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梅

摘要：21世纪从贵州麻山腹地开始进入中国文化视野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可谓一部独特呈现苗族历史社会的地方性叙事文本，首部创世史诗的文本记录引起全国民间文学界、苗学研究者、民族学界的广泛关注。立足田野及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亚鲁王》地方叙事和祖先记忆在族群认同中的强化作用，探讨从人类学视野下，纳入“文化变迁”的“真实性”核心价值，加大跨学科多人群跨文化比较研究，对面对现实挑战的史诗田野工作进行多个类别文本的搜集整理，对于保护传承将大有助益。

关键词：亚鲁王； 地方叙事；文化变迁；文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2-0116-07

21世纪初从贵州紫云麻山腹地苗族地区，出现在中国文化视野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是一部关于祖先记忆和民族叙事的史诗性地方性文本。在全球文化变迁，文化随着主流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产生多重标准的背景下，一部仿佛凝固在时光深处，被苗族同胞千年吟唱的《亚鲁王》，如此相对完整地记述了麻山苗族对于祖先的记忆，独特地方性文化叙事，并在世世代代口述传唱的口传文本中传习，至今尤能在数千歌师中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里游走，强大的族群认同是其文化价值。如果说麻山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对外交往语境，地理偏僻很少进入中央视野，成就了《亚鲁王》存在的先决条件；如果说麻山恶劣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穷困的生活境况，导致了史诗的代代相传，并在回归对于祖先水草丰美的物质生活世界里，在亡者的葬礼上，以庄严的歌唱仪式日日回复记忆中的幸福的生活场景；那么，麻山这支苗族对于族群的强大认同是这些行为和文化根源的核心。

我们禁不住追问，在当地数千歌师中吟唱的创世神话、苗族英雄史诗和走向祖灵世界的“指路经”，如何在走向祖灵的吟唱中，是在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中被不断遗忘和重构的？生长在紫云麻山腹地，历经数百年的各种文化的交叉和碰撞，《亚鲁王》如何在外来者或者他者（外来者、游客、学者等）的“凝视”中，在走向祖灵世界的吟唱中，如何建构现代化语境下族群的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在快速的文化变迁中走向历史的宏大叙事？如何在麻山次方言文化学者少而又少的情况下，以国际人类学的视野，提倡跨学科多群体的合作推进，在已收集成果基础上，进行系统整体性研究，实现《亚鲁王》这个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里程碑的搜集整合和文化传承。

一、苗族历史文本

2009年，在紫云自治县文化遗产普查中，一种在麻山次方言传唱的口述引起了贵州学者的关注，随之的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调研和考察中发现，这种主要在丧葬上吟诵史诗般的口述唱诵，由创世神话、英雄征战的内容组成，遣送亡灵回到祖灵之地，是祖灵享用大米、稗、小米和鱼虾满仓的极乐世界。在以后的调查中，发现《亚鲁王》广泛传唱于麻山次方言苗族村落的丧葬仪式和其它仪式中，主要是对亡灵返回先祖亚鲁王时代的神圣唱诵。目前调查发现，这种唱诵主要流传并运用于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分散流传并运用于罗甸、长顺、惠水、平塘和望谟等县。此外，贵阳、清镇、息烽、花溪、龙里、平坝、安顺、黔西、大方、织金、威宁、赫章、镇宁、关岭、四川叙永等地也有少量流传。史诗所传唱诵的是西部苗人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长诗以铿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生动地讲述了西部苗人的由来和迁徙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

中国民间文化家协会原副主席、学者余未人先生勾勒了《亚鲁王》史诗第一部的粗线条情节：“亚鲁在12岁以前尚未称王之时，他的父王和3位兄长就外出闯荡去了，父子、兄长之间再也无缘相见。亚鲁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建造集市、训练士兵、迎娶妻妾、建立宫室。亚鲁王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得到了世间珍贵的宝物龙心。宝物在手天意助人，他变得无往而不胜。他又开凿了山里苗人最稀缺的盐井，把集市建得繁荣昌盛。长足的发展引起了他的另外两位兄长赛阳和赛霸的妒意并挑动战争。亚鲁王聪明狡狯，他有各种高人一筹的计谋，但他却不愿参战杀戮自己的兄长。可他所面对的，是一场场惨烈的血战。他不得不带领70名王妃和初生的王子，从富庶的平原一次次地迁徙、逃亡到贫瘠的深山。依照“强者为王”的法则，亚鲁王在无路可走时，用计谋侵占了族亲荷布朵的王国，先后派遣了几位王子回征故土，自己却立足荷布朵的疆域重新定都立国。神性的亚鲁王又造太阳造月亮，开拓疆域，命指12个儿子征拓12个地方，让12个地方世代继承着亚鲁王的血脉。”[1]

余未人先生应紫云县之邀前往麻山地区考察，初步认为这是一部散文体英雄史诗，填补了2000多年前西部方言区苗族迁徙、征战的口述历史的空白。在贵阳的几次小型研讨会及北京的《亚鲁王》首本出版成果文本座谈会上，众多专家得出结论并判断《亚鲁王》是苗族英雄史诗，“是苗族文学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英雄史诗，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面临着改写[2]。并认定这一口述史诗填补了《苗族通史》关于苗族是如何从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迁徙到贵州，又如何征战定居开发贵州的史料空白；从已收集整理的文本来看，文本反映了亚鲁王国苗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古代社会的国家制度、亲属制度、社会分工、农耕生产、商业活动、战争场景等，呈现了一幅古苗族社会壮丽的生活画卷，是一部研究苗族古代社会的“活态”的民族“百科全书”和“活化石”。

著名文化学者刘锡诚认为：“这部史诗以西部苗语方言为传承载体，其内容的主体以亚鲁王为首领的古代苗族一个支系所经历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也包括了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如蝴蝶找来谷种、萤火虫带来火、造乐器、造铜鼓）、造地造山、造日造月、公雷涨洪水等神话传说，到开辟疆土、立国创业、迁徙鏖战、发展经济、开辟市场（如以十二生肖建构起来的商贸关系）、姻亲家族（史诗写了亚鲁的12个儿子及其后代，以及他们父子连名制）等农耕文明业绩，以及以亚鲁这个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兄弟部落和亚鲁部落的家族谱系。”[2]

苗族是一个在历史上苦难深重的民族。它在5 000多年的时光中，经历了5次大迁徙。其中西部方言区的苗人，迁徙的历程尤为艰苦卓绝。在流传至今的古歌中，却鲜有这方面的发现。西部方言区苗族的首领亚鲁王开创了这段迁徙的悲壮历史，后人们世代传唱《亚鲁王》这部英雄的迁徙史、战争史。而苗族历史在文献里记载尤少，苗族学者开始从良渚文化里寻找对应和认证一些历史符号，并从汉文献记载中寻找根据，并不能取代田野中获取的一手材料活态地讲述苗族从迁徙、并在环太湖地区、贵州山区生活等历史地丰富细节。贵州大量苗族学者在三大次方言区多年的田野工作和研究中国取得不少业绩，对《苗族古歌》的搜集整理、《苗族历史》成果的出版、《六山六水》多族群民族普查中的《苗族卷》出版、苗绣等系列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传播和传扬，蚩尤文化的建构和“寻祖”文化与东南亚、欧美的文化互动，都呈现了苗族文化在新时期的日渐炽盛和活跃发展。

历经数百年到上千年的时光更迭，依然完好地在麻山等多个苗族次方言中吟唱的《亚鲁王》，其发现开启了苗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是苗族迁徙历史、祖先崇拜、民族叙事、宗教仪式及生活史等中尤其重要的地方文本。更重要的是，苗族祖灵崇拜强化了祖先记忆和地方叙事，在口耳相传的历史中不断地强化着族群的认同，让它能日复一日地在麻山地区传唱。这种传唱，来源于对于祖先记忆的认同和祖灵的崇拜，具有浓厚的“地方性”。这种强大的对于祖先“杨鲁”（苗语音译，在麻山次方言以往的研究中，贵阳一带苗族、威宁石门坎苗族的民俗记录和相关研究中，均为此称呼），以口头传唱的民族叙事，仅仅定位为“苗族的英雄史诗”文学性定位还不能完全体现《亚鲁王》的内容和价值，除此而外，它应当为一部完整的民族志地方性族群历史文献，对《亚鲁王》的定位的广泛性和深度内涵，决定了她的工作人群、工作方法、手段及其产生的结果，其当引入民族志、历史人类学范畴，并在人类学规范的田野工作中，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作团队中，获取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

二、地方叙事文本

“东郎要通过唱诵，让逝者沿着亚鲁王作战迁徙的漫漫长路，一站一站地返回祖灵所在之地”。随着东郎的唱诵和杨正江的翻译，我们进入了亚鲁王的世界[3]：亚鲁祖谱的记忆史诗是从哈枷开始的。史诗详细唱述了亚鲁祖辈历代先王的战争史、创业史，内容涉及世间万物种的起源，带有原始宗教和神话色彩。具有神性的苗人首领亚鲁，其父王和3位兄长在亚鲁幼年时外出闯荡，无缘再见。亚鲁与母亲相依为命，以商人身份到其他部落学习他族文化及各种技能，逐渐成长为一个精通巫术及天文地理、熟知冶炼，会造多种兵器的奇人。亚鲁王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得到了世间珍宝——龙心。宝物在手天意助人，他变得无往而不胜。他又带领百姓开凿盐井、建造集市、训练武艺，这时期的亚鲁王国是一个富足祥和的鱼米之乡，他的士兵、人民种植着无际的水稻，稻田中央挖着无数的大塘养鱼，粮食丰盛。“士兵吃的是白花花的稻谷米，战马吃的是金黄黄的稻谷穗”。具有王族血统、气质与能耐的亚鲁王，在与部族、异族的血战中，以非凡的勇敢和智慧，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胜利，但亚鲁王也没能摆脱他的先辈“开创——战争——失败——迁徙”的悲壮命运。

亚鲁王国的繁荣昌盛引起了兄长赛阳和赛霸的妒意并挑动战争，亚鲁王不愿参战杀戮自己的兄长。可他所面对的，是一场场惨烈的血战。兄长赛阳赛霸反复施计，夺去了宝物龙心，驱逐了失败的亚鲁王，元气大伤的亚鲁王带领残剩的部族子民，从富庶的平原一次次迁徙、征战，逃亡到狭窄陡峭的南方石山区。依照“强者为王”的法则，能屈能伸的亚鲁王在无路可走时，乔装成手艺人骗取了荷布朵的信任和收留，得到了暂时的栖息。而后用一系列计谋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族亲荷布朵的王国。

史诗中的英雄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更多的是指能够带领部族艰难求生、建功立业的人。《亚鲁王》把苗人的创世神话与英雄史诗做了奇妙的融合，亚鲁王在母腹里就具备了神性；而在人世间，他只是一个吃着小米、红稗而艳羡糯米、大米的苗人首领，也有愚笨轻敌，也有狡黠多诈，史诗生动地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信，能够在常人身上寻找到根脉的部族领袖。

亚鲁王从开天辟地做起，他派儿子去造了12个太阳、12个月亮，又派儿子去射杀了多余的日月，而只留下1个太阳、1个月亮。亚鲁王把草标（苗族民俗：用巴茅草挽成结称为草标，所插之处即表示拥有）插遍了领地，形成了各种民俗。亚鲁王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他代表了苗人的理想、梦想和希望。神性的亚鲁王把各方面的智慧和才干发挥到了极致。亚鲁王的出现，也是苗人由崇拜神灵到崇尚自身的升华。

在贵州高原恢复了亚鲁王国后，亚鲁王的若干儿子带领着若干支族人离开父王分散开迁徙征战拓展高原各地域。其中欧德聂王子先后征拓“边盖（贵阳）”“务录（安顺）”“阿桑（惠水）”，最后定居麻山的历史，形成了麻山地域庞大的树枝式家族史诗世代延续唱诵。至今，这部树枝式的史诗仍然以欧德聂王子为家族主干先祖，清晰地记忆梳理着各家族之间树枝式的枝干关系以及历史发生的若干事件，几千年的延续记忆作为麻山苗人各家族的家谱传唱至今。“《亚鲁王》具有类似指路精的社会文化功能，这同时决定了它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娱乐民众，而是唱给亡者听的，他看成苗族生死转换不可或缺的关注点，进一步说，在葬礼上演说，这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讲述事件，而是与这些民众的世界观，生活观联系在一起，是不可或缺的人生仪礼”。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朝戈金认为，从虚实结构上来说史诗的激荡情节和线索像一棵大树，史诗的开头部分是创世和族源叙事，这一部分构成了树根和树干，这也是不同译文《亚鲁王》所共享的，其统一性很高，再往后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在枝叶上形成了彼此的差异，使得演说文本叙事接叙部分呈现众多的现象，与其他流传更广的史诗传统相比，《亚鲁王》的传播地域相对集中和狭小，边界比较清晰，可以说《亚鲁王》是属于那种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的传统，那么相对于今天所知大多数史诗都是民族的史诗而言，《亚鲁王》更具有稀有样板的意义。① ①引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朝金戈201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上的发言。

从以上阐述可见，《亚鲁王》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民族性文本，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点，并在历史迁徙和文化流变中，文本不断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在历代政治性民族政策变动、文化交往中，植入了诸多黔地布依族传统仪式、道教、汉文化巫文化系统等文化形态。“指路经”不仅在《亚鲁王》中是独特的文化存在，在贵州荔波等地的布依族先生的唱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和活态生活仪式，在汉族丧葬仪式中也有大量的类似“指路经”仪式的存在，并还活态在贵州广大农村流传。《亚鲁王》丧葬仪式中家族富裕者或者“死得不好”者举行隆重砍马仪式的习俗，暗示马“驼魂”的民族信仰，笔者在对平坝苗族洞棺葬习俗田野调查中发现，死者出丧之前，用一个马儿驮着一个稻草人上山，预示亡魂先行。在贵州苗族，包括丹寨等地的苗族同胞，画的蜡染陪葬器里也有大量马蹄，表示死者有马才能顺利带亡灵抵达祖灵生活的地方。

由此可见，对于“亚鲁王”衍生出地理性特征下的民族地方性叙事，在不同时期文化流变中兼具包容吸纳大量本土化的多元文化元素，其可放入更大视野的史诗性文本来看待，更离不开本地文化的根基，须放入贵州区域文化领域去观察，纳入苗族族群迁徙史、文化史、手工历史记忆、祖先崇拜和民族考古、神话学、宗教仪式等民族志和人类学的方法中去做田野工作、搜集整理和文本研究。

三、田野调查文本

2009年，我们开始参与《亚鲁王》的部分工作，参与记录和旁听在贵阳召开的几次小型专家讨论会，初步了解《亚鲁王》正在进行的部分工作和专家见解。是年冬天，我们来到紫云自治县宗地乡戈岜村，进行《亚鲁王》调查的首次田野工作。这一天，参加苗族妇女吴九妹的葬礼。长达3天的葬礼，四周村寨的族亲都会赶来参加古老的送葬仪式，远远近近的围坐一旁听东郎吟诵史诗，祈福亡灵归返祖先居住之地——亚鲁王国。

屋后的小门走入安放灵躯的堂屋。相反一端的正门高高悬在空中，人无法出入，似乎只在礼仪中才起着其应有的作用——灵魂从这里出入。木门外有回廊，但并无木梯供上下。堂屋右侧是火塘，上空悬着熏得黝黑的竹（木）炕（炕，苗语ntoh yuk，挂于堂屋火盆之上，用于晒小米、红稗等，是一个家的象征，没有炕就没有家，是葬礼上亡灵回归故土的出发点。），一群寨中老人围坐着火塘守灵。灵躯摆放在房屋的左侧，一位歌师立于棺材旁，手持2片竹片，口中念念有词，且歌且吟，曲调低沉悲怆。东郎一会将竹片掷于地，一会再捡起，再掷，反复程序。孝子半蹲着围在东郎四周，随东郎指点敬拜灵躯。1具半人高的木鼓置于堂屋门口，鼓心的太阳纹被击得铮亮，伴同和着东郎的唱词有韵律地敲着。3天的葬礼中，东郎将通宵达旦唱诵死者生前经历的故事及家族死者名字，吟诵亚鲁王的故事，直至引领亡魂返归到祖先生活的故国。

守灵的深夜，东郎身穿苗族长衣，肩扛大刀，脚穿草鞋，头戴斗笠，一派古代武士装扮。喝几口酒，表情神圣庄严，深情而歌，曲调悲凄苍凉，唱得守灵的妇人以帕子遮脸，掩面哭泣。亚鲁王史诗是镶嵌在一个更大的仪式活动中的活态史诗，脱离于一般的生活语言，相较于通常的诗词歌曲的娱乐性、世俗性，亚鲁王文化是严肃的、泪流满面的（朝金戈）。② ②引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朝金戈201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上的发言。

在唱诵《亚鲁王》的葬礼上，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砍马”习俗。东郎在进行古雅庄重的仪式后，将战马一刀一刀地砍死，过程长达半个小时，惨不忍睹。伴着悲怆的声声鼓鸣，直到鲜血淋漓的马体轰然倒地，战马升天。东郎要通过程式化的唱诵，让逝者沿着亚鲁王作战迁徙的漫漫长路，一站站地返回祖灵所在之地。据说，砍马是让后辈铭记亚鲁王当年一次次的战役都历经死亡的考验，就像这匹英雄而苦难的战马一样。残酷血腥的场面，足以让人刻骨铭心。

在穷荒肃杀的麻山深处，悲怆肃穆的葬礼唱诵是一幕震撼心灵的景致。一位古稀老者的诀别葬礼，生死相离，足以让人动容；一个历经千年驱逐、万里跋涉的苦难民族，那幽深呼吸和苍茫记忆在悲壮哀婉的长调中复活，闻者莫不肃然敬仰；一群刚毅隐忍、命运多舛的先祖，对水草丰美、富足祥和的故土的缱绻思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借壮丽史诗呐喊呼唤，世世代代传唱歌吟。

麻山位于贵州6个县的交界地带，是“一川碎石大如斗”的喀斯特王国。行走在那穷荒肃杀的深山里，发现还有那么多“东郎”（歌师，苗语音译）在日以继夜地唱诵自己英雄先祖的征战史诗，如此钟情。史诗《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方言区苗人的迁徙与创世的历史。史诗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他们世代颂扬的英雄。由于崇拜至深而具有神性的亚鲁王，不是高在天上的神偶，而是一位深谋远虑、英勇豪迈、开拓进取、有情有义又狡黠智慧的活生生的人。为此，千百年来才会与代代苗人息息相通，在东郎的吟唱中有血有肉活在他们中间。他们背负沉重的包囊，身穿先辈的衣裳，带着糯米饭干粮，揣上路途生火用的火石火草，一双草鞋，一身古战士的武装，在儿女的一片哭泣声中，骑上战马，从此，只身一人踏上漫长的回家路。他们朝着太阳出生的地方，就像棺木盖上的刺绣太阳花，追寻着几千年先祖亚鲁王征战迁徙的足迹重返，穿梭时空，穿梭历史，哭泣中沿着一条一代代人的心灵地图，归去一个如今已经不知道具体地名也不知道座落何处的家园。

故乡在何方？那鱼儿肥美、粮食富足的美好天堂在何处？麻山人，在大山深处忍受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和水稀土瘠的贫苦环境，抬头是山，低头也是山，满目荒凉。现实之境和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或者说灵魂处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所以，麻山苗族用送葬的盛大仪式，超度亡灵，送返“祖奶奶”生活的地方，与先祖团聚。“他们将追随太阳而去，相信若干年后，他们的后代子孙同样会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出现，回到故国”。回到那里，对于他们来说，那是生命的信仰。回家，回家，一路征战，一路拼杀，已经死过了的身躯不再畏惧战场的刀枪血淋。坐骑战马，在鞭炮轰炸、挥刀砍杀的模拟古战场上，已经唤醒了马的千年记忆，血淋淋地死过了，神化的躯体不再畏惧千刀万剑穿插过，飞越浴血的战场，带着你的主人回东方去，砍马葬礼马要倒地时，人把马抽起，让马朝东方死亡。灵魂一定要回到先祖亚鲁的故国，那里，有无数先辈人在等待团聚。在那里，灵魂才获得安宁。“祖奶奶”生活的地方在哪里？在铜鼓的中心，在太阳花的中心，在天和地之间。然而无论杨正江怎么寻找，那个苗族的生命空间似乎都像一缕漂浮的空气，难以触摸，似乎只有葬礼上东郎的唱诵才能把灵魂牵引到那个世界。那里，浩淼的海水边晒满鱼儿，人们生活富足，吃鲜鱼、吃白米，是幸福之都、是极乐世界。

这些田野工作，只是2天的田野记录，在1年的田野工作中，能看到不同的现象和文化解释，文化变迁在这里时刻发生，在高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文化面临巨大挑战，田野工作必须纳入“文化变迁”的核心价值和视野。

由于麻山走出去打工的人群越来越多，即使不说汉语的青壮年都远离故土，到广东等地种菜挣钱后回乡修建两层甚至更高的水泥楼房，又回到城市打工挣钱回来装修。当远离故土的苗族人开始把目光定位在如何“现代化适应”，以物质的标准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精神性信仰的强化开始受到挑战。而此时，对于祖先的崇拜和信仰也许没有减弱，但是却弱化了他们对于传统宗教、丧葬仪式依从和执行的文化空间，村落变成一个巨大的野地，歌师在葬礼的唱诵变得越来越简单和粗糙，道士先生简单快捷的方法开始得到当地人的认同，《亚鲁王》的文化变迁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贵阳讨论会上，有专家提出对《亚鲁王》进行“真实语境”的文本记录，以一次完整的丧葬活动为田野工作对象，一一恢复史诗唱诵的人物故事、文化空间、道具设置、场景、活动、仪式过程、话语等，如今都因为丧葬活动上道士先生的干扰导致剧烈的文化变迁，而无法在一次纯粹的田野工作中一一记录《亚鲁王》的真实语境。这不得不令人担忧。因此，诚实面对当下的文化变迁，改变传统民族学对于“过去文化”的追忆的田野工作方式，在以真实文本记录、观察和研究的基准上，同样对新纳入的文化样式进行客观的记录，也未尝不是当下“真实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一条流动的河，变是常态，文化变迁时时刻刻发生，对于《亚鲁王》史诗中心渗入的文化样式的观察、记录和研究，同样见证了以其位主体的文化流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发生的？为什么发生？是现代化的结果？还是当地人面对自我的一种真实选择？因此，对于《亚鲁王》文化变迁的田野工作，同样可纳入“真实语境”的一部分，小心翼翼观察它的变和不变，询问何为变？为何不变？方能呈现学术研究开放性、包容性和外延性，呈现“真实”《亚鲁王》的生命力。

四、跨学科研究文本

尽管在麻山以外的苗语次方言区都不同程度地流传《亚鲁王》苗族英雄史诗，且没有麻山次方言区所流传的这么完整，篇幅也不及麻山次方言区的浩瀚，由于历史上中央王朝对此地开辟未久处于半封闭状态、民族地方势力纷争和一度周边强大布依族文化的影响，使得苗族英雄史诗在这一地域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4]。“谁曾想到与《诗经》前后时代差不太多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在现代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随着传统生活的骤变、农耕聚落的瓦解和现代传播方式革命性的强力入侵，无形地依附于口头的文学比任何文化遗产都消失得快。怎么还会存在一部体量巨大的史诗”[3]。自《格萨尔王传》、《伊玛堪》、《江格尔》和《黑暗传》等等搜集整理完成之后，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还有不曾知晓的一个民族的长篇英雄史诗会出现在贵州麻山腹地。

2009年春天， 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申报过程中，亚鲁王开始进入文化人的视野并被外界广泛关注。3年来，在冯骥才的主持下，在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苗学会、紫云自治县和相关学者的呼吁下，中国民间文化家协会把亚鲁王纳入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予以搜集、整理、翻译。2011年新春，苗汉对照本的《亚鲁王》史诗第一部10819行完稿了，20万字的田野报告也已出炉。第一个综合版本搜集了5个东郎的唱诵，有主有次。2009年才开始，麻山地区最年长的东郎已经95岁高龄，年过古稀的东郎也不在少数。东郎们记忆力衰退，又没有一点儿文字记录作为提示。要做完史诗第三、第四部的工作，单靠紫云一个县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抢救和搜集整理工作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1]。第一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已经问世，但以后的工作量还很大，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省文化厅、紫云自治县非常重视《亚鲁王》的保护抢救工作，将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深入推进《亚鲁王》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全面推进贵州省《亚鲁王》流布地区的田野调查和搜集整理工作，调查亚鲁王子辈、孙辈的征战史，厘清《亚鲁王》的脉络支系和传承谱系，丰富和完善现有成果的内容，争取出版史诗的第二部、第三部，并利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这一出版成果，举办1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深入开展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研究工作。

由于麻山次方言中，懂得麻山苗语记录的苗族知识分子少之又少。麻山缺少文化人，会西部苗语的知识分子更是寥若晨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紫云县麻山地区10多万人口中，只有3名本科大学生。其中只有《亚鲁王》的译者杨正江1人会西部苗语。因这成为在各个村寨传唱唱诵的《亚鲁王》史诗，千百年来就只能囿于麻山地区口传而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之一[1]。而能唱诵《亚鲁王》大部分歌师只说汉语不会记录，而部分懂汉文的歌师在千年的传唱中继承了苗族古语的音而少了解意，自己也说很难说清楚唱诵的歌说的是什么意思，浩瀚的史诗搜集工作落在为数几个麻山知识分子的肩上，他们进行艰苦卓绝的田野工作，以录音、录像、苗语记录等形式进行搜集整理，从不同谱系、家族分支中寻找线索，从数十上百个歌师的吟唱中拼接史诗的碎片，企图发现一个相对完整《亚鲁王》。

综上所述，《亚鲁王》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路漫漫，政策不畅、财力有限、人员不足、工作难度大，其文化载体——歌师们多老年多病，何况面临的巨大的快速的“文化变迁”已经对“原真”的《亚鲁王》史诗造成现实性挑战。因此，当务之急，必须借助跨学科多学科交流研究平台，强化《亚鲁王》作为苗族重要历史文本和贵州地方性文本核心民族叙事，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里程碑式文本的《亚鲁王》在贵州地方性文本中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并借助本土苗族文化学者、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媒体人类学、文化变迁和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等学者的力量。在外来学者的大力协助下，一方面对苗族历史进行系统文献回顾、寻找和史诗对应的文化叙事，并对已搜集的史诗进行基础性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出研究论文和成果；另一方面，在以紫云为基地的《亚鲁王》田野工作站上，在本地苗族文化知识分子的协助下，更开放地包容和接纳外来学者的研究视野和经验，有层次地推进以1年为田野工作时间段，或者以麻山地区村落社区婚丧嫁娶重大文化活动和仪式进行区域性、节点性重点田野工作，分层次多方推进跨学科协作共同推进，必将对《亚鲁王》新时期的搜集整理和保护传承工作大有助益。

参考文献：

[1] 余未人.21世纪新发现的古老史诗《亚鲁王》[EB/OL].[2011-03-24].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9159&pagecount=0.

[2] 刘锡诚.《亚鲁王》——活在口头上的英雄史诗——在《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上的发言[EB/OL].[2014-03-24].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2a10e 0102dx3t.html.

[3] 中国民间文化家协会.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吴正彪.麻山次方言区苗族民间口传文化背景及其社会历史发展概观[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梁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