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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异化现象对中国体育的本体性干预

2017-11-06路云亭

武术研究 2017年9期
关键词:文明史

路云亭

摘 要:西方现代体育作为一种高端文化已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消费品。中国未曾发育出类似西方的体育文化主要是儒学的宗教化排异功能所致,其中决斗精神的沦丧直接削弱了中国人的精神强度。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过歧视身体的现象,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没有类似西方的对人性恶的尊崇机制,结果导致竞技现象的消亡。中国的道家文化保留了部分身体关怀的基因,却因弱化竞争而最终未能缔造出高对抗性的身体文化类型。中国的道德教育体现在非神性的世俗世界里,这奠定了尚文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尚武势力恰是在尚文的宗教力量的打击下沉沦的。武士集团及其精神的陨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负面作用,中国体育人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地位、社会功用仍不明确。奥运会以及一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类别为他们提供了临时性存在场域,但西方的体育品格仍旧无法和儒学化的东方主义精神完全兼容。中国体育人在西方人设置的竞技体育项目中获取优胜还停留在精神自慰的范畴或道德自救的想象之中。

关键词:文明史 儒教伦理 决斗消亡 互补理论 体育人命运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7)9—0001—07

1 贬斥体育的价值一度是所有文明形态幼年时代的先行性惯例

受到尚文废武思想的影响,现代中国体育人大多对体育抱有一种复杂、暧昧或矛盾的心态,他们一方面感激体育给他们带来了衣食住行的诸多便利以及强烈的存在感和一定的尊严感,同时也对其过度彰显非儒学的价值倾向感到不安,而儒学在中国的作用虽然远不及帝制时期,却仍旧属于一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在此思想惯性的统摄下,现代中国体育人一度存在对体育的自我贬低意识。

必须说到中国的体育人群体。中国的体育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化的圈子里,较难和非体育人真实地沟通、交流并形成统一的生活习惯和信仰秩序。中国的体育人信奉粗豪的做事风范和拘无束的生活方式,而且并不回避身体隐私,同时对两性关系也不太规避,呈现出和儒学文化信奉者群体迥然不同的行为做派。正因为如此,他们构成了一种早已超越儒学禁忌体系的具有另类生活模式的群体。即便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体育人也算得上是一种摆脱了中国式诸多宗教和礼法禁忌的人群,当他们摆脱了中国主流群体的生活信念后,却意外地归属于世界的主流群体。相比较而言,世界各国的体育人在很长时间内都大体属于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人,中国的体育人却属于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异类,其言谈行止无法完全见融于中国的基础民众。人们在中国体育界还可以看到更为极端的现象,不少体育人仍在千方百计地摆脱体育界,改行从事非体育的事业。换言之,中国体育人还处于一种流荡状态,其真实的情貌和古代的流民生活具有一致性,而此情此景令人联想到秦汉以后中国游侠的处境。史学家杨宽认为:“春秋时代,军队以贵族作为骨干,以贵族下层的‘国人作为主力。每一个贵族和‘国人都是武士,因而他们很讲究武艺的训练。”[1]汪涌豪、陈广宏在论述游侠人格时认为:“周秦以后,游侠历代有之,使这一特殊社会人群繁衍不绝的原因,自然不再是士的失职。对广大范围内的民众而言,受强权的摧残,恶势力的挤迫,以至尊严遭到戕害,生存变得困难,乃至几失生存的希望,是导致他们中有些人奋起为侠,更多的人在心底给予侠者以同情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在心底里对游侠的同情,又反过来刺激和鼓励一些人义无反顾地步入侠的行列,为博取更大的名声而奋斗。”[2]汉唐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没有类似西方的司法决斗的风俗,但比起其他朝代,汉朝和唐朝仍旧保留有一定的刚健、尚武的作风,因此,现代中国社会中依然有人怀念汉唐时代的国家风貌。“时至今日,我们也应该推崇汉唐那种风骨。至少在地球上,和平和尊重是靠勇猛和积极争取来的,文弱可以欣赏,但不能效仿。”[3]现代中国人所称颂的汉唐精神主要包括了尚武的内涵及其附属的精神价值。客观而论,汉人和唐人的尚武精神比起同一时期的西方人而言要显得更为隐晦,但较诸宋明及汉化后的清朝和近代人则要鲜明亮丽得多。

其实,除却儒家思想家外,西方古典主義文化中也一直流淌着一种漠视甚至歧视肉体的暗流。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欧里庇得斯就认为:“希腊弊端甚多,最糟糕者当数那帮竞技运动员。”[4]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沿着此论题的路径作出了延伸性阐释:“从小到大上历史课,包括大学的历史课,我们从未听老师讲到体育运动。但这并不能说明历史中不存在体育运动,只能说明教育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另有偏爱。”[4]沃尔夫冈·贝林格列举了大量实例来论证欧洲一度存在的体育歧视现象。“罗马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vitruv)嘲笑运动与运动员的百无一用时说,一位运动员在奥林匹亚的某次竞赛中能够保持不败纪录,这对人类究竟有何益处?”[4]儒教文明对体育的歧视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节约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因为黄河流域并无太多的过剩物资。欧洲也一样存在为节约能量而反对体育的现象。“维特鲁威是在秉承一种悠久的运动批评传统。从哲学家柏拉图开始,就曾怀疑专注于肌肉的功用可能会阻碍才智的养成。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其剧作《奥托吕科斯》(autolykos)中讥讽运动员,说他们因需要大量卡路里而成了‘嘴的仆人和‘胃的奴隶。他认为,希腊公民更该注意让自己的城邦有好的统治,而不是不断成群结队地涌向奥林匹亚,在那里向那些吃货们欢呼喝彩。出于纯粹的平民主义,政治家们不去促进人类的真正美德,而是允许这类胡闹继续下去。”[4]无可否认,欧洲是以奥林匹克体育形态为标志的人类体育活动的发祥地,即便如此,歧视体育的潮流一直延续到整个近代欧洲。英国也一度存在教会对体育的漠视现象。“1618年激进的新教徒焚烧了《运动之书》,因为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在该书中违背清教徒教士们的意愿,允许在礼拜天进行射箭、慢舞和快舞等流行的娱乐活动。”[4]贝林格在书中展示了清教徒焚烧《运动之书》的版画,并在文字说明处写道:“新教徒们认为在闲暇的时间里如此娱乐,是在蔑视神圣的礼拜日。”[4]再以德国为例,德国也走过一段歧视身体及体育的历史,巴塞多在压力之下才改正了这样的做法。“巴塞多根据卢梭的教育原则竭力反对德国学校忽视、歧视体育的传统,将体育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从1774年的教学大纲看,体育活动占了每天8学时中的3学时,其内容包括击剑、骑马、舞蹈和音乐,另外,还有2小时的手工劳动。”[5]顾拜旦发表于1908年7月《双周评论》的《我为什么要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曾说:“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有些读者瞧不起竞技体育——在他们眼里,竞技体育只是昂贵和幼稚的娱乐,我不想同他们对话。因为我们没有进行辩论的共同点。当然,我不希望遇到这种陈腐的观点。还有辱骂,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虽然反击这些辱骂总是正确的。这一切于体育运动的基本原则的价值丝毫无损——除体育运动之外,没有任何更便利的场所能使年轻人在娱乐和自由的时间内施展他们的力量:精神力量和身体力量。”[6]顾拜旦在讲述法国体育史时曾说:“编年史上说,当亨利四世国王在很久以前进入巴黎时,他把他在那里停留和有效统治的第二天用来大打其网球。一个活跃的英国人当时在我们的首都作客,并且兴致勃勃地注意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在自己的便笺簿中描述他看到以如此轻浮的方式进行的统治时的极度痛苦。他说,这是预兆不祥,并且继续指责法国人在英国传播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在他看来,我们的国家过度地醉心于体育运动。”[6]即便是顾拜旦所在的法国,其对智慧的尊重程度也很高。“这只不过是为了说明,巴黎已经是一个喜爱运动的首都。然后事情转回头,正是英国变得十分喜爱运动,以致35年前有人对我生气,因为我转过来仿效英国对体育运动的习惯和爱好,并把它们引进这个国家,这些人说,在这里,我有降低学习水平的危险。所以,体育运动的大海似乎也有潮涨潮落,就象真正的大海一样。”[6]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也一度存在歧视体育的现象,但是,西方人对身体的歧视显得略微隐晦,因为中国人所说的身体之对立面是道德,而西方人所说的身体之对立面是宗教,而且,西方人所说的身体和宗教的对立关系还经常隐藏在身体的非禁忌的前提下。美国的舒斯特曼认为:“我们可以容易地理解并赞赏:为什么艺术家喜欢专注于美化身体的外在形态,为什么哲学家愿意把身体意识视为令人不安之物并专注于心灵。由于身体最清晰地表达了人类的道德、不完整性和弱点(包括道德过失),因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身体意识主要意味着不完备的各种感情,意味着我们缺乏关于美、健康和成就的主导理想。”[7]整个古典主义时期的西方文化都一直将身体的价值压制到很小的范围之内,身体至上主义在古典时代的文明进程中仅仅是扮演着一种非理性、艺术化和原始主义的角色。舒斯特曼进而认为:“身体意识永远超过某个个体自己的身体意识。而且,尽管身体意识可以具有强烈愉悦,它或许也可能具有最尖锐、最强烈的疼痛体验。这样,肉身化暗示着令人不安的弱点或罪恶,就像圣保罗所宣称的那样:‘我的肉体没有任何善的东西。这样一来,对于身体意识的修养一直不断受到攻击,一直被攻击为心理、认识和道德危险的根源,尽管哲学也确切无疑地需要通过练习增强身体意识而提高自我认识。不妨以康德为例。尽管康德确认自我反省是一种至关紧要的责任(尽管他本人非常注意饮食和锻炼的各种细节),然而,他却尖锐地声讨身体内省,认为身体内省会导致精神忧郁症和其他堕落。威廉·詹姆斯也同样警告说:增强身体意识意味着一种活动,而这种活动会导致我们在达到预期目的过程中失败。”[7]法国的乔治·维加雷洛认为:“直观简单的体育运动企图与现实社会分离,保留自己的一块‘净土,但这也使它成为一个极度虚伪或是说极易受到伤害的领域。体育运动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更能反映我们的社会状态。”[8]早在启蒙主义风行的时代,西方启蒙主义者中出现了几位反抗理性中心论的思想家,这种反抗的第一波次体现在法国的拉伯雷和卢梭,顾拜旦曾说:“从拉伯雷到卢梭,总有人为体育辩护。巴塞东和佩斯特拉齐甚至还做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引人注目的尝试。”[6]第二波次则以德国的席勒和尼采为代表,第三波次又以法国的梅洛·庞蒂、维特根斯坦、萨特、波伏娃以及后起的乔治·维加雷洛为代表。美国为后起之秀,以舒斯特曼为代表的身体主义思想家属于第四波次。endprint

现代社会中不少人将美国看作是世界头号强国,认为美国的文明观、价值观、文化观具有先锋性。但是,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仍有很多人对体育的重要性看不清楚。美国的体育也一样,其崛起过程也一度一波三折。顾拜旦对此曾作出过解释:“诺厄·韦伯斯特提出了‘籬笆墙对大学来说就象数学家的椅子一样必要的论断,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在南北战争的前夕,美国青年沉浸在一种过分失衡的理智之中。可怕的震动使他们从睡梦中醒来。体育馆建起来了,它们完全不同于古代意义上的机构,虽然它们有时为了科学的要求而到了卖弄学问的迂腐程度,但是在墙内,体育逐渐赢得了胜利。这就是正统的希腊体育。但感谢现代的发明和进步,它又拥有了创造性的补充和新源泉,技术领域相对扩大,专业术语更为精确。”[6]舒斯特曼在其有关身体哲学的系列论著中将身体的关怀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极度关注身体第一性的文化潮流。即便缔造了现代奥运会的顾拜旦也对欧洲人对体育运动的非持续性爱好表示担忧:“我首先担心的是迄今未能加以消除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认为现在体育运动已经成为我们的社会习惯的一个部分,不存在再度被抛弃的危险。这是大谬不然的。运动是由一种对非必要的努力的嗜好来维持的身体锻炼。所以,它对于人说来是不合乎人的天性的,人总是趋向于遵循抵抗力最小的路线。现时运动是由时髦来维持的,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很快就会耗尽。”[6]中国人对体育的爱好更显得随意,且毫无规律性可言。然而,中国有其自己的游戏形式,它构成了中国体育的基本品格。贝林格曾说:“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运动。”[4]因此,在世界体育的发展历史中,中国体育当然占有一席之地。大体而言,中国人一向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体育观。相比较极限性的运动,中国人更倾向于参与柔和性、杂耍性和轻微性的运动,而较为抵触剧烈性的身体运动。中国人的体育理念也较为淡漠,古典时期的中国人一直未曾极端性地高扬身体的超文化价值,甚至未曾真正认识到身体本真的重要性。

2 失去尚武精神促使中国人的游戏思想产生异化

中国社会中的身体大于精神的时代始终未曾出现过,唯一的例外是道家文化的领域或道教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道家文化中的身体关怀并未形成类似西方的高度类型化的体系,但它毕竟给中国人日后对身体的尊重保存了一点可能性,也为日后中国人对身体的研究埋设了一枚种子。道教的三大理想分别是长寿、长生以及现世享乐,因为人的长寿和享乐理想较难实现,而长生理想又根本无以兑现,道家思想的社会运营成本便显得很高,其中的长生说已然成为一种无法兑现的空想,所以,道家思想很难在国家的层面上获得全面成功,更难以在宗教和信仰的领域击退儒教和佛教势力。当今中国人所捍卫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想延续的是一种复合化的文化传统,有其古典主义法则的稳定性和人类精神成长的普遍性,即便将其放置到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也可以追溯到其清晰而独特的发展脉络。其中的“德”源于儒家思想,“智”则源于人类普泛的生存技能培训传统,“体”又源于道家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体系同样将身体放置到了第三位的档次,其潜台词中仍带有对身体的歧视内蕴,这样的价值排序延续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意识形态的惯性。

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尚德的社会,生发于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一种品德和智慧的融合体。唐朝科举考试所标榜的身、言、书、判的价值体系内,已经包含了身体之“身”,身体的重要性在此得到了强力的关注,但唐朝科举考试中所说的“身”仍旧不包含身体教育的内涵,而仅仅看中的是身材挺拔、身量伟岸、丰满敏捷之类的外在性、概括性和宏观性的身体指标,其所指向的身体仍旧无法上升到精细化、科学化和个性化的高度。顾拜旦一向倡导体育与思想的融合。“我请求聚会于柏林的年青人接受我的工作传统并完成我已开始的事业,完成盛行的常规观念和陈规旧套阻碍我完成的事业,以便为了进步和人类尊严而最终使肌肉和思想紧密结合起来。”[6]相比较而言,唐朝时期中国人的身体观中已然蕴含有一定的思想和体育的元素,由此亦可以推断,唐朝科举考试中的身体指标已经强调出身体的绝对价值,同样也体现出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中独特的身体价值观及其内在的文化活性。

宋代在选择法官员时仍旧讲究身、言、书、判的重要性,但这种要求在广大士子中已经失去了绝对的感召力。身体重要性的降低导致士子逐渐开始歧视身体自身。宋代以后,儒家思想进入一种高度的权力化、制度化和宗教化的行世格局,中国人对身体的歧视几乎蔓延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样的现象决定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宋代以后的中国人歧视身体、鄙视武力的现象随处可见。而其鄙视武力程度之深,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极为罕见。

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中国人的身体观。在雷海宗的眼里,春秋战国时期以前的战国人和西方人本无太大区别,尚武是一种贵族传统。“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入伍。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战术或者仍很幼稚,但军心的盛旺是无问题的。一般的说来,当时的人毫无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当时的人可说没有文武的分别。士族子弟自幼都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少数的史筮专司国家的文书宗教职务,似乎不亲自上阵。但他们也都是士族出身,幼年时必也受过武事的训练,不过因专门职务的关系不便当兵而已。即如春秋末期专门提倡文教的孔子也知武事。”[9]竞技体育是无法离开暴力而独立存在的,暴力的原始形态便是身体的暴力,其中包括在西方一度十分流行的决斗现象。西方贵族尚武传统有多种符号性表述方式,但仍以司法决斗为终极性的标志。“决斗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17世纪之后广泛盛行于西方上流社会成员之中。15世纪末从西班牙开始,决斗用的剑(rapier,一种轻巧细长的剑)就开始变成整个欧洲贵族服饰的标准配饰。”[10]西方的决斗者以男性为主,其中也不乏女性,米林根曾记述:“妇女经常让愚蠢的男人为她们拿起武器,她们本身的天性是与战斗不相宜的。但是仍然有记录显示,女士们为了报复自己所受的委屈是多么毅然决然。”[10]女性间的决斗虽然不及男性决斗惊心动魄,但也同样反应了西方人对一对一的对决方式的尊奉程度。“哥伦比尔提到两个女士在圣安托万林荫大道上进行的一次决斗。这两位女士的人品颇令人怀疑。她们在决斗中在对方的脸和胸部造成了几处伤口,这都是嫉妒的妇人很自然会瞄准的地方。圣富瓦叙述了杜瑞克斯小姐和他的恋人安提诺迪在大街上进行的决斗。”[10]米林根在阐述法国的决斗情况时还记述过男人女人之间的决斗。“最著名的女性决斗者是歌剧演员莫旁小姐。著名的击剑家赛兰是她的情人之一,教了她很多玄妙的击剑技艺。有一天她受到一个男演员杜蒙的侮辱,于是便向他挑战。杜蒙拒绝和她决斗,她就把对方的表、鼻烟壶和一些竞赛的纪念品都卷走了。另一个演员据信也侮辱了她,因为不愿与她决斗,不得不跪在她面前祈求原谅。一天晚上在一次舞会上,她对另一位女士非常粗鲁,被大家要求离开房间。她照办了,但是作为条件,她提出那些殷勤地呵护那位被伤害的女士的先生们必须接受她的挑战。男士们同意了。一场艰难的战斗之后,她杀死了所有的男性对手,然后平静地返回了舞会。”[10]男女间的决斗显然属于个例,并无普遍的代表性意义。endprint

从欧美的决斗历史中可以看出,经典的决斗者皆出自男人之间。西方的决斗显示出一种以男性为主体的人为了尊严放弃所有念想的决绝理念。美国古典学家托马斯·F·斯坎伦认为:“‘名望(希腊语为kleos,timē,euklia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根据古尔德纳的理论,对那些培养出名望的以身体为中心的物体,我们会加入更多其他比如‘好的人生,‘快乐,以及根据事实本身,希腊观念中的名誉。”[11]西方人的荣誉观几乎超越了生命观。荀峥认为:“决斗制度维系着西方上流社会‘荣誉是第二生命的原则。在很多决斗者看来,荣誉的价值甚至超过生命。对荣誉的吹毛求疵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至于‘拒绝决斗比接受挑战更需要勇气。”[10]西方体育中的勇敢精神始终是一种核心价值观。顾拜旦曾做过如此的描述:“奥林匹克精神为逐渐变得镇静和自信的青年所崇尚。随着昔日古代文明力量的逐渐衰退,镇静和自信成为古代文明更宝贵的支撑,它们也将成为即将在暴风雨中诞生的未来新生文明必不可少的支柱。现在,镇静和自信却不是我们的天然伙伴。人自幼就开始担惊受怕,恐惧终身伴随着他。并在他走近坟墓时猛烈地将他击倒。面对如此擅长于扰乱他工作和休息的天敌,人学会了反对勇气这一曾为我们的祖先所崇尚的品德。你能想象当代人让勇气之花在他们手中凋谢吗?我们知道今后该如何去思考这个问题。”[6]中国的尚武风尚原本就淡漠,而中国的贵族决斗更是为所未闻,早已已然失去了在正史、野史中记述的可能性。质言之,中国的贵族集团中几乎看不到決斗,即便在在贵族尚武的春秋及战国时代,中国的贵族也极不善于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推演到一对一的生死格斗中去,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东方式温和主义的风俗,但是,丧失了决斗生活的中国人同时也意味着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可贵的精神。

3 中国式智慧无法成为决斗文化消亡的填充剂

决斗看似野蛮,却在更高的视野上呈现出了其合乎理性的一面。一对一的格斗可以消弭掉生活中的许多病态的思维,它对人的心理健康极有助益。其实,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的尊严遭受到冒犯时,大约有三种选择,其一,当场提出决斗,彼此刀枪对举,以了却一腔怨气。其二,聘请仲裁者仲裁,这种仲裁者可以是国家的法律机关,也可以是包括侠客势力或神裁者在内的双方共同认可的任何第三方。其三,双方都在退缩,结果导致心理极度压抑,最终酿成精神病,导致暴力的转移、外泄乃至泛滥现象。但是,更多的选择了第四条道路,遇到侮辱后逃避到山水佳绝处,透过自然寻求与人的和解。中国古代有大量的山水画、田园诗,中国贵族写这样的诗,画这样的画,其目的就是为了修身养性,而非与人决斗。决斗中原本就蕴含有神裁的内蕴,中国人在自然中寻找解决仇怨之法更近似神裁。

中国人未能将决斗推崇到至高的地步,或许是人类进化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缺憾。中国人从此给人留下了从不好战的印象,而好战性失落很可能会导致一种基因缺失。不妨看一看草根阶层的见解:“外族入侵和自然灾害,造成劣胜优汰,而不是优胜劣汰。你想想,外族入侵,最勇敢的人都死了,比如说南宋精英阶层的整体被消灭,活下来的都是怯懦者;自然灾害袭来,先死掉的肯定是无私的人,肯把粮食和别人分享的人,而活下来的是自私的。”[12]草根阶层的见解赤裸而真实。然而,这种见解失诸牵强,因为基因很难灭绝。从现代许多反映青少年犯罪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好斗倾向并未完全丧失。中国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风行身体暴力,就是良性暴力转移与释放机制消亡并最终导致恶性暴力外泄的一种社会现象。现代中国青少年中反复出现的多名女生或男生殴打一名同学的事件,恰是决斗理想泯灭后且法制与宗教思想全然缺失后的必然结果。从文化学、人类学和文明史的角度看,这些学生从来就没有给被殴打者任何单独挑战的机会,其殴打方式属于美国法律中所严禁的私刑。依照美国的法律,设立私刑者无论年龄大小,一律要判重罪,最严重者还要判处终身监禁。但是,中国的青少年犯罪者往往会因为年龄不足16周岁而几乎无罪可判。现代中国人对待青少年犯罪的法理幼稚病可以从中国的决斗文化缺失现象中找到根源。

司法决斗是一种潜在的文化精神,决斗文化的缺失给中国的法哲学的发展带来了障碍,也彰显出中国法制理性的先天性短板。2013年3月31日17时50分复旦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林森浩在饮水机里投放了N-二甲基亚硝胺,毒杀了同寝室的同学黄洋,理由是看不惯黄洋的日常举动。其实,抛开中国现代法治的规则体系,这里至少呈现出一种非典型的决斗故事,然而,由于失去了决斗精神的支撑,林森浩选择了一种带有女性化犯罪特征的方法,以投放剧毒的方式置黄洋于死地。类似的无血性类事件还有发生在3月1日21时20分左右昆明火车站的暴徒袭击群众案。“昆明火车站惨案,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一个想必应该四十多岁的父亲,父子二人皆是青壮年,亲眼目睹歹徒的刀子扎进了母亲(妻子)的喉咙,两人却竟在本能的驱驶下同时夺路而逃……人们在感到悲愤与同情之后,忍不住要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血性跑哪儿去了?”[13]从电视画面看,当时参与袭击群众的爆恐分子只有5名,却导致一种成百上千人的慌乱逃窜现象,尚未发现群众挺身而出与爆恐分子搏斗者。中国人的尚武精神的淡化有诸多原因,而其直接的缘由则是决斗文化的缺失。

决斗是一种仪式战斗,其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已不复存在,但在原始主义的立场看,决斗仍旧有其潜在的积极价值。仍以林森浩案件为例,即便退步到丛林社会的层面而言,林森浩或可向黄洋提出在空地或树林以拳击或别的方式决斗,借以决定两人在同一寝室中的地位,这样的决斗仪式更符合人性的必然性,而林森浩选择的泄愤之法恰是一种绝对缺失骑士理想的东方式路径。林森浩之举不仅触犯了中国现代法律,也丧失了古典时代的决斗精神,其所为人惋惜且嫌恶便在所难免了。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中国文化中对决斗的态度十分隐晦。在决斗文化中失去地位的经典人物便是鲁迅笔下的阿Q。阿Q未曾选择和小D、王胡决斗,而仅仅是拉扯了几下对方的小辫子,结果促使阿Q的精神胜利法病症反复发作,如此的精神胜利法最终演化为一种中国男人的心理通病,以致于每一个阅读此小说的男性都以为阿Q就是自己。鲁迅并非一个绝对的人性至上主义者,他更倾向于解读中国的国民性,因此,与其说鲁迅写透了中国男人,倒不如鲁迅写绝了中国的决斗文化消失后的可怕后果。质言之,决斗的现代法治意义已然降低到丧失其存在合理性的地步,但其对固定的群体的精神拯救作用则无法低估。决斗之死的人和非决斗死亡的人都值得同情,但为决斗而死给人留下的印象要更为深刻,其积极的意义也要高于远远大于非决斗至死者。死于英雄情结和死于怯懦心理具有截然相反的文化和审美效果。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人类大多数的发明源于勇气,而非所谓的淫技奇巧之类的小聪明。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复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14]西奥多·罗斯福批评的是晚清的中国以及当时的中国人。在勇气至上的层面上看,西奥多·罗斯福所言之愤极之语对当今中国人仍有启示性作用。endprint

决斗是竞技体育的灵魂。中国从未见到符合西方人决斗精神的决斗形态,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人对决斗失去了兴趣,其实,中国人十分崇敬决斗行为,大量的武侠小说和影视剧中都有武士决斗的情节,由此可知,决斗很可能一度风行于民间武士阶层,而并未蔓延到整个贵族社会,更未能成为全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决斗除却具有原始正义外,还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一向崇尚文雅生活的中国人仍旧在怀念决斗的镜像。2013年中国和日本爆发钓鱼岛纠纷。中国的网络批评家就写道:“没有人会想到,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六十八年之后,中日之间再一次陷入战争的阴影中。中日航母暗战,其实就是一场岛屿争夺战的心理投射。钓岛之争,最后可能脱下白手套,中国人和日本将兵刃相见。”[15]即便在体育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日本为假想敌。2013年9月7日东京获得2020年奥运会举办权后,一向以文风泼辣的雷默认为:“至少,当强大的中国体育人在2020年踏上东京土地后,他们可以无数次将自己的国旗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升起,可以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中国的国歌,甚至将这首歌登上东京电台的音乐排行榜。”[16]当国家间真实的复仇变得越来越艰难之时,利用体育来象征性完成复仇就变得更为急迫,而体育式的复仇更像是一种仪式,而非带枪齐举的真实的战争。

以男性为主导的中国男人群体性斗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中国体育精神的枯萎。且以奥运会为例。奥运会是竞争的象征体。美国人类学家苏珊·布朗奈尔曾专门论述过雅克布·布克哈德的竞技思想:“他将有奖竞技的思想潮流推向纵深。他在1880年提出了‘有奖竞技主义的观念(‘有奖竞技来自希腊语‘竞赛),并使得有奖竞技主义成为希腊文化的主要特质。希腊文化的如此特质一度在公元前6世纪达到高峰。有奖竞技时代中有关有奖竞技的理念是当时人人皆知的人生动力,它成为一种普遍的发酵性元素和自由的前奏,且是个人潜能展示的先决条件。希腊人在这方面仍然走在了世界的前端……在亚洲文化里,专制主义和种姓文化完全抵触这样的活动。”[17]斯坎伦也说:“笔者在本文中一贯使用‘竞技这一术语,而非‘体育,是因为从希腊文字面意义来看,‘竞技包含了在意为‘为了奖赏而比赛这一相关术语中希腊人所要表达的所有内涵,包括‘竞技馆内的和‘马术赛事,及田径比赛,拳击和摔跤比赛,还有战车和赛马比赛。”[11]现代奥运会看似完全属于一种高度文明的文化符号,但其内在的价值中依然有对西方式决斗精神的绝对尊崇意味。当今研究奥林匹克文化的学者不应忽略决斗文化在其中的主导性、决定性和终极性作用。再以军人为例。在欧洲的军人中一度十分盛行的决斗也从未在中国的军人社会里出现过。中国人对待军人往往喜欢用“兵”来描述,其中的用意十分明了。“兵”在中国从未成为一种贵族化的称谓。最能体现中国的“兵”的内涵的莫过于象棋。在中国象棋中,“兵”以及与之对等的“卒”的社会地位一样,没有独立性的存在品格,他们不可能为了自己选择的价值提出与对手决斗。按照象棋的规则,“兵”和“卒”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便意味着“兵”或“卒”不享有自由逃生的权利,甚至连投降的权利也没有,而是必须保持勇气并绝对服从规则,其生命唯一的存在与价值展示方式便是冲杀到对方的前沿阵地,直至战死。象棋的规则其实是现实生活中战争规则的延伸。在象棋的世界里,“兵”或“卒”更近似军队中常见的敢死队之类的人员,他们在特殊的时空中被人为地剥夺了个性化、尊严化和更为崇高化的价值追求,成为本民族的牺牲,而牺牲的原意就是祭品,即一种必然死亡的人的躯体。与“兵”“卒”形成对比的是“士”,士是贵族,因此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是一种心智健全的战士、斗士或谋士。中国象棋中的“士”的地位仅次于“将”或“帅”,生存的风险次数不大。雷海宗在考察了《左传》和《国语》后认为:“‘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西元前685一前643年)仍无当兵的义务。农民当初有否这种义务虽不可考,管仲变法之后却有了当兵的责任;但并不是全体农民当兵,而是拣择其中的优秀分子。”[9]由此可見,春秋时期中国民众对贵族出身的军人十分敬重,当兵打仗也被人视作一种高尚行为,并受到社会的赞誉,它昭示出士人在干预政治或主导诸侯国政治走向时代的独特的文化指向。

4 结语

现代西方体育的主体源于古希腊的体育传统,而其外在的源头具有多元性。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是在长达数百年的司法决斗文化熏陶下的产物。它融合了罗马文化内在品格,同时还有崇尚自由人意志的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武士的陨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中国的诸多以文道治天下的王朝都曾经出现过无 兵可招、士兵怯战、民风萎靡的社会与风俗情势,它是儒学高度强权化的产物。中国文化曾经压抑过以武人的集体意志,却在扬厉粗豪本性的新时代再度为武人换回了尊严,却在新时期的士人阶层再造的过程中再度遭到贬斥。中国文化的文武两道始终难以找到最佳的融合点。来自西方的体育及其相应的理念由于更具有国际化的风范,仍有可能担负起助力变革中国人价值观的强直性使命。

参考文献:

[1]杨 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44.

[2]汪涌豪,陈广宏.游侠人格[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20.

[3]程 飞.水浒佐传[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109.

[4][德]沃尔夫冈·贝林格.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M].丁 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5,4,5.

[5]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231.

[6][法]顾拜旦.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M].詹汝琮,邢奇志,译.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25,86,87-88,64,64,95,155-156,72.

[7][美]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4,4.

[8][法]乔治·维加雷洛.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M].乔米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9

[9]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长沙:岳麓书社,2010:9,6.

[10][英]约翰·基甸·米林根.西方决斗史[M].荀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168,168-169,169,5,4.

[11][美]托马斯·F·斯坎伦.肖洒译.爱欲与古希腊竞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5,13.

[12]王 冲.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守秩序[EB/OL].2015-01-20.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374711-1. shtml.

[13]三皇炮锤.血性太少被昆明血案揭开了蒙布[EB/ OL].2014-03-06.http://club.mil.news.sina.com.cn/ thread-659389-5-1.html.

[14][美]西奥多·罗斯福.赞奋斗不息.引自[美]戴安娜·拉维奇选编.美国读本[M].陈凯,林本椿,林铮,黄豪,杜昌忠,张祥和,林大津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313-314.

[15]圣堂武士.外媒惊呼:处处杀机,日决策者估中国错估形势![EB/OL].2013-08-27.http://www.armystar. com/cnjs/2013-08-26_11036.html

[16]雷 默.北京不出,东京必胜[EB/OL].2013-09-08.http:// blog.163.com/andrew_r/blog/static/17417615020138855652939/.

[17][美]Susan Brownell.Beijings Games.What the Olympics Mean to China.Lanham.Rowman & Littllefield Publishers.Inc.p28.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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