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古日语“na”（稻）的反证，认为“稻”的初始发音是苗语“na”，壮侗语的“na”（稻田）是由苗语的“na”（稻）演化而来的。稻作文化特有的建筑样式“干栏”在词源上也源自苗语“ghangt lox”。由此综合判断，应该是长江中游的古苗人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然后把它传给了周边的古越人，即后世的壮侗语族。

关键词：稻作起源；族属；苗语“na”；壮侗语“na”；古日语“na”；苗语“ghangt lox”；古日语“冰木”

中图分类号：S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2-0013-05

随着长江中下游稻作考古的进展，稻作起源的时间和地点都越来越明确了，但族属问题仍然模糊不清。云南、广西的学者曾提出“那文化”[1]学说，认为广西左右江流域、邕江流域、红水河流域是“那文化”的核心区域，右江流域的隆安县一带是栽培稻的“主要起源地”。该学说确实很有新意，但笔者认为还有修正的必要。

一、“稻”的初始发音

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探讨有关稻作的汉字音与少数民族语音的关系，试图从中发现稻作起源的某些密码。但是，从稻作考古的角度来看，稻作的起源远远早于汉字的出现，而且与北方旱作族群无关，所以笔者更重视“稻”的非汉字音所隐含的原始信息。笔者曾对“稻”的非汉字音做过调查，结果大致如下：

1.贵州黔东南苗语称“稻”为“na”，广西融水苗语称“稻”为“ne”。

2.贵州布依语和广西壮语称“稻田”为“na”。

3.贵州某些地方的侗语称“稻田”为“na”，某些地方的侗语称“稻田”为“ya”。

4.泰国语称“稻田”为“na”。

5.古朝鲜语称“稻”为“na”或“narak”。

6.古日语称“稻”为“na”或“ne”，而且各自还有一个衍生音，即“ina”和“ine”。

依据“那文化”学说，布依族、壮族、侗族和傣（泰）族等壮侗语族应该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但是，“那文化”中的“那”或者说壮侗语中的“na”都指“稻田”，而贵州黔东南苗语的“na”却指“稻”。布依语和壮语称“稻”为“hao”；傣语也称“稻”为“hao”；侗语称“稻”为“kgoux”；泰国语称“稻”为“khao”。笔者认为，这些音都是汉字音译，与“稻”的初始发音无关。稻在长达数千年的初始期是在大河周边的湿地上撒播，并不需要水田，所以从稻的传播以及词语演化的常理来看，应该是先有稻，才会有稻田；先有作为“稻”的“na”，然后才会有作为“稻田”的“na”。鉴于此，笔者判断苗族的稻作文化应该比壮侗语族的稻作文化古老。当然，笔者无意否定隆安大石铲文化的稻作意义，只是觉得对其应该进行更准确的文化定位。

二、古苗人创造了稻作文化

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吊桶环遗址和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告诉我们，稻作文化起源于长江中游，时间上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

湖南省道县有一条“沱水”，“沱”是苗语西部方言“dlex”（tu）的音译，而在“沱水”相连的江华县还有一条以苗语命名的“务江”。“务”源自苗语东部方言“ub”（wu），本义也是“水”。大约从4000年前的“三苗时代”起，苗语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方言，但在湖南省道县、江华县一带，东部方言、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却混在一起，显示出苗语分成三大方言以前的原貌。如果把这一事实与附近的玉蟾岩稻作遗址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就可以断定，湖南省道县、江华县一带既是古苗人的原始聚居地，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稻作文化起源地。

距今4800-8600年前，湖南西北部的澧水下游发展成为稻作文化中心，彭头山遗址（7900-8600年前）、八十垱遗址（7500-8500年前）和城头山遗址（4800-6500年前）就是例证。在这些遗址附近也有两条“沱江”，一条在石门县，另一条在南县。这两条“沱江”从地名学的角度向我们证明，是湖南南部的古苗人经湘江和洞庭湖，把稻作文化传播到了湖南西北部。

在城头山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稻田、最早的祭坛、最早的城墙、最早的神殿和最早的祭政宫。在一连串的新发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点是稻田在祭坛旁边，由此可知祭祀与稻作有关；第二点是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木材，经日本学者安田喜宪和米延仁志的科学检测，枫香树木材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遗址周围枫香树花粉的出现率却很低，不到10% [2]。这就说明，城头山遗址周围并不存在大片的枫香树自然林，该遗址使用的大量的枫香树木材肯定是因祭坛、神殿和祭政宫的建设需要而从其他地方搬运进来的。那么，当时是哪个部族在宗教活动或政教合一的活动中如此需要枫香树呢？答案只有一个，即从事稻作的苗族。《苗族古歌》告诉我们，枫香树树心飞出“蝴蝶妈妈”（Mais bangx Mais Lief），“蝴蝶妈妈”生下12个蛋，由鹡宇鸟孵化，从其中的一个蛋中孵出了苗族始祖“姜央”。于是，苗族把枫香树视为祖神树，直至今日，黔东南许多苗寨的寨口或坡顶依然种植枫香树，以求祖神保佑。作为一个族群，苗族因何缘由形成于何时何地，学界尚无定说。但是，如果从一个部族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精神信仰来判断，苗族很可能就形成于65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也就是说，苗族实际上是以稻作文化为基础，以枫香树信仰为核心凝聚而成的。

在日本学者的努力下，我们终于确定了城头山遗址的苗族族属，而且由此类推，我们则可以知晓城头山遗址附近的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也应该是古苗人的稻作遗址。湖南西北部澧水下游的这个古稻遗址群很可能就是由古苗人建立起来的。

《战国策·魏策》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三苗”即苗族之古称，“彭蠡”即鄱阳湖。这段引文告诉我们，苗族原本就生活在鄱阳湖与洞庭湖之间，这正与上述稻作遗址的位置相吻合。现在，许多人认为苗族是西南地区的山地民族，不可能与湿地起源的稻作文化有很深的关系。但是，长江中游的稻作遗址和古文献向我们证明，苗族原本生活在长江中游的水网地带，而苗人大批进入云贵山地则是在楚国灭亡之后。因此，从远古稻作遗址与古文献的一致性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远古信息，即古苗人在长江中游最早将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并以苗语“na”命名了它。

三、来自古日语的反证

在东亚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日本列岛一直扮演着最东端终点站的角色，几乎所有中国大陆的文化现象最后都会传到日本，并以初始状态保存下来。2009年1-2月间网上热议的李白《静夜思》的词句被明朝人篡改，但日本却保存了《静夜思》原版一事就是例证。另外，日本人对大陆文化一直抱有欣羡之情，且习惯用某文化在大陆产生时的初始发音称呼该文化。长江下游是梅的原产地，也是梅文化的发祥地。当梅文化从长江下游传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就刻意模仿长江下游的越语“梅”音“mme”，称“梅”为“むめ”（mume）。由此反观，在解读稻作密码的过程中，日语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类似“梅”的反证。

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可以追溯到4500-5000年前，但当时只是稻谷的传入，并未伴随水稻的耕作方式。水稻耕作方式的传入是在2200-2500年前，途径有二：一条是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九州岛北部；另一条是从长江下游的杭州湾横跨东海，经由“黑潮”主流传入日本九州岛南部。

古日语中的“稻”原本只有两个发音，一个是“na”，另一个是“ne”。后来，“na”和“ne”又各自产生了一个衍生音，即“ina”和“ine”。在四个发音中“na”最古老，“ne”是“na”的变音。其实，这一点正与黔东南苗语和广西融水苗语的“稻”音相对应。第一章已经指出，黔东南苗语称“稻”为“na”，而广西融水苗语则称“稻”为“ne”。2000年11月，笔者曾去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林洞村培科屯考察，苗族寨老告诉笔者，他们的远祖曾住在大河边，后迁到黔东南，清朝时又从黔东南迁到了融水。由此可知他们是黔东南苗族的一个分支，“na”和“ne”都属于苗语中部方言。

黔东南、广西融水的苗语“稻”音“na”和“ne”与古日语的“稻”音“na”和“ne”完全对应，而日本文化又具有以初始的发音和样式保存大陆文化的特点，所以我们便可以此为依据，断定稻的初始发音就是“na”，这一判断在客观上也支持了本文第二章所提出的、古苗人在长江中游最早将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并把栽培稻命名为“na”的推论。

四、“干栏”的词源及其文化意义

稻作是一种生计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样式，“干栏”或者说“吊脚楼”就是一个典型的稻作建筑样式。北方旱作文化圈的人来到南方，看到南方稻作文化圈的人都住“干栏”，所以就把“干栏”的山墙面图像化，创造了汉字“南”。这一点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3]。

“干栏”一词到底来自南方哪个部族的语言，学界主要有“壮侗语说”和“苗语说”[4]。笔者赞同“苗语说”，认为“干栏”是苗语“ghangt lox”的音译。笔者在贵州做田野调查时发现，苗语因支系不同而对吊脚楼有各种各样的称呼，但“ghangt lox”一词所有支系的苗人都懂，由此可知“ghangt lox”是苗语对吊脚楼的标准称呼，正与“干栏”是吊脚楼的正式名称相对应。

“干栏”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吊脚”；二是“上人下畜”。当然，“吊脚”这一特点源于农耕时代以前的“树屋”，即古文献所说的“巢居”。但是，“吊脚”和“上人下畜”的结合则让我们联想到湿地上的稻作农耕生活。笔者去雷山县大塘乡新桥村王家寨考察过“水上粮仓”（图1），也在从江县往洞乡增冲侗寨看到过许多建在水塘中的吊脚楼谷仓，这些都可以视为原始湿地稻作生活的“痕迹”。苗族并非贵州土著，贵州东部的苗族迁自湖南西北部澧水下游的古稻遗址群，其迁徙途径即溯沅江而上、后通过潕水和清水江进入黔东南。因此，黔东南“水上粮仓”这个“痕迹”肯定是澧水下游远古时代的湿地稻作文化“遗传”下来的。

图1贵州省雷山县大塘乡新桥王家寨“水上粮仓”

2012年12月，笔者去柬埔寨考察，在湄公河流域和6号公路两侧的大片湿地上见到了许多吊脚楼村寨。村寨的日常生活和耕作环境极其原始，至今没有电，但许多村民都知道在自家院前挖一个水塘，并在水塘中央建一个“水上粮仓”。12月是柬埔寨的旱季，所以地势稍高的地方没有水。但如果是雨季的话，可以想象整片湿地都会浸泡在水中。在那里，笔者终于看到了初始的稻作环境，并悟到了黔东南“水上粮仓”的真正意义：“水上粮仓”原来是对初始稻作环境的一种无意识的记忆和纪念。

日本广岛县的宫岛上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干栏”式神社，叫“严岛神社”（图2）。“严岛神社”的最大特点就是建在了濑户内海的浅滩上，退潮时“吊脚”全部露出水面，显示出“干栏”式建筑的美；满潮时“吊脚”全部没入水中，神社宛如漂浮于海上，酷似仙境。当然，现代人大多更欣赏满潮时“严岛神社”的美轮美奂，但笔者认为，其建筑构思实际上根植于远古时代人们在大河周边的湿地上从事稻作的原始记忆。其实，濑户内海真的就像一条大河，类似贵州的氵舞阳河或广西的邕江。

图2日本广岛县宫岛“严岛神社”

“干栏”的文化意义除了隐含于“吊脚”，也显示在屋顶两端的“冰木”上。日本以神社的形式将“干栏”这一建筑样式完好地保存下来，仔细观察日本最高级别的“伊势神宫”外宫的“丰受大神宫外币殿” （图3），它的屋顶两端有“X”形的“冰木”。“冰木”日语称“higi”，“冰”是反训汉字，表示“火”或“日”，所以“冰木”即“日木”或“太阳之木”。在日语里，“冰木”后来也被称为“千木”（chigi），“千”指水神或蛇神，所以“千木”的本义就是“蛇神之木”。“太阳之木”与“蛇神之木”都与稻作文化有关。没有阳光，水稻不能生长；没有水，水稻也不能生长，而蛇神司水，所以“冰木”后来被称为“千木”也是有其道理的。

图3日本神社与灵庙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冰木”的本质在于“X”。依据考古成果，稻作文化圈的“X”符号最早出现在湖南西北部的彭头山遗址（7900-8600年前），与显示出苗族族属的城头山遗址同处“云梦泽”湿地的南缘。湖南学者林河认为“X”是“火灵”[5]，笔者也有同感。对于人类来说，太阳是初始的火，所以这个符号肯定与太阳的升起有关。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件6500年前的象牙佩饰，上面刻有“双鸟驮日”——双鸟相背，身体交叉，驮着太阳而向上飞腾——的图案（图4）。若把这枚象牙佩饰与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吊脚楼建筑遗构结合起来考虑的话，我们就可以明了，该遗址吊脚楼的屋顶两端肯定都建有“冰木”，“冰木”其实就是“双鸟驮日”思维的具象化。在云南沧源岩画中，有些吊脚楼的屋顶两端各站一只鸟[6]，这2只鸟肯定都是太阳鸟，“冰木”便由此抽象而来。据考证，云南沧源岩画创作于2500-3500年前。从稻作考古的角度看，这个时间段也正是稻作文化大量传入云南南部的时期，可见“冰木”的出现确实与稻作文化有关。

图4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佩饰

河姆渡遗址的吊脚楼基本是东西向排列，而且以山墙面为房屋正面。笔者推测，这种设计也与“双鸟驮日”思维有关。每当朝阳升至屋顶东端“冰木”的交叉空间时，人们眼前就会出现“双鸟驮日”的景象。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时就是膜拜太阳神的神圣时刻，于是人们跪地膜拜；同理，当夕阳落至屋顶西端“冰木”的交叉空间时，人们又会看到同样的神圣景象，于是再次膜拜。这应该就是东西向吊脚楼的屋顶两端建有“冰木”的文化缘由。

2000年，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天星观2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架“虎座鸟架鼓”[7]。楚国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国家，《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商朝时来往于“中国”与“楚蛮”之间的“穴熊”的“熊”，应该就是东部苗族自称“ghaob xongb”的“xongb”的音译。在苗族文化中，“鼓”的农耕意象是太阳，所以我们可以断定，除了虎座以外，该鼓双鸟相背，身体驮鼓而升的造型与河姆渡象牙佩饰上的“双鸟驮日”图案一脉相承，肯定也源自“双鸟驮日”的思维。苗族的精神信仰或历史大事件多以各种各样的图案刺绣在服饰上，而在古老的苗绣中确有“双鸟驮日”图案（图5），与河姆渡象牙佩饰上的“双鸟驮日”如出一辙。

图5苗绣“双鸟驮日”

古苗人和古越人都有“双鸟驮日”思维，他们的吊脚楼屋顶也都建有“冰木”。两者孰先孰后，学界虽无定说，但从稻作考古的时间序列来看，应该是江西鄱阳湖一带的古苗人通过衢江、婺水等苗语音译河流，在11000年前把稻作文化传给了浙江一带的古越人，所以笔者判断，“双鸟驮日”这一思维以及“冰木”这种建筑样式很可能都源自创造了稻作文化的苗族。

关键词的对比、古日语的反证、考古学的证据、古文献的记载、“干栏”的词源以及“冰木”的意义——这些无不显示出同一指向，即古苗人在长江中游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然后将稻作文化传给了周边的古越人，即后世的壮侗语族。虽然尚有某些细节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据笔者多年研究之经验，此意义指向是真实可靠的，所以笔者最后想提出一个新学说——古苗人创造稻作文化说。

参考文献：

[1] 那文化[EB/OL].[2013-05-1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Y1RTrkI_Ix1GTHTl0Z02E_1-33Huf24_fVeqG3ApplppVGwXa7qYR0dKAOy4JK2VzZw V0AMJ7C12OM4DCt6mnq.

[2] 稻盛和夫监修，梅原猛，安田喜宪.长江文明的探究第四部[M].东京：新思索社，2004.

[3] 李国栋.探寻贵州吊脚楼的文化意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4] 李国栋.稻作背景下的贵州与日本：第十二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5] “世界第一字”的诞生地在中国——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EB/OL].[2013-05-15].http：//linhe844.blog.163.com/blog/static/141701991201022143 54503.

[6] 罗晓明，王良范.山崖上的图像叙事——贵州古代岩画的文化释读：第四篇，第六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7] 109件楚文物珍品亮相古城[EB/OL].[2013-05-15].http：//video.sina.com.cn/v/b/107496914-1400829605.html.

[责任编辑：吴平]

图4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佩饰

河姆渡遗址的吊脚楼基本是东西向排列，而且以山墙面为房屋正面。笔者推测，这种设计也与“双鸟驮日”思维有关。每当朝阳升至屋顶东端“冰木”的交叉空间时，人们眼前就会出现“双鸟驮日”的景象。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时就是膜拜太阳神的神圣时刻，于是人们跪地膜拜；同理，当夕阳落至屋顶西端“冰木”的交叉空间时，人们又会看到同样的神圣景象，于是再次膜拜。这应该就是东西向吊脚楼的屋顶两端建有“冰木”的文化缘由。

2000年，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天星观2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架“虎座鸟架鼓”[7]。楚国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国家，《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商朝时来往于“中国”与“楚蛮”之间的“穴熊”的“熊”，应该就是东部苗族自称“ghaob xongb”的“xongb”的音译。在苗族文化中，“鼓”的农耕意象是太阳，所以我们可以断定，除了虎座以外，该鼓双鸟相背，身体驮鼓而升的造型与河姆渡象牙佩饰上的“双鸟驮日”图案一脉相承，肯定也源自“双鸟驮日”的思维。苗族的精神信仰或历史大事件多以各种各样的图案刺绣在服饰上，而在古老的苗绣中确有“双鸟驮日”图案（图5），与河姆渡象牙佩饰上的“双鸟驮日”如出一辙。

图5苗绣“双鸟驮日”

古苗人和古越人都有“双鸟驮日”思维，他们的吊脚楼屋顶也都建有“冰木”。两者孰先孰后，学界虽无定说，但从稻作考古的时间序列来看，应该是江西鄱阳湖一带的古苗人通过衢江、婺水等苗语音译河流，在11000年前把稻作文化传给了浙江一带的古越人，所以笔者判断，“双鸟驮日”这一思维以及“冰木”这种建筑样式很可能都源自创造了稻作文化的苗族。

关键词的对比、古日语的反证、考古学的证据、古文献的记载、“干栏”的词源以及“冰木”的意义——这些无不显示出同一指向，即古苗人在长江中游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然后将稻作文化传给了周边的古越人，即后世的壮侗语族。虽然尚有某些细节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据笔者多年研究之经验，此意义指向是真实可靠的，所以笔者最后想提出一个新学说——古苗人创造稻作文化说。

参考文献：

[1] 那文化[EB/OL].[2013-05-1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Y1RTrkI_Ix1GTHTl0Z02E_1-33Huf24_fVeqG3ApplppVGwXa7qYR0dKAOy4JK2VzZw V0AMJ7C12OM4DCt6mnq.

[2] 稻盛和夫监修，梅原猛，安田喜宪.长江文明的探究第四部[M].东京：新思索社，2004.

[3] 李国栋.探寻贵州吊脚楼的文化意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4] 李国栋.稻作背景下的贵州与日本：第十二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5] “世界第一字”的诞生地在中国——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EB/OL].[2013-05-15].http：//linhe844.blog.163.com/blog/static/141701991201022143 54503.

[6] 罗晓明，王良范.山崖上的图像叙事——贵州古代岩画的文化释读：第四篇，第六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7] 109件楚文物珍品亮相古城[EB/OL].[2013-05-15].http：//video.sina.com.cn/v/b/107496914-1400829605.html.

[责任编辑：吴平]

图4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佩饰

河姆渡遗址的吊脚楼基本是东西向排列，而且以山墙面为房屋正面。笔者推测，这种设计也与“双鸟驮日”思维有关。每当朝阳升至屋顶东端“冰木”的交叉空间时，人们眼前就会出现“双鸟驮日”的景象。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时就是膜拜太阳神的神圣时刻，于是人们跪地膜拜；同理，当夕阳落至屋顶西端“冰木”的交叉空间时，人们又会看到同样的神圣景象，于是再次膜拜。这应该就是东西向吊脚楼的屋顶两端建有“冰木”的文化缘由。

2000年，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天星观2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架“虎座鸟架鼓”[7]。楚国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国家，《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商朝时来往于“中国”与“楚蛮”之间的“穴熊”的“熊”，应该就是东部苗族自称“ghaob xongb”的“xongb”的音译。在苗族文化中，“鼓”的农耕意象是太阳，所以我们可以断定，除了虎座以外，该鼓双鸟相背，身体驮鼓而升的造型与河姆渡象牙佩饰上的“双鸟驮日”图案一脉相承，肯定也源自“双鸟驮日”的思维。苗族的精神信仰或历史大事件多以各种各样的图案刺绣在服饰上，而在古老的苗绣中确有“双鸟驮日”图案（图5），与河姆渡象牙佩饰上的“双鸟驮日”如出一辙。

图5苗绣“双鸟驮日”

古苗人和古越人都有“双鸟驮日”思维，他们的吊脚楼屋顶也都建有“冰木”。两者孰先孰后，学界虽无定说，但从稻作考古的时间序列来看，应该是江西鄱阳湖一带的古苗人通过衢江、婺水等苗语音译河流，在11000年前把稻作文化传给了浙江一带的古越人，所以笔者判断，“双鸟驮日”这一思维以及“冰木”这种建筑样式很可能都源自创造了稻作文化的苗族。

关键词的对比、古日语的反证、考古学的证据、古文献的记载、“干栏”的词源以及“冰木”的意义——这些无不显示出同一指向，即古苗人在长江中游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然后将稻作文化传给了周边的古越人，即后世的壮侗语族。虽然尚有某些细节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据笔者多年研究之经验，此意义指向是真实可靠的，所以笔者最后想提出一个新学说——古苗人创造稻作文化说。

参考文献：

[1] 那文化[EB/OL].[2013-05-1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Y1RTrkI_Ix1GTHTl0Z02E_1-33Huf24_fVeqG3ApplppVGwXa7qYR0dKAOy4JK2VzZw V0AMJ7C12OM4DCt6mnq.

[2] 稻盛和夫监修，梅原猛，安田喜宪.长江文明的探究第四部[M].东京：新思索社，2004.

[3] 李国栋.探寻贵州吊脚楼的文化意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4] 李国栋.稻作背景下的贵州与日本：第十二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5] “世界第一字”的诞生地在中国——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EB/OL].[2013-05-15].http：//linhe844.blog.163.com/blog/static/141701991201022143 54503.

[6] 罗晓明，王良范.山崖上的图像叙事——贵州古代岩画的文化释读：第四篇，第六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7] 109件楚文物珍品亮相古城[EB/OL].[2013-05-15].http：//video.sina.com.cn/v/b/107496914-1400829605.html.

[责任编辑：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