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

农业起源问题是世界考古的三大主题之一，其中“稻作文化”起源是其核心内容。作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稻作”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是如何起源、如何传播、如何发展的问题，尽管长期以来海内外学者做出了不遗余力的研究和探索，但是仍然存在较大争议，难以形成定论。在没有文字的原始社会，若要对“稻作”起源问题进行精准研判几无可能，目前主要依靠考古发现及其他学科的辅助，相关研究才得以推进。随着史前时代稻谷遗存的陆续发现，研究和探讨中国“稻作”起源问题有了实物证据的支撑，也使得学术界形成了关于稻作起源的各种学说，包括“华南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黄河流域说”等。学者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还原“稻作”起源的真实面目，就需要动员来自海内外学者的力量，进行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采用各种可能的研究手段，并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正确解释有关历史资料，全面阐释其蕴含的意义。本期推出的3篇文章，围绕“稻作文化”起源这一主题，进行了卓有创见的探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历史谜题的一个有力回应。

《探讨稻作文化起源亟待澄清的四大难题》一文基于对日本学者“稻作文化”研究的梳理和总结，在肯定其相关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指出仍有四大关键性问题并没有澄清。一是“野生稻”具有何种生物属性，使远古的人类乐意种植它并延续下来？二是如何确保不结实的“野生稻”在人力控制下稳定结实？三是人类在可食植物多样并存的背景下为何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栽培水稻？四是“稻作文化”早于旱地“粟作文化”，但却被后者覆盖，其原因何在？作者杨庭硕教授长期倡行多学科的对话与交流，认为日本学者在自然科学资料的应用与分析方面可为我所借鉴，而其在人类社会主观能动性方面普遍存在的估计不足问题，则是中国学人所长。文中主张，中日双方的有效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关于“稻作文化”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方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具体而言，“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不仅要考虑水稻生存的自然背景和生物属性，还需要把握在其所处的特殊时空场域内人类的知识与技术装备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持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结实。

《日本稻作文化研究的前沿》一文以日本“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佐佐木高明召集的一次学术讨论为主线，从“稻作”起源地、“野生稻”与栽培稻、粳稻与籼稻、“稻作”的起源与族属、稻作初始期的栽培方式、稻作与陶器的关系等方面立体呈现了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安田喜宪、佐藤洋一郎、堀田满对于稻作文化一系列前沿问题的研究和反思，几位学者具有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植物学等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故探讨大都立足于专业所长，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一次高水平的对话和交流。当然，既有共鸣之处，也有各执一说之辞。作者李国栋教授显然并没有将论文定位为一次会议综述，在系统梳理诸多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语言学的学术积累，针对特定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八的探讨，所论多有创见。李著认为，尽管在“稻作”研究方面上存在诸多争议，但是“稻作文化”的历史地位必须予以正视，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还支撑过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长江文明”。

吴合显《“野生稻”转性研究：日本学者的利弊得失》一文根据孛国栋教授《日本稻作文化研究的前沿》所提供材料，针对“野生稻”向“栽培稻”转性这一存在极大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吴著认为，日本学者在“稻作文化”起源研究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但对于远古时代人们种植结籽水稻的动因到底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事实上采取了回避态度。日本学者将“野生稻”从根茎繁殖转为靠种子繁殖归因于纯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颠倒了对内外因主次关系的理解，这样一种过度依赖于自然科学的手段与实验去下结论的研究方式需要调整。也就是说，研究者更需要深究人类在其间到底能不能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如果能够做到，那么要推动“稻作文化”的诞生，也就落到了实处；如果不能，“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就得另辟蹊径。

毋庸置疑，“稻作”起源既需要具备一定客观条件，即“野生稻”的存在、适宜栽培水稻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即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知识与技术装备、生活方式及食物需求。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而考察“稻作”起源问题既要考察环境作用于人的证据，也要考察人作用于环境的遗存。如果将其割裂开来，从单一维度切入，则很可能就会走进误区。有鉴于此，“稻作”起源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必须依靠多学科的协作方能实现。诸如人类学、植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应纳入研究体系之下，形成真正意义上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集体协作，凝聚合力，方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持续引向深入。

[责任编辑：麻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