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

翻开世界文明史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的篇章，几十年不变的“专制统治”、“等级制度”、“奴隶制”和“灌溉农业”等论述早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随着越来越多的楔形文字原始文献为我们所熟知，更重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论的不断丰富，研究视角的“多方位”，以及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引入亚述学研究领域，有关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审视。本书力图根据楔形文字原始文献，援用社会科学理论，揭示出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的图景。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法律文明、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本主义思想等，这些构成人类现代文明基石的诸多元素，不仅在巴比伦与亚述文明中都能找到其本源，它们本身就构成了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的本质性特征。

长期以来，世界上很多研究西方古典学的历史学家，包括一些专门研究城市学的学者，无视大量的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否认在古代近东存在城市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他们把城市的起源看作是古希腊现象，其中主要的依据是根据古希腊的“范例”断定古代近东没有“民主制”和“私人企业”。实际上，正如笔者在其他著述已经论述及在本书相关篇章中将要进一步论述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不仅存在过“原始民主制”，其城市还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私人经济包括工商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司形式。正如亚述学家所说：“美索不达米亚不仅是最早的城市文明，还是古代最具城市化的社会。”

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的传统对后世的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构成西方文明“根基”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影响。就连现代的西方史学家也都毫不吝惜地承认，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传统，与古代近东的文明尤其是巴比伦、埃及和希伯来的文明，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深受其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中肯地指出的：“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说就是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法国学者让·波特罗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大体说来，我们文化的所有方面都是由发端于(公元前)4千纪、繁荣于（公元前）3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形成的。”因此，他在其著作《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理性和诸神》中，将开篇命名为“西方的诞生”。现代学者在撰写西方文明史之时，多半都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置于卷首，他们俨然已经承认它们构成了西方文明史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学者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和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世界文明史》中谈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所说：“随着文字的出现，西方文明史开始了。”

西方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改写，有很大一部分的功劳要记在辛勤耕耘的亚述学家的头上，是他们破解了人类最早文明的密码，使人类文明在源头上有了崭新和清晰的面貌。亚述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建立在对这一地区最早的文字进行释读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该文字是早期在北部的亚述地区发掘出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文”（现称阿卡德语，包括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两种方言），亚述学由此得名。在释读阿卡德语的基础上，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文的释读成功又造就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苏美尔学。

这两门学科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因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辉煌的文明，这一文明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世界之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议会制雏型；最早的国家行政学院；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溉农业，开展了人类最早的对外贸易，实践了最早的封建租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公司形式，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最早的股权激励形式；诞生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第一次社会改革，第一部法典，第一起法律判例，第一部农人历书，第一部药典；产生了最早的宇宙观，最早的伦理观，最早的人本观，最早的科学知识；流传着最早的史诗与神话，最早的寓言，最早的谚语和格言，最早的爱情诗，最早的《圣经》故事原型，等等。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形态后，正向着信息文明形态迈进。无论文明如何演进，社会如何进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早已成为人类文明决定性的“基因”之一。可以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奠定了现代文明的第一块基石，为现代文明铸成了最初的根本性的框架。

由于现有材料的不均衡，我们对这一人类文明最初框架的认识和构建难免出现不均衡的状况。换句话说，本书在某些时代和某些方面论述详细，而在另外的时期和其他方面则着墨不多，实乃无奈之举。这样的史料状况，对于从事亚述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可以说是不幸的。但如果考虑到距今四五千年前已经是苏美尔城邦繁荣和阿卡德帝国创立的时代，而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都还处于没有文字的史前或蛮荒状态，从事亚述学研究的学者又是幸运的。

亚述自诞生之日起，已走过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历程，但至今中国尚没有一部全面论述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的学术专著，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无法揭示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全局性特征和本质性特征，更无法将之放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考量，而判断其价值。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在其临终前主编的最后一套学术研究丛书《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的总序中，颇有深意地指出：“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对于这样做的害处，何先生做了进一步阐释“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做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的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认识你所见的部分。”这部《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就算是向着何先生所指出的“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方向，所做的努力和尝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