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价值

2014-10-21曹胜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3期

曹胜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任务、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和合作，都使这些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的借鉴价值有：从本国实际出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家；世界意义；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3-0094-06

On the reference value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CAO Sheng

（College of Marxism，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imilar experiences， common tasks and unconditional political aid and cooperation make these countries intrinsically close to China.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spiring emotional resonance are： tracking the wa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situ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its own reality，taking the way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correctly.

Key words：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ld；reference value

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有榜样的力量”“必须实际地表明，即用榜样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1]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225

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既是个别的，又是一般的；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实践经验，都独立自主地实行本国的发展战略，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但是必须承认，在历史经历相似、所处时代相同的情况下，后发展国家的道路面临某种共性的问题，具有共性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行建设必须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发展自己，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一、众多政要、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价值

众多政要、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价值。2004年6月14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3]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发展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中国的发展经验应当得到分享，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4] 时任贝宁总统的索格洛说：“贝宁把中国看做是长兄，重视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经验。”“中国是我们的榜样，中国的经验对我们十分有用。我在学生时期就知道要向中国学习，现在还要学习。”[5]厄瓜多尔基多大学政治系教授、“国际战略智库”中心主席吉多·桑布拉诺说：“中国道路一直充满活力和魅力，拉美希冀与中国共享机遇和繁荣。拉美与中国在发展进程上存在诸多共性，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发展经验值得拉美借鉴。”[6]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地解决深刻的国内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7]塔里克教授说：“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且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中国的发展和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8]

在当今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有24个，发展中国家有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70%以上。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极其重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支持其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其经济发展。新时期，中国按照通常的国际经济、政治规则，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联系，如3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南南合作范畴内的集体对话机制，着力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开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历极为相似：一是具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在近代，都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统治、剥削、掠夺，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经济发展被绑在帝国主义工业化的战车上，是帝国主义强国的原材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二是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经济文化落后是基本的国情，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完成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继续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清除封建残余、发展民族经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团结合作的历史任务。

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历史上曾经有50多个发展中国家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多数发展中国家曾多年按照苏联模式搞社会主义，结果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9]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改革的大背景下，也进行了部分的探索，但并不成功，1980—1990年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失去的10年”。整个20世纪80年代，除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拉美国家年增长率仅为1%，非洲大陆为1.4%，和发达国家已缩小的差距又拉大。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很多发展中国家改弦易辙，向西方学习，采取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的发展策略。华盛顿共识的主要观点是：经济上主张“三化”，即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否定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一切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主导；主张私有制永恒论，把私有制视为唯一有效率的制度，全盘否定公有制，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有利于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实质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些政策未能带来许诺的效果，经济或是陷入停滞，或仅是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增长的成果，众多国家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10]“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11]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曾称自己在西方知识界处于身败名裂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历了四次经济衰退：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推行‘华盛顿共识前的1950—1980 年，拉美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3%；推行‘华盛顿共识后的10年即1990—2000 年降为3.2%，仅相当于过去的60%。即使1994年和1997年两个增长最高年份，也只有5.2%，还没有达到过去30 年的平均水平，并且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明显增加。”[12]这些事实可以说是为“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明。前苏东国家的经济，也因实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休克疗法”而损失惨重。据美籍波兰学者卡-波兹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中的计算，前苏东国家转轨以来，遭受打击最轻的匈牙利和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率约为20%，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几乎为40%，俄罗斯为50%，乌克兰为60%，其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了20 世纪30 年代的美国和德国[13]。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标志着“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超越了高度集中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超越美国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苏联和西方的经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身与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其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不主张推广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模式。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2]261“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十分中肯地提醒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说：“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2]261江泽民提出：各国人民最了解本国的具体情况，最有资格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是合情合理的。”[14]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基于对国情科学认识的基础而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它所呈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表征。正是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做好“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确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任务，才能确立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路径。“北京共识”的提出者、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雷默认为：“中国把关注自身的要素作为首要的问题，首先主要的是人们想找到最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华盛顿共识缺乏对社会传统的继承的想法，没有关于其他国家该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建议，我认为正是这两点，中国才显得非常重要。”“只计算GDP作为标准的‘华盛顿共识不适应中国的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持续发展，它只能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5]坦桑尼亚前驻华大使查尔斯·阿西利亚·桑嘎说：“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本国国情，不照搬、不盲从外国制度，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钦佩。”[16]

除了东亚等少数发展中国家在立足本国国情，走出了一条较为成功的发展道路之外，部分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不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早期是照搬苏联模式，后期照搬“华盛顿共识”，虽然经济、社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较快发展了国民经济、改变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增强了经济自主性、改善了国民生活，但是也走过了太多的弯路，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如经济文化落后、人口压力严峻、债务负担沉重、粮食短缺严重、人民生活贫困、贫富差距突出等；政局动荡不断、武装战争频仍、民族冲突频繁、信仰危机严重、民主法制不健全等。因此，需要根据本国国情，确定符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

三、走独立自主的开放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开放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创新发展道路、科学发展道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七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17]8。

中国把改革作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渐进式改革，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在可控范围之内逐步进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进，必然要求进行上层建筑改革。我国对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军事体制等方面也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博士（David Dollar）认为：“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称得上是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事件，不仅推动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他认为最有借鉴意义的，就是中国“务实性”的改革模式[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放发展的道路。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对外开放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原则”等三个原则，正确处理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积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取得了巨大成就。走开放发展的道路，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比如，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体地位。邓小平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382他还认为群众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执政党的建设至关紧要。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并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19]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20]发展中国家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汲取人民的智慧，加强执政党建设，这样才能不被西方发达国家所绑架，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发展，是在吸收世界市场经济先进思想、总结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伟大创举。中国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充分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对于克服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的客观不足具有有效的作用。在全球的经济交往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同时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但又绝不依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些举措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和东亚新型工业化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借助劳动力优势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大都走了依附发达国家技术与市场的发展道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泛运用。在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于是，发达国家向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过剩资本和技术，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虽然其程度不同，但是都采用过进口替代型战略。进口替代型战略的基本点，是要通过国内自行生产原先依赖于进口的工业品，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该战略虽曾一度带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经济的起飞，但其本身所具有的两个缺点（不能兼顾国际和国内市场的作用，把经济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不仅导致进口的减少，还将导致出口的减少，致使经济开发所需外汇短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率不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认为是进口替代型政策的结果。在这方面，中国的统筹国内国外资源、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对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此外，“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避免两极分化，也对发展中国家有可取之处。

四、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中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局动荡不间断、武装战争仍频繁、宗教民族冲突多、民主法制不健全，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一，政局动荡不间断。冷战时期，军事政变频繁是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的主要表现。据统计，1960-1976年，在亚非拉地区约有30个国家发生了4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1957-1997年，由于内部冲突导致非洲国家政府“非宪”更迭共78次，8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被推翻。冷战后，政局动荡主要表现为民主化运动中进步与反动、革新与保守两股政治势力的较量。政局的动荡使得国内建设难以保持一个稳定的建设环境，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迭难以保证有秩序地执行稳定的国家建设政策。

第二，武装战争频仍。冷战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冲突和武装战争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南亚、东南亚、西亚、中美洲一直是世界热点地区，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中东地区是“热点中的热点”。据统计，1980年以前发生的184场局部战争中，亚洲87场，占总数的47%；非洲59场，占总数的32.4%；拉丁美洲32场，占总数的17%。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局部冲突和战争大多集中在中东、非洲、中亚、南亚和巴尔干地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如海湾战争、巴以冲突、美国轰炸利比亚、索马里内战、阿富汗内战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的局部战争也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最典型的是2001年10月7日美国以反恐名义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3月20日美国等少数国家绕开联合国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危机、朝鲜半岛局势危机等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美国单方面主导中亚和阿富汗战略格局后，客观上与周边的中国、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发生碰撞，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机制产生威胁；美国武装推翻萨达姆政权，使中东局势发展难以确定，战争隐患更加凸显，不仅会导致反恐扩大化，还会更不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频繁的武装战争，使得这些国家难有和平的环境进行国内建设，战争所造成的灾难至今仍在延续。

第三，民族宗教冲突多。冷战后，被两极格局抑制的民族、宗教问题凸显出来。一方面，多民族国家中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这在前苏联、东欧地区也较为普遍，它已造成南斯拉夫的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分为二，而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危机则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民族、宗教争端所造成的国际冲突日益增多，如两伊之间、伊拉克与土耳其之间的库尔德族问题，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泰米尔人问题，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之间的民族问题以及中东的巴勒斯坦问题等等；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卢旺达与布隆迪两国的种族仇杀，印巴分治中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阿以冲突，黎巴嫩问题的国际化等等。民族宗教冲突多，并且两者交织在一起更难以解决，这严重影响了相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影响了国家正常关系，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第四，民主法制不健全。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政治独立的国家政权，人民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但是旧的统治仍然存在，一些国家不顾国情一味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结果陷于混乱；资产阶级借助人民力量取得或巩固政权后给予人民的民主与人民的期望相差甚远，民主进程任重而道远。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虽然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重大缺陷：一些国家以神治国、以宗教教义治国，有的国家家族集团实力庞大而置宪法于不顾，很多国家法律不健全，不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导致国家秩序混乱，正常的经济建设无法进行。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改革、发展、稳定是密切联系、互相作用的整体，其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改革是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强大动力，是长期稳定的基础。“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368，“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113。没有改革，就不能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通过改革桎梏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科技体制等，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从易到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发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等不断创新，符合中国实际，体现时代特征，改革的红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发展问题，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2]377，“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1]，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在中共十八大上确立了指导思想地位，“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22]，阐明了发展、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这些认识符合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发展不是孤立的，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它是改革的目的。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也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我们说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发展包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的最高理念是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求改革不能一劳永逸，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将发展推向深入。随着国际国内发展出现的新要求，改革的内容是变化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果积弊太多，就有可能影响改革的步伐，影响稳定，只有在改革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能保证可持续的稳定，所以说发展是稳定最可靠的保证。中国在发展中前进，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要求。邓小平指出：要达到我们的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2]217“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2]199“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2]208江泽民提出“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14]365胡锦涛认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不仅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而且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掉，一个大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17]806只有保证稳定的国内环境，才能促进改革和发展，如果国内稳定问题突出，甚至发生局部或全局动乱，可能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付诸东流。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国内稳定和国际环境稳定，虽然出现了“六四”风波，但很快拨正了航向，始终保持着国内的政局稳定，没有出现影响经济建设的混乱局面。虽然出现了以台海危机、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南海撞机事件、黄岩岛问题、钓鱼岛事件，但是我们用智慧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有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使中国在保持国内、国际稳定的环境下，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发展，成绩卓著。

中国高度重视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促使三者能够互相协调和互相促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江泽民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个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23]胡锦涛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必须牢牢把握并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针，绝不是权宜之计。

中国在实践过程中，“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17]204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发展中国家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三者关系，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互相协调和互相促进，才能够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有序发展和人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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