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善

摘要：本文采用引入财产性收入的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分析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与流动意愿的关系，利用绥棱县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数据建立logit和probit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本次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引入财产性收入的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其中，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正向作用，但在转移成本、外出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三个影响因素排序上，财产性收入最小。这说明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的分析范式仍然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但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其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上可能发生变化。

关键词：财产权；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均衡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城市中被称为农民工。 2000年以后，老一代农民工逐步返回农村，新一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农民工占到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人数60%左右，通常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目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负担比较少，不愿意结束在城市若干年的打工生涯而回到农村做农民，甚至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在农村务农的经历和经验。这些新的特征使得他们的行为需求方面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对社会保障的期待远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同时他们渴望成为真正的市民。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和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的决定，界定了农村宅基地、土地等很多原来不明确财产的所有权。以往不允许出租、买卖的财产，现在不仅可以参加市场流转，在农民内部流转，还可以用于经营目的，而且买卖双方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有助于城乡之间的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与合理流转，形成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农民最终真正获得固定的财产性收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决定》中有关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思路也凸显重大转变，改变了以往以大量廉价劳动力推动工业发展，以及忽视农村中能够为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的各种要素的城镇化模式。保障农民从农村固有资源中获取更多财产权利，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的生活来源，进而影响劳动力供求关系。所以研究财产性收入增加背景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意愿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程度将是本研究的目的。

二、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述评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劳动力流动转移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1954年，刘易斯在《无线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建立了一个关于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其主要观点是劳动力的转移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劳动力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农业部门向边际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流动，并且只要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转移必将持续下去。但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忽视了“理性人”的经济学假定，只是考虑了工业部门利益最大化。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才是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原因，尽管其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突出地表现为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判别所引起的。由此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首先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分为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假设发展中国家城市存在较大规模失业而农村不存在劳动力过剩，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是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收入差距。托达罗模型虽然成功地用于西方国家，但用于解决中国问题存在很多缺陷：（1）模型假定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里不会影响农村经济，显然不符中国目前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2）托达罗模型假定城市普遍失业，但目前中国城市还存在用工荒的现象。（3）托达罗模型既没有考虑农民工转移到城里的费用（包括生活费用、介绍工作费用、培训费用、上网等费用），又没有考虑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背景下农民工转移所导致的财产方面的收益。所以不宜直接用托达罗模型解释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需要改进托达罗模型。

关于托达罗模型的改进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研究。周天勇（2001）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所以托达罗模型不符合中国经济实践，如果将托达罗模型用于中国实践将会带来乡村人口增长过快、生态环境恶化、发展成本过高的等后果。赖小琼（2004）认为农村劳动力是理性人，其迁移决策主要根据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并基于此建立改进的托达罗模型。该模型是对传统托达罗模型的推广，但只是一个抽象的模型，无法应用于实际经济问题中，而且务农收益中也没有包括财产收益。危丽（2005）将劳动力的成本与收益引入模型，利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扩展树分别分析低素质劳动力和差别素质劳动力的动态博弈过程，利用逆向归纳法得到了动态博弈的纳什均衡解，结果表明托达罗模型用于解释我国劳动力转移有合理之处，但托达罗模型夸大了就业概率的影响，而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线和最低生活补贴未必能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里。李巍（2009）修正了托达罗模型的成本和收益，将机会成本、常规转移成本、非常规转移成本引入模型，并扩展了托达罗模型中就业概率的内涵。

近几年许多学者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较多的理论和观点。王志浩（2007）认为劳动力对转移成本的重视程度高于对获得工资的重视程度，转移成本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首要因素；崔玉玲（2009）研究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率和第三产业比重；赵慧卿（2006）认为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是户籍制度、城乡收入差距、家庭经济状况、教育状况；武学凤（2011）认为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是农业贡献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学升学率；陈永正（2007）利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分化程度、年龄、可耕种土地面积、性别、技能。endprint

上述结论与观点表明，托达罗模型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方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一些缺陷；改进的托达罗模型主要是从成本收益、转移成本、机会成本、就业概率的计算等方面对模型进行完善，但在收益方面忽略的财产上的收益，尤其是国家出台了赋予农民工更多财产权的背景下，更多的财产性收益可能会改变劳动力的供给需求，进而影响农民工的务工决策。虽然很多学者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出发建立计量模型，找到影响因素的变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没有同托达罗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二者的关系。于是，尝试将财产收益引入托达罗模型研究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找到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成本对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具体影响成为本研究的重点。

三、理论分析

本部分将财产收益引入托达罗模型研究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找到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成本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具体影响。托达罗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用公式表示为：

M（t）=f[d（t）]f′>0

这里，M（t）表示时间t内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d（t）为时间t内城乡预期收入差距，f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数量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函数，f′>0意味着函数f是单调递增的。该公式表示某个时间段内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是随着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增加而增加的。记w（t）为时间段t内外出打工收入，p（t）为时间t内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找到工作的概率，r（t）为时间段t内农村实际收入，则时间段t内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可表示为：

d（t）=w（t）P（t）-r（t）

通过前面的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收入的差距大，农民外出务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劳动收入改善农村的贫困生活，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的分析范式基本符合这段时期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但是，当前我国的城市经济体系已经得到完善，第二、三产业技术水平与发展规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产业工人的需求急剧加大，2010年开始，好多城市出现用工荒。与此同时，农村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引导下，农业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农业机械也基本得到普及，很多农户在政府引导下或自发的成立农村农业合作社，进行规模化耕种，许多农民从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农民的纯收入，农民的财产也迅速积累，在相关改革政策支持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为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获取更多的闲暇时间创造了前提。上面的模型没有考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生活费用的增加、交通费用和培训费用等费用，也没有考虑财产性收入。所以定义转移成本为c（t），c（t）包括三部分：（1）由于异地转移而导致在农村务农、务工收入的减少；（2）转移过程中的差旅费用、培训费用；（3）城市生活成本高出农村的生活的那部分成本。定义e（t）为因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里带来的农村宅基地、土地等流转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

修正后的托达罗模型：

d（t）=w（t）P（t）+e（t）-c（t）

M（t）=f[d（t）]f′>0

M（t）表示时间t内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即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f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数量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函数，f′>0意味着函数f是关于d（t）的单调递增函数，与修正前的托达罗模型假设是一致的。改进的托达罗模型强调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预期收入差距中引入了的转移成本对劳动力转移有负的影响，转移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增加对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有正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托达罗模型只是给出了城乡预期收益差距与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理论上的关系，无法确定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变化对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或者劳动力选择转移的概率的影响，所以本文尝试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出发，通过计量模型找到影响因素的变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一）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1.指标的选取及含义。预期收入差距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转移成本、外出打工收入及财产性收入。由于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数据很难获得，但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农民工是否选择外出打工的概率高度相关，所以被解释变量y表示为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有两个选择，愿意外出打工为1，不愿意外出打工为0。x1为打工收入，x2为转移成本（包括外出打工消费比在家务农消费的增加和外出打工导致务农收入的减少），x3为财产性收入。

2.数据来源。为了考察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背景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意愿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对绥棱县工业园区纺纱、木业、草柳编、塑料五个行业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发出问卷500份，收回389份，通过逻辑性检查最终和技术性检查最终保留了229份有效问卷。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logit回归结果与probit 回归的结果一致，在显著性水平为01的情况下，三个解释变量均通过检验，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显著。从转移意愿看，外出打工的收入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大，表明外出打工收入对外出打工概率有正的影响；外出打工转移成本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小，表明外出打工成本对外出打工概率有负的影响；财产性收入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大，表明赋予农民工财产权利将促进农民工转移，这与改进的托达罗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从影响程度上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关注外出转移成本，转移成本对打工者的选择影响最大，其次是外出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对外出打工选择影响最小。

产生上面结果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有半数是初中以上学历，目前的家庭负担较轻，所以不是特别在乎在城市的打工收入，但是进城务工所产生的流动成本占花费的比例较大；对于进城务工后，城市所提供的保障普遍觉得不够，尤其转移初期因为租房培训的费用较高都会影响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决策，所以模型显示与外出打工的收入相比，外出打工者更加关注外出打工的消费，此结论与王志浩（2007）认为劳动力对转移成本的重视程度高于对获得工资的重视程度是一致的。endprint

财产性收入对外出打工的决策影响较小，原因可能是国家刚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政策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另外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还有很多不足，农民工到城里打工得不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保障条件，正是对未来的担心和不确定性使农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权利。从调研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更倾向于去城里打工增加家庭收入，如果在外边找不到工作，农村的土地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支出，所以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决策影响较小。

以上分析是基础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d（c）为正数，即f′>0时的考虑。其中e（t）值很小，实证结果其影响亦最小，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农民的实际财产性收入不高，无需农民对其进行专业经营。但是不得不考虑，随着对农村土地的确权，农村经济以及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一部分财产需要农民专业经营，则e（t）的影响会逐步增加，甚至在理论上出现[d（t）-c（t）]-e（t）≤0的情况，导致M（T）会出现反项变化。当然，这种动态发展性质需要在现实中寻找实例予以佐证，这将是笔者后续研究的问题。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针对托达罗模型的缺点和不足将财产性收入引入托达罗模型，根据绥棱农民工流动调研数据，通过logit回归和probit 回归进一步分析引起收入差距的转移成本、外出打工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农民工转移的具体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将财产性收入引入托达罗模型，劳动力转移的数量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由外出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成本三个因素决定。

第二，外出打工的收入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大，外出打工收入对外出打工概率有正的影响；外出打工转移成本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小外出打工成本对外出打工概率有负的影响；财产性收入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大，表明赋予农民工财产权利将促进农民工转移。

第三，从影响程度上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关注外出转移成本，转移成本对打工者的选择影响最大，其次是外出打工收入对打工者的影响也较大，财产性收入对外出打工选择影响最小。

第四，在国家赋予农民财产权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特点发生变化，基于绥棱县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数据的logit和probit回归结果与引入财产性收入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的分析范式仍然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

针对以上结论，我国一方面应基于现实，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以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解决部分企业用工荒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推动落实中央《决定》，真正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与保障性收入。为此，要深化农村土地征用与流转制度改革，改进农村土地征用与流转办法，实现土地股份化、股份资本化，来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市场建设，让农民有更多的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渠道以及经营财产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相反的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1（3）.

[2]王志浩.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区域选择：模型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7（4）.

[3]崔玉玲.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

[4]赵慧卿，周国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研究， 2006（4）.

[5]武学凤，张雅燕，康兰媛.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1）.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

财产性收入对外出打工的决策影响较小，原因可能是国家刚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政策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另外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还有很多不足，农民工到城里打工得不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保障条件，正是对未来的担心和不确定性使农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权利。从调研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更倾向于去城里打工增加家庭收入，如果在外边找不到工作，农村的土地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支出，所以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决策影响较小。

以上分析是基础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d（c）为正数，即f′>0时的考虑。其中e（t）值很小，实证结果其影响亦最小，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农民的实际财产性收入不高，无需农民对其进行专业经营。但是不得不考虑，随着对农村土地的确权，农村经济以及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一部分财产需要农民专业经营，则e（t）的影响会逐步增加，甚至在理论上出现[d（t）-c（t）]-e（t）≤0的情况，导致M（T）会出现反项变化。当然，这种动态发展性质需要在现实中寻找实例予以佐证，这将是笔者后续研究的问题。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针对托达罗模型的缺点和不足将财产性收入引入托达罗模型，根据绥棱农民工流动调研数据，通过logit回归和probit 回归进一步分析引起收入差距的转移成本、外出打工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农民工转移的具体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将财产性收入引入托达罗模型，劳动力转移的数量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由外出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成本三个因素决定。

第二，外出打工的收入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大，外出打工收入对外出打工概率有正的影响；外出打工转移成本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小外出打工成本对外出打工概率有负的影响；财产性收入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大，表明赋予农民工财产权利将促进农民工转移。

第三，从影响程度上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关注外出转移成本，转移成本对打工者的选择影响最大，其次是外出打工收入对打工者的影响也较大，财产性收入对外出打工选择影响最小。

第四，在国家赋予农民财产权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特点发生变化，基于绥棱县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数据的logit和probit回归结果与引入财产性收入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的分析范式仍然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

针对以上结论，我国一方面应基于现实，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以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解决部分企业用工荒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推动落实中央《决定》，真正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与保障性收入。为此，要深化农村土地征用与流转制度改革，改进农村土地征用与流转办法，实现土地股份化、股份资本化，来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市场建设，让农民有更多的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渠道以及经营财产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相反的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1（3）.

[2]王志浩.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区域选择：模型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7（4）.

[3]崔玉玲.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

[4]赵慧卿，周国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研究， 2006（4）.

[5]武学凤，张雅燕，康兰媛.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1）.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

财产性收入对外出打工的决策影响较小，原因可能是国家刚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政策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另外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还有很多不足，农民工到城里打工得不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保障条件，正是对未来的担心和不确定性使农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权利。从调研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更倾向于去城里打工增加家庭收入，如果在外边找不到工作，农村的土地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支出，所以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决策影响较小。

以上分析是基础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d（c）为正数，即f′>0时的考虑。其中e（t）值很小，实证结果其影响亦最小，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农民的实际财产性收入不高，无需农民对其进行专业经营。但是不得不考虑，随着对农村土地的确权，农村经济以及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一部分财产需要农民专业经营，则e（t）的影响会逐步增加，甚至在理论上出现[d（t）-c（t）]-e（t）≤0的情况，导致M（T）会出现反项变化。当然，这种动态发展性质需要在现实中寻找实例予以佐证，这将是笔者后续研究的问题。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针对托达罗模型的缺点和不足将财产性收入引入托达罗模型，根据绥棱农民工流动调研数据，通过logit回归和probit 回归进一步分析引起收入差距的转移成本、外出打工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农民工转移的具体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将财产性收入引入托达罗模型，劳动力转移的数量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由外出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成本三个因素决定。

第二，外出打工的收入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大，外出打工收入对外出打工概率有正的影响；外出打工转移成本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小外出打工成本对外出打工概率有负的影响；财产性收入越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越大，表明赋予农民工财产权利将促进农民工转移。

第三，从影响程度上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关注外出转移成本，转移成本对打工者的选择影响最大，其次是外出打工收入对打工者的影响也较大，财产性收入对外出打工选择影响最小。

第四，在国家赋予农民财产权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特点发生变化，基于绥棱县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数据的logit和probit回归结果与引入财产性收入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的分析范式仍然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

针对以上结论，我国一方面应基于现实，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以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解决部分企业用工荒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推动落实中央《决定》，真正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与保障性收入。为此，要深化农村土地征用与流转制度改革，改进农村土地征用与流转办法，实现土地股份化、股份资本化，来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市场建设，让农民有更多的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渠道以及经营财产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相反的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1（3）.

[2]王志浩.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区域选择：模型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7（4）.

[3]崔玉玲.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

[4]赵慧卿，周国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研究， 2006（4）.

[5]武学凤，张雅燕，康兰媛.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1）.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