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言对比中经常有不同语言中的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现象。词语语义作为词语的概念内核，与词语所表达的现实世界、词语的认知主体—人，以及词语本身依附的主体—语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现实世界-人-语言之间并不是静态独立存在的，而是动态相互作用的。现实世界通过人的认知进入概念世界，概念世界又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言又在不停的演化过程中发展了词语不同方面的衍生意义，进而形成了一个词语中的不同意义。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认知主体、语言系统和不同的语境就产生了认知方式、表义方式和语用特征的不同，因而也就产生了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现象。

[关键词]语义；语义信息；概念；认知；语境

[中图分类号]H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3-0116-05

A dynamic account for the semantic asymmetry in different languages

CAO Jing-x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Semantic asymmetry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lexeme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Word sense as a core to concepts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whole with the world （expressed through language）， man （conceptualizers of the world） and language. The world， man and language do not exist independently. Rather， there is a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Through mans cognition the real world is conceptualized into the conceptual world which is expressed through language； word sense extends i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which gives difference senses to the same word. Conceptualizers of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 and contexts have different ways to conceptualize the world， which gives rise to different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This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of semantic asymmetry in language.

Key words：semantic； semantic information； concept； cognition； context

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是语言对比中的常见现象，它是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在对世界进行范畴化、概念化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的认知方式以及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人在基于一定历史文化经验对世界进行划分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该文化对被识别事物的认知倾向性。”[1]这种倾向性体现在语言中就造成了不同语言表义方式的不同，因此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语言，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词语，这些不同就导致了不同的语言中词语语义信息的不对称。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在交际或翻译过程中往往能造成理解和运用上的偏误，致使语言信息传递的不完整，甚至是交际失败。对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的研究在以往一般都局限于静态的范畴中，从词语本身出发，结合词语的词典意义和研究者的“自省”，来达到解释的目的。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定性分析这种现象，不过分析的结果往往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态度、知识结构以及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也有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每一个研究者都选择有利于自己说法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反对者很容易就能拿出反例来反驳，这样的研究结果就是反复论证，除了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知识挖掘，很难有新的突破。

事实上，语言作为人类进行信息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动态的存在。首先，词语的静态意义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产生的—词语经过一定的语言文化群体的集体认识、运用，积淀在该语言文化群体的认知底层，从而形成静态的意义；其次，词语的意义同时又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发展，演化，词汇系统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词的基本义经过不同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引申义、比喻义等等；再次，词语的意义最终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和诠，在交际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由于受词语的搭配语境、文本语境、文化语境等等因素的影响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也是词语静态意义的延伸。因而对不同语言中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静态的模式，而应该在动态的模式下进行。

一、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动态产生因子

“任何言语形式和产生言语的语言系统，都是为了传递意义而存在。”[2]因为“无论是语言的声音还是形体，如果没有意义，就无法用来交流，一切将无从谈起。”[3]而词作为语言的最基本因子，一方面和现实世界中的实体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和人自身对世界认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对词语意义的研究向来离不开指物、意念、行为、概念、原型等等词语，这些词语从某些方面揭示了与意义相关联的因素：意义的对象物、意义主体和意义的依附体，也就是说构成词语意义的基本因子有现实世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和语言本身，这些因素也是不同语言中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的基本组构因子。词语语义的生成首先源于一定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相异性使得作为其表达形式的语言之间也有互异性，有的实体为某一个地方独有，因此在这个语言中有相对应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在另外一种语言中由于缺乏这种实体而缺乏表达这个实体的语言形式；也有的实体在两个语言社会中都存在，但是在一种语言中因为社会文化因素而产生了一定的文化伴随意义，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只有其基本意义，而缺乏文化伴随意义。现实世界是语言不对等的原始因素，不过并不是唯一因素，因为意义的产生、解释、运用的主体都是人，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和评价体系，在俄罗斯人的认知体系中，баба-яка是和在鸡腿上建造的小房子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汉民族的认知体系中，女巫往往和某种披头散发、神志不清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当然，所有的现实世界、人的认知方式最终都是用语言表现出来，不同的语言，首先由于现实世界、概念世界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以及词汇系统，同时这种语言对人的认知也要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俄语中“去哪里”一定是和某种交通方式联系在一起的，итди， ехать等都是附带了走路、乘车或者别的去方式的语义信息，而在汉语中，除非是特别要强调“怎么去”的问题，否则“去”和“交通工具”是可以不同时出现的，语言本身的不同也是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基本因子。

二、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动态产生形式

现实世界-人-语言是词语意义产生的基本因素，但这三者并不是独立、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任何一个词语的出现都是人用以表达思想或者传递信息的需要，而用什么样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首先是人本身对这个事体进行认知的过程，认知的结果就是人对该事体形成一定的概念形象，而这种概念形象要用语言表现出来，就又是一个概念的语言化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不同语言文化群体对世界的概念化和概念的语言化都会形成词语语义信息的不对称。

（一）不同语言文化群体对实体的概念化、范畴化过程的差异导致的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

语义作为词语的内核，与词语同时产生，而什么样的词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现实世界、人、语言动态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词语的出现是人类表达或者传递信息的需要，新事物、新形象的产生需要人类对其进行范畴化识别。“范畴划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4]89，而概念的形成需要人类的认知能力。莱考夫和兰盖克在《体验哲学》中列出了认知科学的三个基本观点：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无意识性和概念的隐喻性[4]10，人首先要对所要认识的世界进行体验才能对它进行范畴划分，进而形成一定的概念图景。人对世界的体验一方面和事物本身的凸显性和相似性有关，另一方面取决于人自身的视点。因此，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对看似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概念化、范畴化方式，因而也就造成了语义信息的不对称。

人类对新事物、新形象的体验性认识包括对其性质、功能、形象等方面的辨别。事物最能凸显其特征的地方往往首先成为其范畴化的基础。不同的民族对事物进行范畴划分的时候，有相同的地方，如在汉语中具有“电”这个性质的很多事物都被划分到“电”范畴内，如电灯、电话、电视机、电脑、电动车等等，俄语中也有электромобиль，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я， электроход等等；在汉语中具有“看”的功能的概念，都和“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瞧、瞅、眯等等，在俄语中则由词根“-гляд-”与不同的前后缀来组成有该意义的的词语，如глядеть， заглянуть， взглянуть等；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汉语中的“雪莲花”属于“花”的范畴，而俄语中的“подснежник”（雪下之物）的范畴划分却没有汉语中的细。范畴划分，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归结到人的认知方式的不同，人的视点决定了某个词语语义信息中所包含内容，如在汉语中用表示功能意义的词语在俄语中往往用空间位置来表示，如眼罩—наглазник（在眼睛上的东西），护齿—назубник（在牙齿上的东西），耳机—наушник（耳朵上的东西）等等。同样汉语中的“高压锅”在俄语中是скороварка，汉民族在认识这个事物的时候体验到的是其物理性能，而俄罗斯民族体验到的却是其迅速的功能；汉语中的“面包车”在俄语中用микроавтобус来表示，汉民族在认知这个事物的时候体验到的是它像面包的外形特点，而俄罗斯民族体验到的是它的体积的大小。不同的民族对同一个事物体验的差异性，就造成了不同语言中词语语义信息的偏离。

概念化、范畴化的过程是作为语言的表达者—“人”对外界事体的主动参与过程，“人”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体现在语言中就会形成不同的语义信息。而词作为一定的语言文化群体的长期文化积淀结果，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集体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以及对事物的评判的价值取向的不同，所以对事物概念化、范畴化的方式也各不同，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两种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因而在两种语言中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是一种必然，而完全对称是相对的。

（二）概念的语言化导致的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

无论是什么样的概念，要达到说话者清楚、听话者明白，最终都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概念存放于人的大脑之中，相对比较模糊，而语言作为人类的表达工具，却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系统规范和语言意识，无论是什么样的概念，在语言化的过程中都要受该语言的系统规范和语言意识制约。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在将自己的概念语言化的时候，就已经在无意识中用自己的母语规范自己的表义手法。不同语言中的语法化、词语化的方式不同，因此词语所附带的语义信息也就不同。如俄罗斯人在表达情感意义的时候，更多的是用带-ся的情感动词或者具有某种思考性的动词后加前置词о（об，обо）的词语，或者用无人称动词，或者用未完成体动词来表示一种积极性的情感，用完成体表达一种主体消极情感意义[5]，而在汉语中表示情感性的概念一般都是用形容词或者副词来表现，因此俄语中一些带有词缀的词语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语义信息，它和汉语中相对应的词语在语义上就形成了语义信息的不对称。

在概念的语言化过程中，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有不同的语言意识。语言意识指“各种语言范畴的总的意义通过操该语言人的语言交往形成了对现实特有的折射反映。”[6]在不同语言意识的影响下，每一个语言文化群体对词语的选择都有不同的倾向性。如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有自己的美好的或者禁忌联想，所以在概念化的过程中总是会创造出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词语，并且有一定联想意义的词语，而不会创造出完全没有任何语义联想的词语。因此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在将一个具有积极倾向的概念语言化的时候，都不会选择消极甚至是有某种禁忌联想的语言外壳来表示。这样的概念和语言相互作用的过程就造成了不同语言中词语语义信息的不对称，在俄语中的благородный在汉语中分别对应“高尚的”“卓越的”“贵族的”，在俄语中благородный从是благо-和род复合而成的，благо-在俄语中表示的是某种好的意思，而род是“族”的意义，因此俄语中的благородный从语义上来说和“出身高贵”“与众不同”等等联想意义相关，而汉语中“高尚的”和道德意义相关联、“卓越的”和某种技能意义相关联，而汉语中的“贵族的”和俄语中的“贵族的”也有不同的联想意义。不同语言中语言意识的差异也是在概念的语言化过程中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的因素。

（三）词语语义衍生导致的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

词语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对现实某种现象或者概念的表达，而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语的意义也会相应地发生动态演变，有的词语的意义会整体扩大化，有的会整体缩小，而更多的则是发展了整体的或者部分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语义偏移。因此，几乎每一个词语都有几个义项，这些义项有最初的原始意义，也有引申义、比喻义，等等。利用同一个语言形式来表达有相互关联的意义是人类语言经济性原则的表现[7]，同时也是人类对同范畴概念的归类识别。在语义衍生的过程中，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根据自身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发展了该语言中词语根意义的不同方面的联想意义，从而形成了在某个节点上偏移的语义偏移图，而这些联想意义再进行层级语义类推，又进一步衍生了下一层的意义，因而整体词语就形成了一个从中心意义到边缘意义的层级交错的语义圆周图。所以词语的语义内部就形成了一个由中心到边缘的语义辐射图，而每一层内部又形成不同方向的节点偏移的多维视图。语义衍生的主要手段是转喻性层递和隐喻性偏移，转喻是词语的语义焦点转移，而隐喻则是从一个范畴到另外一个范畴的转变[8]。不同的语言、在语义的层级类推过程中有不同发展轨迹，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语义信息量。因此两种语言中看似对应的词语，其语义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偏离的部分，越是处于边缘的意义，受不同的语义衍生进程影响越大，其偏离度就越大。如俄语中的соль和汉语中的“盐”在最初都指一种可以食用的化合物，但是在语言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两个民族对这种物体的珍视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联想意义各不相同，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语言中的语义信息不对称现象。在俄语中，盐的语义除了本身的指物意义之外还有“精华、要点、本质”等，而在汉语中，却没有衍生这样的语义，因而在汉语中也就不会出现“你没有理解我话中的盐”这样的表达法。再如俄语中的морож（海象）的原始指物意义就是指海象这种动物，后来俄罗斯人基于海象不分冬夏都在水中游泳的特性，又具有了“冬泳爱好者”的义项，而在汉语中却没有这样的联想。同样，汉语中的“红”和俄语中的красный最初的意义都是指颜色，而在语义的衍生过程中，汉语中的“红” 产生了“象征喜庆”“象征成功或受到重视”“红利”“姓”等在俄语中没有的意义，而俄语中的“最好的”“美丽的”“值得尊敬的”“高兴的”等义项在汉语中是没有的。 词语的动态发展使得不同语言中看似对应的词语实际上有不同的语义信息量，也就产生了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现象。

三、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动态语境释义

词语最终在语境中体现出其动态意义，语境是人们运用自然语言进行言语交际的言语环境[9]22。语境中的词语一方面以词语本身意义为其基准义，构成该词语语境意义中的隐性义；另一方面和词语的搭配语境、文本语境、文化语境等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词语在语境中的显性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搭配语境、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具体语境意义，因此也就产生了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现象。

（一）搭配语境差异制约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

词语的搭配指词和词之间的组配关系，从组合的灵活度来说包括固定搭配、自由搭配，而从与关键词的位置上来说包括左搭配和右搭配。对词语固定搭配的研究自古就有，研究者往往把它作为一种规则，人们在运用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这种规则。固定搭配说明这个词语的使用语境，这种搭配语境一方面是该词语能够进入语用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定的语言文化群体对该词语的认识。如在俄语中лекарство（药）只能是принимать（服用）或者пить（喝），而不能是есть（吃），因为在俄罗斯人的经验中，药是要用水服下的，而在汉民族的经验中，药是可以吃、可以喝和可以服用的。而词语的自由搭配则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无意识”地将一些词语和另外一些词语进行组配，自由搭配的语境体现太多，很难一一列举。不过在当前语料库建设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今天，对词语自由搭配的研究可以通过语料库来进行。人们利用现代计算机知识，对大规模的语料进行加工、分析，最后得出定量分析结论。对于词语搭配而言，利用语料库对词语搭配的M值和I值进行分析，就可以得知搭配的程式化程度[10]。因为人们在使用词语的过程中往往无意识地会把意义相近的词语搭配在一起，从而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观点，因而与一个词语共现频率高的词语，往往制约了该词语的具体语境意义。不同的语言中，看起来具有等同意义的词语有不同的搭配语境，因而也就造成了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现象。如在俄语中，和слишком搭配的M值最大的词语有много、малый、слабый、неравны等，这些词在语义上都有某种消极倾向，而汉语中的与“太”搭配的词语则既有消极的成分，也有积极的成分，因而在两种语言中这个词的语义信息是不对称的。同样通过语料库对汉语中的“黄河”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一方面作为本身的地理概念和“流域”“中下游”等有着紧密的搭配；同时，它也和“母亲河”“伟大的”等表示中华民族情感的词语搭配，而在俄语中却缺乏类似的搭配，因此词语语义信息量一定是不对等的。

（二）文本语境制约的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

词语在具体文本中运用就具有了具体的文本中的语境意义，文本中词语的意义一方面脱离不了词语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具体的语境，有了此情此景中的具体意义。在文本语境中，句子或者篇章等具体语境因素影响了词语本来的语义信息量。有的词语会在句子中临时增加某种意义，也有的词语则会因为语篇的关系而只体现其中的某一项意义。这些意义有的只是一次性的，是某种修辞手段的运用，有的则会因为运用的频率而形成该词语的另一个衍生意义。对于两种不同的语言而言，文本语境中的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是显然的，如当代俄罗斯作家马卡宁的作品《Стол покрытый сукном и с грарином в середине》中，Стол在具体的文本语境中就指审判犯人的审判桌，所以中译本中直接就翻译为《审判桌》。词语如果在文本语境中使用的频率高，就会产生出该词语的另一个衍生意义，而这个意义在另外一种语言中的意义也是不对称的，如在俄语中，выйти的原始意义表示“出来”，而在“Из тебя ничего не выйдет”“он выйдет победителем в состязании”等语境中，выйти就具有和汉语中“变成、成为”等意义相关，而和“出来”的语义并不对等，因为俄罗斯人在进行概念隐喻的时候，把人隐喻为一个不断进行蜕变的物体，而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都要“出来”，而在汉语语言文化群体看到的却是变化的结果，所以在汉语中“出来”所表示的人的变化结果和俄语中的是不一致的。

（三）文化语境差异制约的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

文化语境是语言使用的大语境，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因此也就有了不同语言中词语象征意义、定型意义等差异。如在汉固有文化中“黄”是皇家专用色，“黄袍加身”“黄道吉日”“飞黄腾达”等都是古代汉文化遗留的痕迹，而在俄语中жёлтый则是禁忌色，жёлтый дом（精神病院）、жёлтый билет（妓女的身份证）。而现代俄语中зелёный就代指“美元”，而在汉文化中就没有这样的意义；在汉语中数字“十三”没有什么附加的文化语境意义，而在西方语言中却和“背叛”等文化义相关联，所以“王守义十三香”如果在俄罗斯的文化语境中就会造成不可理解的尴尬局面。文化语境制约着词语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中具体的理解和运用的语义信息量，因此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就会出现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现象。

四、小结

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是语言对比中的常见现象，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往往局限在静态对比的范畴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其根本差异。因此，本文尝试将语言世界图景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相结合，对不同语言中词汇语义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行了动态阐释。

在不同的语言中，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从动态中产生、动态中衍生，最终又在动态中被传递和解释，动态性是其本质属性。词语意义在动态生成的过程中，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起到了主导作用。人对具体事物的概念化是建立在人类自身的经验之上。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在历史、地理位置等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认知模式，这些认知模式的基点是为了保护和发展自身的生存状况，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就有不同的概念化世界的方式，这些概念化世界的差异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就产生了词语语义信息的不对称。而词语在长期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转化、衍生，因此每一种语言中一个词语能够衍生出好几个相互关联的义项，它是人类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体现，这些义项具有从核心到边缘的辐射状发散形式，语义衍生的手段是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两种不同的语言中，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在自身的认知经验和认知偏好的影响下发展了不同的点、不同层面的语义，因而语义信息也就产生了不同层面、不同方向的偏离，总体上来说，两种语言中相对应的词语中核心意义的对称性更大一些，而边缘意义和偏离度更高一些。词语的意义最终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得到传递和解释，不同语境中词语的意义得到了具体化，它一方面以词语本身的意义作为隐性蕴含意义，另一方面也受词语的搭配语境、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影响而具有了显性的具体意义。这些相对具体的意义又使不同语言中的词语具有了不同的语义信息。可以说，词语的意义从产生到衍生再到运用都是人类自身在起决定性作用，“人是万物的尺度”[11]，人的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群体中形成共同的个性，而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也就有不同的对世界的概念化的方式、不同的视点、不同的联想概念隐喻模式，因而也就有了不同语言中词语语义信息的不对称现象。当然，对双语词语语义信息不对称动态性的研究尚且处于初探阶段，无论是概念化的过程还是语言化的过程，或者是语境中的动态释义，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Е.М.Верещагин， В.Г.Костомаров.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M].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0：19-20.

М.В.Никитин. Кур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семантики[M].Санкт-Пер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ГПУ. им А.И.Герцена. 2007：6.

李福印.语义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

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Анна Вежбицкая. Язык культура познание[M].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1993：42-47.

许高渝，赵秋野，等.俄罗斯心里语言学和外语教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3.

韩芸.“经济原则”发展概述[J].中国外语，2007（6）：53-56.

Е.В.Падучева.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Язык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4：157-160.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

曹静娴.基于语料库的词语搭配民族文化性分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5）：119-123.

梯利.西方哲学史[M].伍德增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5.

[责任编辑 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