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

在“二十四史”里，《史记》是写得最早的，也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因为它文学性最强，除了作为上古三千年通史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还可以作为传记文学来阅读、欣赏。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年的故事，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如《项羽本纪》里霸王别姬的英雄美人故事，《司马相如列传》里文君私奔的才子佳人故事，《赵世家》里的赵氏孤儿故事，《刺客列传》里的荆轲刺秦王故事，至今还是各种戏曲、电影、电视剧的热门题材。

司马迁写这些故事，有他独到的方法和手段，前人称之为史迁笔法。就是说他在行动和对话中写人物的性格，而笔底带有自己的感情，这是后来的史官和碑传作者难以做到的。我们文学史的学者向来是把《史记》放在汉代文学的重要地位，视为古文的经典。而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又不能不从《史记》中寻找艺术的资源。宋人赵彦卫曾提出，唐人小说兼备“史才、诗笔、议论”三者，其中“史才”就是指史书所运用的叙事笔法。浦江清师曾在讲《聊斋志异》时指出：“中国以文言写故事有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传统，《左传》……《史记》……唐人传奇……蒲松龄继承了这方面的传统，他以高度的文艺创作的才能总结了志怪小说的成就，在唐人传奇外别立一帜。”就充分赞扬了《史记》的优秀传统。

史传是写人的，小说也是写人的，但《史记》善于在故事里写人，写出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孤立地写一个人。不像后世写碑传的文人，只孤立地、抽象地叙述传主的出身、仕历、德行，不注意他与其他人的互动。司马迁把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中写传主与其他人的互动交往，乃至传主与对手的配合或斗争。如《项羽本纪》写他与刘邦的关系，连同他们周围的战将谋士，演出了一场鸿门宴的群戏。而《高祖本纪》里则侧重写刘邦的战策和策略，对鸿门宴只写了寥寥几句：“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对照《项羽本纪》里鸿门宴那一大段精彩的描写，把项羽、刘邦和范增、项伯、张良、樊哙等人的活动、性格都写出来了。这些人在本传里各有互见的记载，都不如这一次群体亮相时的光彩。鸿门宴这一故事又贯注了最终汉兴楚亡的大局，项羽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正如范增所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他不听范增的计谋还有情可说，可是把给他送情报的曹无伤也出卖了，他身边的间谍项伯却比樊增得到了更多的信任，直到他乌江自刎。这是“任人唯亲”的结果。司马迁在鸿门宴故事里就写出了项羽的悲剧是他的性格弱点造成的。（详见《项羽本纪》）

《史记》讲故事时往往用了全知视角，有些场合，只有一人或两人相处，他们的对话又是谁听见的、记录的？不无可疑。如项羽帐中悲歌、垓下突围的情景，是谁见到的？伍子胥与江上渔父的对话，是谁听到的？张良谏止汉王封六国后的“八不可”问答之辞，完全是汉赋的格局，又是谁记录的？ 这些细节的描写，很可能有司马迁的艺术构思在内。有人说这是小说笔法。但《史记》之前如《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家著作，还没有这种笔法，只有《左传》用了。清代人说某人的文章用了小说笔法，可是古文家不屑、也不敢用，倒是后世的小说家用了左、迁的史传笔法，逐步采用了全知视角的叙事。

《史记》写成于两千多年之前，用的基本上是当时的通用语言。司马迁引用《尚书》的文献，就用当时的汉语作了一些“今译”的工作，可见他是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的。我少年时代读的是《史记菁华录》，作为古文读本，总觉得《史记》比唐宋八大家、明代前后七子、清代桐城派的古文还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得多。这除了内容的故事性以外，应该说还有语言的魅力。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叙述他的经历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些经历非常重要。他写作《史记》，不仅充分运用了官府的档案资料，而且还重视实地考察和田野采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在《留侯世家》的论赞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可见他曾观察过张良的图像，在“太史公曰”中加上这一笔，如颊上添毫，就有了艺术的形象化在《魏公子列传》中讲了夷门监者侯赢的奇计和如姬、朱亥等盗符夺兵的故事之后又在后记中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淮阴侯列传》的“太史公曰”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就说明他确是注重实地考察的。《刺客列传》详细讲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又在“太史公曰”中讲了他记载的来源：“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夏无且是秦王的御医，当时在殿上用他的药囊挡住了荆轲的匕首，救了秦王，可惜现代的编剧者都忽略了这个重要人物，没有宣扬他的事迹。司马迁具体说明了史料的来源，他是亲耳听夏无且的朋友讲述的，当然是最珍贵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从另一侧面辨析了民间传说中“太过”的部分，也说明当时确有许多流传的荆轲故事，传记性小说《燕丹子自有其历史的渊源，并不能认为是后人的伪作。

《史记》给后世的小说戏曲提供了许多素材，如敦煌说唱文学《季布骂阵词文》和《王陵变》《李陵变》等，讲史家话本《前汉书平话》和由之衍化的《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全汉志传》、《两汉志传》《西汉通俗演义》，以及小说家话本《汉李广世号飞将军》《老冯唐直谏汉文帝》等。《史记》也给后世小说开创了写人物、讲故事的艺术技巧。如蒲松龄就继承并发展了史迁笔法，写了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也在篇后用“异史氏曰”的方式发表了各种不同作用的评论。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司马迁的孤愤著书说，因此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强调了它的文学性。《离骚》是屈原的发愤之作，《史记》也是这样发愤而作成的书，因此可以媲美。这一论点早有前人加以引申，如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吴组缃师曾对此加以发挥，他说：

孤愤是什么东西呢？我的体会，孤，就是自己的，我个人的。愤，应该说是一种激情，激动的感情。……所以李贽讲的这一条孤愤，这一条真情是必要的。你无论是做诗，做散文，做小说，做戏曲，都必须有真情实感。孤愤里头除了真情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实感。

吴师又说：

《史记》这部书，讲系统，应是史的系统，不是小说的系统。可是它对后世的小说影响很大。后世小说发展到现实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都在《史记》里头取经，学《史记》。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评论《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人刘知幾《史通》总结了历史经验，曾提出史家的规范应该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后世的小说家学习了《史记》忠于史实的“实录”精神，善恶必书，才逐步懂得艺术要忠于生活，人物描写不能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这就把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推向了成熟阶段。

《史记》作为史书，影响当然不止于小说，但影响极大。我的两位老师都引用了《史记》以说明中国小说的发展，我深受启发，所以引述师说，再就这方面作一点简略的诠释。相信读过《史记》的读者，一定会有更多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