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昆

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的稻作农业大国，同时也是水稻农业的发源地。围绕着稻的种植，中华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稻作文化。然而，对于稻作文化的起源族群，古代先民稻作技术，以及近代少数民族稻作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当今稻作文化所面临的困境等问题或许都是读者关注的问题。本期推出的3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回答了上述问题，其内容涉及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古今稻作与水的关系及其耕作技术等问题。

云南不仅享有“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同时也是世界上稻作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也被誉为“稻作王国”和“稻作文化的故乡”，并成为稻作文化研究的理想之地。尹绍亭先生的论文《云南的稻作和水》考察了云南传统稻作文化中的水文化以及近60年稻作文化及水资源的变迁过程。稻作之所以被称为“文化”，这是因为稻作不仅是一种耕作技术，更是一种与稻作民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的生计方式。就世界观而言，稻作民族有着独特的生态观，这在稻作民族傣族的谚语中得到了较好地体现：“有森林才有水，有水才会有田，有田才会有粮食，有粮食才会有人的生命”。因此稻作民族不仅崇拜水，也崇拜与水相关的森林，形成了“神林”的观念以及一系列的神林宗教祭祀活动。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催生了保护森林和水源的禁忌和法规，成为稻作民族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的文化机制。云南稻作民族不仅崇拜自然，也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独特的稻作水文化。尹绍亭先生的文章通过史料和田野的结合，用图文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云南近万年的稻作文化历程：从古代的灌溉考古遗址到各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灌溉技术，再到今天稻作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大理苍山之麓陂池遗址、滇池岸边的东汉早期墓出土的水田模型，说明了陂池灌溉在云南的历史之悠久。东汉时期，滇中已经普遍修造了大规模的陂池灌溉设施，这一古老的陂池灌溉技术一直延续至今，日前仍然是云南除迪庆高原、怒江峡谷以外的广大地域低山地带和坝子（盆地）广为应用的灌溉方式；居住在坝区的稻作民族通过建筑水井、堰塘、陂池、水坝、沟渠等水利设施实行了灌溉，而居住在高山的稻作民族，如哈尼族等，则建造了规模巨大、蔚为壮观的梯田景观；杂交水稻的推广种植使得传统种植的数千种稻谷品种几乎消失殆尽，昔日完全依赖农家肥提高土壤肥力的有机农业变成为以使用化肥为主兼行农药灭虫的现代化学农业，农作物单位产量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化学污染也随之产生，食品安全成为令社会惶恐不安的大问题。稻作文化变迁的又一重要表现，是水资源的短缺与污染。热带地区大量的“橡胶林”替代了天然林、亚热带地区尤其是干热河谷地区的“甘蔗上山”导致了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和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众多水源枯竭直接影响到了当地人的稻作。随着稻作文化的变迁，各民族昔日有效保水的传统知识正在迅速消失。更令人堪忧的是水污染，滇中高原明珠滇池因污染将永远失去其光泽；滇西大盈江畔的一些地方，昔日山清水秀，河沟环绕村寨的鱼米之乡，如今因采矿而毁于一旦，选矿黑水浊流滚滚流往低地坝子，水系流域50余个村庄人畜和灌溉用水严重污染，传统稻作文化受到致命打击，村民整日生活在忧虑和恐惧之中。面对云南稻作文化遭遇的困境，尹绍亭先生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解决办法：一是依靠政策、法律和科学技术；二是重视历史上各民族创造的与稻作文化相关“传统知识”，包括保护水源与森林的“圣境”文化。尹绍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生态人类学家，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时常关注云南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面对云南的稻作文化，作者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各民族的创造的稻作文化的赞誉，另一方面对稻作文化的丢失及其环境问题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反映了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稻作文化的起源历来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野生稻的驯化、稻作文化起源的时间与起源地，还涉及到稻作文化的起源族群与传播。学术界通常认为，百越民族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李国栋教授的《论稻作起源的族属》一文应用语言学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并结合史料，提出了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的新见解，挑战了传统的稻作文化起源假说。他将苗族语言中“那”（na）及其与之相关词的存在与苗族的枫香树崇拜传统以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推断，认为古苗族是最早从事稻作文化的族群，而古越人的稻作文化则是由古苗人那里传来的。李国栋教授认为，壮侗语中的“na”与贵州黔东南苗语的“na”不是一回事，前者指“稻田”，而者则是指“稻”。从稻的传播以及词语演化的常理来看，应该是先有稻，才会有稻田；先有作为“稻”的“na”，然后才会有作为“稻田”的“na”。鉴于此，李国栋教授判断苗族的稻作文化应该比壮侗语族的稻作文化古老。另外，考古学的资料似乎也应证了这种推断。48006500年前的湖南城头山遗址，考古学家们在该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稻田、城墙、祭坛、神殿和祭政宫。考古学家们注意到，城头山遗址内使用了大量木材，孢粉学的分析表明，这些木材中“枫香树”木材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在该遗址周围，“枫香树”花粉的出现比例却很低，不到10%。这就说明，该遗址周围并不存在大片的“枫香树”自然林，该遗址使用的大量“枫香树”木材肯定是因神坛、神殿和祭政宫的建设需要而由其他地方搬运而来的。众所周知，“枫香树”是苗族的图腾，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城头山遗址很可能就是6500年前统治湘西乃至整个长江中游的某个苗族的都城。支持该推断的另一个语言学证据来自于日语，在东亚文化传播过程中，日本列岛一直扮演着最东端终点的角色。古日语中的“稻”原本只有两个发音，一个是“na”，另一个是“ne”。“na”最古老，“ne”是“na”的变音。其实，这一点正与黔东南苗语和广西融水苗语的“稻”音相对应。而这两个发音又应证了一个及其重要的事实，即苗族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最后，李国栋教授还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干栏”一词与稻作的关系作出推论，认为“干栏”是苗语“ghangt lox”的音译，是苗语对吊脚楼的标准称呼，而吊脚楼的实质是“水上粮仓”，是初始稻作民族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李国栋教授通过关键词的对比、古日语的反证、考古学的证据、古文献的记载、“干栏”的词源分析等，作出了古苗人在长江中游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然后将稻作文化传给了周边的古越人，即后世的壮侗语族的推断。或许许多读者，包括稻作文化专家对李国栋教授的观点持有异议，欢迎对此提出讨论，以促进稻作文化的研究。

中国古代稻作文化中的“火耕水耨”一词最早为西汉史家司马迁提出，时至今日，学者们对它的理解和解释仍分歧较大，可谓众说纷纭。多数学者大多从史学或农业考古的角度对其作出解释。贺天博、麻春霞的论文《“火耕水耨”技术要领探析——兼论该稻作模式在当代生态建设中的启迪价值》则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从生态背景、技术的整体水平、后世解读的可靠性和民族志资料的积累四个方面，对古代典籍中与“火耕水耨”相关的内容进行了解读。所谓“生态背景”指的是当时实行稻作的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中游的河网平原区的湿地环境，而这种适合水稻生长的湿地同时又必然是多种泽生植物繁茂生长的环境。水稻要实现规模化种植，必须要抑制水稻伴生杂草的生长，对此，作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分析了当时的生态环境特点及其可能的应当对措施；“技术的整体水平”是指在当时整体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要实现水稻的规模种植，不能仅靠双手和简单工具，而是要巧妙的利用自然力，即“火”和“水”才能实现水稻的规模化种植；“后世解读的可靠性”是指随着朝廷的更迭、政治中心的迁移以及社会的变迁，后人对《史记》和《汉书》所载的与“火耕水耨”相关技术的内涵做出的说明或“补注”难免对错参半，有必要做出甄别；“民族志资料的积累”是指民族志资料对失传技术的构拟和复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常来讲，不仅是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而且处于相同生态背景下的民族都可能独立发明相似的技术，即“火耕水耨”是百越民族适应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而独立发明的技术而不是从别的地方或民族那里传播而得到的。作者从上述四种探析办法的综合应用入手，重新解读了《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对“火耕水耨”古代的这一稻作模式的技术原理进行了复原。当然，对此项技术的复原有许多细节从农学或植物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例如，将“火耕”的目的看成是提高土壤肥力和通透性；对“水耨”的解释有些地方也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然而，这正如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今天，我们重温‘火耕水耨这一远古的稻作模式时，不仅是出于求知的考虑，更多的还是出于为今天的生态建设提供借鉴的需要，从古人那里学一学如何达成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思路与方法。”这或许才是该文的价值所在。

本期推出的3篇文章，为读者大致了解中国的稻作历史及其生态智慧提供了可能，这正是人类学“以小见大”的学科优势之体现。

[责任编辑：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