命”说的地位而言，“双重使命”说只是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诸多论述中的一个精辟论断，并不是马克思殖民主义理论的全部，难以充当研究殖民主义的根本指导理论；就其适用范围而言，并不适用于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印度这个时空环境之外的大多数殖民行为；就“双重使命”的具体效果而言，由于殖民者的掠夺本质等因素的影响，“双重使命”对殖民地的积极影响比较有限。

二、“双重使命"说之内涵及其地位

分析“双重使命”说的内涵须从对文本的推敲开始。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被后人称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说。

马克思对“双重使命”的具体内容有详细的解释。关于破坏的使命，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谈到，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都只是触动印度社会的表面，只有英国征服者才摧毁了印度传统社会的整个结构。他精辟地指出：“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在他看来，英国的殖民统治第一次从根本上破坏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割断了印度同其一切古老传统和全部历史的联系。

关于重建的使命，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盡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他列出了印度的政治统一、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建立、新闻出版的自由、土地私有制、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运输以及将要铺设的铁路网。他尤其看重铁路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英国殖民统治客观的积极作用也只是英国殖民者卑鄙动机的副产物：“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他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训练印度士兵、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占领更多的印度土地，并降低印度的工业原料价格，只不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印度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工业化。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在马克思看来，重建的使命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而破坏的使命也具有积极意义：英国首次破坏了印度旧有的社会结构，引起社会革命。“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说至今还闪耀着天才理论家的光辉，但是否可以作为指导殖民主义研究的普遍性理论则需要考察。一些学者认为“双重使命”说是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总结，可视其为殖民主义研究的根本指导性理论。此种看法值得商榷。

首先，在严密性方面，“双重使命”说与剩余价值规律等学说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其是否能够作为根本指导性理论还有待商榷。虽然“双重使命”说精辟地揭示了英国在印度殖民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但印度并不是马克思当时研究的重心，而且当时他对印度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英国的各种报道，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不能拔高“双重使命”说的地位。例如，以“双重使命”说与剩余价值规律的对比来说：第一，“双重使命”说主要由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阐发，剩余价值规律主要在《资本论》中论述。前者属于时评类文章的精辟观点，而后者属于学术专著中的重要理论。一般而言，前者的系统性、严谨性要低于后者。《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还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对于“要完成”该如何理解，何为完成、判断完成程度的标准又是什么？亚洲式的社会这个说法是否严谨？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到，时评类文章往往会受到编辑的影响甚至被编辑修改。就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而言，就曾有论者指出要考虑到他当时不得不采用隐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可能。第二，马克思提出“双重使命”说时不懂波斯语和印地语，所依据的是二手资料。他直到晚年才大量收集关于印度的资料，整理成《印度史编年稿》等材料。剩余价值规律则不同。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已经在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生活多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亲身的体验，而且已经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既可以从英国较为完善的社会统计中得到详实的数据，又能够通过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学者的思想碰撞中获益。这是他19世纪50年代的印度研究所不能比拟的。endprint

其次，“双重使命”说并不是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殖民活动的历史作用的全部评价，而且在他的著述中对殖民主义的批评是主要的。马克思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批判是论述“双重使命”的前提。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与此同时，他认为“双重使命”只是刺激了印度的发展，印度人民想在未来享受这些发展成果仍需要一定条件。就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他强调：“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尽管“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但这种重建不仅是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而且是有条件的：只要“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换而言之，在他看来，英国出于殖民掠夺的考虑，客观上是起到了破坏旧有社会、重建未来社会物质基础的历史作用，有可能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但是只有等到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印度人民掌握自己命运时，印度人民才能真正享受到这种重建使命的历史成果。另外，马克思是基于19世纪50年代印度的时空环境提出“双重使命”说的，对于其他时空的殖民主义则有鲜明的批判。马克思曾揭露英国议会宣布“用警犬捕杀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还批判了北美殖民地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以高额赏金的罪恶行径。总之，“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对“双重使命”说的适用范围要加以审慎考虑。

三、“双重使命”说的适用范围

“双重使命”说能否适用于19世纪50年代印度以外的时空环境，这需要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笔者看来，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其一，“双重使命”说是否适用于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所有时期？其二，“双重使命”说是否适用于英国在其他地区的殖民行为？其三，“双重使命”说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殖民行为？

关于“双重使命”说是否适用于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所有时期，这需要结合“双重使命”说的内涵加以探讨。正如前面提到的，破坏的使命主要是指破坏了印度的手工业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指出：“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業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而这些都是英国1813年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之后才发生的，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以纺织品闻名的印度城市的衰败是1818-1837年期间发生的，印度社会机体的破坏“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

对于英国殖民者的重建工作如蒸汽机在交通运输中的使用、铁路的铺设而言，时间上要晚于破坏的工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这说明，“双重使命”说并不适用于英国对印度的早期殖民统治时期，那么其是否继续适用于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时期呢？应该说英国为了更好地掠夺和巩固殖民统治，破坏旧社会、为新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工作还在进行。但是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的统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利用印度旧社会的因素来巩固统治，“制造并保护那些和英国统治紧系在一起的特权阶级；在各种不同的成分中施行均势和对称的政策，并且在他们当中鼓励分裂的倾向和倾轧不和”。在英国这种蓄意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下，印度社会原有的民族、宗教矛盾趋于扩大，最后导致印巴分治和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分治前后的仇杀导致大量民众死亡、逃亡，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死亡人数在1000万以上、最大的逃亡队伍近40万人。甘地迫于现实的纷争，也接受了分治方案，最后因此遇刺身亡。时至今日，关于印巴冲突、印度国内宗教冲突的报道还是屡见报端。

同理，而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兴起之前，英国在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是谈不到有什么“双重使命”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英国殖民者曾在北美大陆展开了对当地居民的大肆屠杀。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屠杀与抢劫仍是英国殖民活动的重要内容。例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就洗劫并火烧了中国圆明园。

对于“双重使命”说是否适用于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印度这个时空环境之外的殖民行为问题，首先，要将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区分开来；其次，还要把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还未开始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马克思当时也注意到英国殖民行为与其他国家殖民行为的区别：“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因此才有可能将资本主义因素输入殖民地，其他国家在工业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关于这一点，历史已经很好证明。

自新航路开辟之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大肆殖民扩张，并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但他们仍处于封建君主制阶段，虽然两国凭借暴力等手段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但并没有促进他们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遑论为殖民地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为落后东方社会奠定西方式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直到19世纪扎丁美洲国家纷纷独立时，封建主义色彩很浓的大庄园制还在拉丁美洲占据重要地位。endprint

荷兰曾被称为“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一方面其仍有一定的封建残余，另一方面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其殖民活动也多是赤裸裸的掠夺。马克思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在19世纪，就有英国的爪哇总督托马斯·斯坦福·拉弗尔斯对荷兰的殖民行为评论道：“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它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对那些在他们的种植场干活的奴隶那样关心……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换言之，荷兰殖民者一方面采用强制手段巩固当地的奴隶占有制关系，另一方面根本没有什么重建的行为。

事实上，即使到了1867年，马克思还认为当时的欧洲大陆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因此西方一些殖民国家在很长时间内给殖民地带来的只是破坏，甚至还有非常落后的野蛮的东西。葡萄牙人于1560年在果阿引入宗教法庭，在1600至1773年问有73人被处以火刑。期望当时那些自身资本主义发展有限的殖民者在殖民掠夺的同时破坏当地社会的旧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双重使命”说并不适用于19世纪50年代的印度这个时空环境之外的绝大多数殖民行为。

四、“双重使命”的具体效果

不可否认的是，“双重使命”对殖民地的近代化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由于殖民者的掠夺本质等因素的影响，不能高估“双重使命”的效果。而且殖民地的近代化并非全部由“双重使命”引发，可能与当地社会的原有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以印度为例，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印度开始了近代化进程。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预言的那样：“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1865年第一辆铁路机车在印度被生产出来。不过对于英属印度的发展，英国学者斯皮尔指出需要“区别哪些是对已经衰败的现存制度的恢复，哪些是某些新的制度的引进。我们还得进而探讨，英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将自己的东西带到了印度，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充当着整个欧洲即西方文化的代理人”。事实上，英国在印度建立的不少制度是在莫卧儿帝国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对于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一事并不积极。也有学者指出，英国人在引进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方面速度不快、数量不多。相反，英国人还积极扶植地方封建势力。英国人“将柴明达尔变成类似英国地主的人物，将他们的农民实际上变成了可以随时被夺佃的佃户，将当时远未全部耕过的自然增值的土地给予他们。”英国曾经出于掠夺财富的目的，起初对王公势力进行打击，但1857年之后又开始大力扶植这些封建势力。

尼赫鲁也回应了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繁荣的说法：“印度的经济已经进展到在工业革命以前它所能达到的高级阶段了”，但在英国统治之后，“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农业国了”。“那些为英国统治最久的印度地方也就是今天最贫穷的地方……毫不疑问，印度最贫穷的部分是孟加拉……在英国人来到以前，孟加拉的确是一个非常富庶繁荣的省份。这些对比和悬殊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难以漠视的事实就是曾经一度这样富庶繁荣的孟加拉在英国统治一百八十七年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说，英国曾经不遗余力地想改善它的环境，并将那自治的艺术教导它的人民，而到了今天，却是一群可怜的、为贫穷所折磨的、饥饿所折磨的、饥饿得垂垂待毙的人民！”尼赫鲁所言非虚。英国更多地是把印度当作掠夺财富和倾销商品之地，而非意图在印度建立现代工业和扩散现代技术。在1815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机器工人向国外迁移。

事实上，对于“双重使命”的效果，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也很不一样。1957年的一篇报道称，印度早在几十年前就受到工业革命的冲击，而且已经开始深化和扩大，但黑非洲还处于工业化的最幼年时期。这可能跟印度与黑非洲的原有发展水平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在尼赫鲁看来，当时的印度社会已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因此在西方的刺激下很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马克思虽然受当时西方人所能接触到的有关亚洲国家的资料的限制，对印度有颇多批判，但也指出印度棉纺织业的发达：“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要求议会干预东印度公司事务的呼声又起，不过发出这种呼声的已不是商业阶级，而是工业阶级。人们大声疾呼说，由东印度输入棉织品和丝织品会使不幸的不列颠工厂主们倾家荡产。”在劳动力方面，“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

与印度相比，黑非洲19世纪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当时黑非洲不少地区还处于部落社会发展阶段。印度受到英国机器棉织品的冲击之后大量工人失业，以至于出现了“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的说法。但直到1957年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开发黑非洲的矿产时，当地还没有足够的熟练劳动力。

如果说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时间长而在非洲殖民统治时间短，那么中国遭受的殖民侵略时间也不长，英国等西方列强还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样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以及进行物质基础建设，但中国的工业化在19世纪也取得了相当成就。如汉阳铁厂于1894年投产，比日本最早的八幡制铁所早了7年，为当时东方最大的一个钢铁厂。这可能与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有关。

关于破坏的使命的效果问题，学界有过大量的讨论。据英国学者的看法，到1945年绝大部分英国的非洲殖民地都远未解决改造原有社会结构问题。而且由于非洲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和地区被强行割裂，一些人种和语言相同的群体又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英国殖民者又蓄意制造当地不同群体特别是不同民族的隔阂乃至仇恨，非洲大陆直到现在还是领土纠纷及民族冲突不断，正常的社会发展受到很大干扰。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种姓制度也还没有消除。除了种姓制度之外，印度至今仍存一些陋习，例如新娘的嫁妆不够丰厚就会遭到婆家人的歧视、虐待甚至被焚烧的风俗。但英国殖民者去印度是为了掠夺，而不是推动印度的发展。他们对印度的一些传统习俗的政策调整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维护英国的利益，哪些方面离这个中心越近，哪些方面就调整得多些。假如跟这个中心没有关系，即使有利于印度的发展，英国殖民者也不会主动推动这些习俗的改革。因此绝不能高估“双重使命”在殖民地的客观效果。

五、结语

马克思在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双重使命”说就是他在殖民主义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但问题在于，“双重使命”说只是他一篇时评类文章中的观点，因此需要把“双重使命”说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不能无限拔高其意义，同时又要在其基礎上深化相关研究。一些学者提出，在认识殖民主义时要依照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方法，既要看到殖民主义的罪恶，又要适当肯定其积极作用。这个论断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那就是仅将辩证法当作标签而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恩格斯曾批评过将唯物主义当作标签而不继续深入研究的现象：“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对殖民主义的研究不能犯类似的把辩证法当作标签的错误。马克思肯定了英国殖民主义行为对于当时所谓的英国“模范殖民地”的印度所产生的客观积极效果，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但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揭露和批判才是马克思殖民主义理论的前提和重心所在。我们绝不能因为特定时空的殖民活动有一些客观的积极作用就美化殖民侵略，否定民族反抗。

[责任编辑 敖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