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生

摘要：文章以音乐期刊社会作用导入，论述《音乐研究》自21世纪来“稳定” “徘徊” “登顶”之“三部曲”，以及常务副主编陈荃有创新思维的办刊特色，实现了由半政治、半学术刊物向纯学术刊物之转型，取得国内三大学术体系艺术学科均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目的在于强调编辑在办刊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倡中国音乐期刊办刊风格的多元化与个性化，推动音乐期刊出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音乐期刊；《音乐研究》；三部曲；陈荃有；创新思维；办刊风格；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4）03

引言

音乐期刊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作用，笔者曾有寥寥数语之概括：“音乐期刊是一个国家音乐理论研究的窗口。时代学术风气差异，独立精神空间大小，意识形态影响浓淡，编辑眼光境界高下，在读者面前一览无余。”同时，也说明音乐期刊个性风格特色之形成与主编者的思想倾向、学术观念、为人品格与敬业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关系。

20世纪上半叶，自李叔同于1906年创办我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直至1949年，各类音乐期刊共有133种之多。其中，主编者观念意识、学术视野与敬业精神对于形成特定期刊风格者，依笔者之愚见有：1.国乐改进社（刘天华）编《音乐杂志》；2.国立专科音乐学校乐艺编辑部出版（青主主编）《乐艺》；3.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编印（缪天瑞主编）《音乐教育》；4.新音乐社编（李凌、林路、赵沨、盛家伦等主编）《新音乐》四种。国乐改进社编《音乐杂志》主编实际执行者为刘天华，以“改进国乐并谋其普及”为宗旨，办刊风格平易务实，态度严肃，改进国乐与介绍西乐并重，正如《发刊词》所说：真正的音乐是“唤醒一民族的灵魂的音乐” ，对国乐“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迈出历史性之一步，可惜因刘天华英年早逝而停刊，国乐改进社也在无形中解体。该刊每期价格甲种三角，乙种两角，面向社会大众发行。《乐艺》为国立音专的同人刊物，由萧友梅、胡周淑安、黄自、易韦斋、朱英、吴伯超6人发起，青主到音专后被任命为主编，办刊宗旨为：“培植高尚优美之音乐，凡旧乐的整理，新乐的创作与夫音乐的文学皆属矣。”每季出版一册，封面是三色版的音乐家画像，内容包括铜板插图4页，乐谱30页，文字80页，出版后曾震动乐坛。自1930～1931年共出版6期，内容充实，印刷讲究，定价大洋一元八角，令人咋舌。“九一八”后商务印书馆以亏损巨大为由拒绝继续出版，于是《乐艺》偃旗息鼓，关门大吉，成为近代音乐期刊中品位高雅、曲高和寡之刊物。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编印《音乐教育》，法人为程懋筠，主编为缪天瑞。期刊宗旨为“普及音乐知识，提高欣赏程度，刊登译著论文，介绍创作乐曲”。自1933年4月创刊，至1937年12月停刊，正式出版五卷57期，成为我国近代音乐期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以音乐教育为中心的刊物。撰稿者名人云集，佳作迭出，并根据时代需要和音乐界实际状况推出各种专号，如“小学音乐教育专号” “中国音乐问题专号” “乐曲创作专号” “救亡歌曲特辑” “全国音乐界总动员专号” “苏联音乐专号” “音乐教育情况专号”（终刊号）等等，显示了主编缪天瑞先生的组织才干、敬业精神和广通人脉。新音乐社宗旨为：“接受‘五四以来新音乐及世界进步音乐成果，以创造新的民族化的大众化的音乐艺术，使它真正能普遍深入大众中，真正能成为抗战建国最有力的武器。”（《新音乐》创刊号“编者说明”）1940年1月，出版创刊号，主编为李凌和林路，自一卷4期（1940年4月）起由李凌、赵沨担任主编。《新音乐》月刊版面设计具有大众化、普及化特色。每期均刊载各类创作歌曲以及中国民歌、苏联歌曲等，并大量刊登关于新音乐的文章，同时，也刊载音乐译文，成为40年代中国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期刊，对于推动抗战时期歌曲创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音乐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至1950年12月，《新音乐》（月刊）存见九卷49期。其余音乐期刊，林林总总，各有特色，因种种原因，多为昙花一现，或一期而终（如《今虞琴刊》 《林钟》），或十期八期告散（如《美育》 《新乐潮》），这样一种时代文化现象，值得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自1950年后，中国音乐期刊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目前所见各类音乐理论刊物，会刊、通讯，学报（含香港、台湾）达146种以上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音乐期刊，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前30年，其共性特征为“千人一面”，多遵照“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方针办刊，虽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或多种形式的音乐创作，对于反映时代音乐文化面貌产生了积极作用与影响，但是，难以形成各音乐期刊之个性风格；后20年，音乐期刊开始实现由半政治、半学术刊物向纯学术期刊之转型，各种刊物逐渐形成多元化风格特色。《音乐研究》则是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期刊之“佼佼者”。自21世纪始，经过十多年时间的磨练与打造，目前享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等头衔荣誉，取得在国内三大学术评价体系（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艺术学科中均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常务副主编则为陈荃有 。本文以音乐期刊与主编者人文精神的因果关系角度切入，探讨《音乐研究》之办刊风格特色形成原因及其规律性的现象，以有利于中国音乐期刊出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一、《音乐研究》之“三部曲”

在我国音乐期刊中，《音乐研究》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肩负着推动时代学术研究的使命，同时起到主流意识“发言人”或“代言人”的作用。《音乐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58年2月，至1960年7月休刊，共出版15期。改革开放后，于1980年2月复刊（改为季刊），至2000年10月，总共出版99期。笔者浏览这一时期刊物，总体印象是：刊物犹如一艘航船，在风平浪静之时，尚能在学术海洋中一帆风顺地徜徉；一旦暴风骤雨来临，航船便剧烈颠簸摇晃、失控，甚至迷失航向，在暗礁激流中打转、停泊，等待雨过天晴时刻再继续航行。1958年第2期《剥下汪立三等人“学术研究”的伪装——驳<论对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1958年第6期《在对黄自的评价上所体现的两条道路的斗争》；1989年第4期《流行音乐批判》；1990年第2期《反历史的“反思”》；1990年第4期《几点思考——在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1997年第1期《关于讲政治——理论札记》等文，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政治风云变幻的雷声和闪电。但是，自21世纪起，“左”的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人心，淡出文化市场，中国社会逐步迎来了改革开放深化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音乐研究》开始奏响了稳定——徘徊——登顶之“三部曲”，同时，陈荃有在2000年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刊物编辑部，同年12月任编辑部主任，2002年1月开始兼任《音乐研究》副主编，全面主持办刊工作，逐步成长为刊物的核心成员与砥柱力量。

（一）稳定

不同历史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同样是一场思想领域深刻的革命。改革闸门一旦打开，洪流滚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又成为思想潮流的一股分支。中国音乐期刊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有的刊物收取高额“版面费”作为牟利手段，学术质量急遽下降；有的刊物忽起忽落，刊载内容良莠不齐；不少刊物则坚持学术高标准，始终保持稳定状态，乃至稳中有升，根本缘由在于编辑心态是否具有敬业精神。笔者曾说：“在所有文字领域的职业中，最不容易产生浮躁心态的应该就是编辑部门，无论风云变幻，人心躁动，总要心止如水，稳如泰山，方能做好自身工作，由是对所有相识或不相识的编辑都抱有肃然起敬的认知态度。” 《音乐研究》则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刊物之一。翻阅21世纪以来的《音乐研究》，电闪雷鸣式文章几近销声匿迹，争鸣文字也多属于正常学术批评范围之内。2001～2003年，刊物曾一度因主办单位追求所谓“国际流行开本”而强制改为大16开本（210×297mm），自2004年始，编辑部又将开本恢复为符合多数人视觉习惯的正16开本(185×260mm)。这一细微变化反映了编辑与读者息息相通的心理感应。这是陈荃有“新官上任三把火”放的第一把火。2003年第4期《音乐研究》，刊载《首届“人音社杯”全国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启事》的资讯，这一把火来势凶猛，一下点燃了成千上万个音乐学子写作的求知欲火。一本刊物能够将触觉神经接通到全国上百所音乐、艺术、高师院校，实在是编辑高度学术智慧的体现。至于“星星之火”何以成为“燎原之势”，容后再叙。2003年第4期的“‘同均三宫问题笔谈”是《音乐研究》新世纪最早推出的学术专题栏目之一，对音乐理论界极具争议的“同均三宫”宫调律学理论邀请陈应时、杨善武、蒲亨建、刘勇四位学者参与笔谈，各抒己见。这是荃有上任后放的第三把火，而且仅仅只是开始，此后，几乎每年都有编辑部主导策划的学术专题性栏目，而且频率逐渐加快，对于中国音乐学整体发展加强了理论队伍和理论阵地的建设。2008年起，《音乐研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它产生的效果是：1.成为国内现今唯一一份双月刊的音乐理论学术专刊；2.将更加快捷地刊载各类音乐理论信息，加重学术评论、学术引领性内容；3.出版量的增加意味着刊物资源更加充分的利用。显然，季刊改为双月刊，编辑的精力投入及工作量至少增加一半以上，这是他上任后放的第四把火。此外，出版业有句行话：“卖报卖题，卖书卖皮”，说明报纸醒目标题能够产生吸引眼球的巨大作用，书刊装帧美观会让人爱不释手，把玩不已。细心读者不难发现，《音乐研究》封面每期都有一幅古代乐器或仕女奏乐或音乐家画像，每一期都要不重复地变换，有新鲜感，赏心悦目，实在很不容易。但是，《音乐研究》封面装帧却做得越来越讲究，它不仅像魔术变幻那样各种图像层出不穷，而且艺术品味越来越高，图像镶嵌位置或如长卷，或如扇面，或如窗棂，或如壁画，栩栩如生，使人回味不尽。这是陈荃有在美编配合下放出的第五把火。这五把火将杂志“烧”得红红火火。任何一种期刊要想成为强者，首先需要有稳定的超强表现，犹如一支霸气十足的球队在足球场上南北征战、所向披靡一般。因此，《音乐研究》自21世纪始，在稳定基础上实现了由半政治、半学术的刊物向纯学术刊物的转型。

（二）徘徊

任何学术理论刊物之地位是由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方面方能确立其在各种期刊中的坐标位置。所谓“横向比较”，是与同类型音乐期刊之比较；所谓“纵向比较”，则是与不同类型之期刊，诸如国内文史、科学类学术刊物，乃至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差距，进一步明确努力方向，实现办刊质量的飞跃与升华。《音乐研究》的“徘徊”，并非踌躇不前的“徘徊”，而是突破前的“徘徊”，超越前的“徘徊”。在2007年底“CSSCI来源期刊”和2008年6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统计评定以前，《音乐研究》长期徘徊于第四名左右的位置。如何超越、如何突破，成为刊物必须努力解决的“瓶颈”问题。这一时期，编辑部有三项工作是值得回顾与总结的。

第一，《音乐研究》注意学术期刊对理论研究领域的引领作用、辐射作用，陈荃有带领编辑部同人严格审稿程序，首次在音乐界提出“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并予“长期坚守”。编辑加工环节则由编辑做初加工，自己做二度精加工，以保证稿件编辑质量；校对方面，带领编辑部两位同志做三个校次间的轮流交叉校稿，并参与校对全过程，确保校对质量（由主持工作的主编始终坚守在校对第一线，在出版领域很少见）；学术规范方面，借鉴西方国家学术标注规范，结合我国相关机构制定的范本及台湾地区部分学刊标注格式，创立了自身刊物的学术标注体系，做到既方便读者阅读与查找资料出处，又符合当前电子媒体对标注格式的相关要求；设计印制方面，则根据刊物本身风格，坚守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设计风格和便于阅读的版式特点；延伸服务方面，加强了刊物信息服务功能，一改学术期刊只登载学术论文的偏颇观念，在注重刊载高质量学术论文基础上，从2004年初开始，将彩色版面由原来四页增加到八页，以增加学术活动信息的刊载量和刊载形式，并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策划实施“中国当代音乐学家”栏目，梳理当前健在且具有突出贡献的我国音乐学家的资料及图片并一直连载至今，同时还利用原来被忽略的正文空余页面，分类刊载国内新近出版的专业理论书籍信息，为学界同人及时提供大量资料信息。2007年9月，刊物还带头参加中国期刊协会组织的“期刊编校无差错承诺活动”，向社会做出编校质量郑重承诺，成为全国首批参与此项活动的少数期刊之一，在艺术类期刊中则是唯一一家参与此项活动的期刊。

第二，在学术动向方面，逐步总结办刊经验教训，形成每年都有编辑部主导策划的学术专题性栏目。十余年来较有影响的专栏包括：2003年第4期的“‘同均三宫问题笔谈”（陈应时、杨善武、蒲亨建、刘勇）；2006年第1、2期连载的“‘中国的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笔谈”（冯光钰、田青、乔建中、洛地、田联韬、樊祖荫、毛继增等15位知名学者参与）；2009年第4期“音乐历史分期问题笔谈”（赵宋光、冯文慈、修海林、项阳、郭树群等8位学者参与）；2009年第6期“书写民族音乐文化”笔谈（韩锺恩、宋瑾、陈铭道、杨民康、洛秦、薛艺兵等9人参与）；2010年第1期“‘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专家谈”（贾达群、高为杰、彭志敏、姚恒璐、谢嘉幸、高佳佳等7人参与）；2010年第5期—2011年第4期连续6期连载，围绕“中国传统音乐研究30年”为题，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合作，分别以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仪式音乐研究、乐种学研究、传统音乐与高校教育、区域音乐研究、声音生态学为分支议题，由20多位传统音乐学者参与专栏讨论；2011年第6期“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专题”（赵塔里木、张伯瑜、杨民康、和云峰等7名学者参与）；2012年第5期“音乐考古学：当下境况与未来趋向”（王子初、冯光生、方建军等5人参与）；2013年第3、4期连载“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杨燕迪、孙国忠、姚亚平、刘经树等9人参与）；2014年第1、2期连载“‘跨界的学术内涵及前瞻”（于润洋、张伯瑜、韩锺恩、项阳、伍国栋、王小盾、郭树群等10人参与）等音乐学专题学术栏目。这是《音乐研究》极具亮点的群体性学者汇集于专题研究与讨论的学术智慧体现，每期学术专题栏目出版，以其学者群体的权威性以及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同一领域的视角，推动学界对于学术研究重要热点问题与前瞻性问题的深化思考，为中国音乐学整体发展加强了理论队伍与理论阵地的建设。无论各个专题设置与思考之准确性、科学性是否完全符合于学界研究现状尚需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但是，音乐理论研究需要思维的创新与胆略，组织这些规模较大学术专题活动体现了陈荃有作为组织者的学术眼力与创新精神。

第三，为了扩展刊物学术影响力，鼓励更多青年学者加入音乐学理论队伍，进一步培养新人，发挥刊物的学术平台作用，编辑部于2003年倡议举办“人音社杯”全国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活动，这项活动至今已经成为刊物品牌性活动。2005年起，与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合作举办“征文评比”，使得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征文获奖，在音乐学界崭露头角，刊物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现将已经举办5届“人音社杯”书评征文之获奖篇数统计如下：

1.第一届“人音社杯”获奖： 优秀书评奖 15篇 ，书评荣誉奖 7篇（2004年9月）。

2.第二届“人音社杯”获奖： 优秀书评奖 15篇 ，书评荣誉奖 5篇（2006年6月）。

3.第三届“人音社杯”获奖： 优秀书评奖 15篇 ，书评荣誉奖10篇（2008年9月）。

4.第四届“人音社杯”获奖： 一等奖15篇 ，二等奖15篇（2010年7月）。

5.第五届“人音社杯”获奖： 一等奖14篇 ，二等奖14篇（2013年1月）。

“人音社杯”评奖活动自2004年至2013年共有125篇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文论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并开辟了“‘人音社杯书评征文获奖作品选登”专栏，至2014年第2期共有37篇获奖文章先后在《音乐研究》刊载，对于推动全国高校学生论文写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荃有作为常务副主编，自己从学校大门出来踏入社会之后，依然高度关注着尚留在学校大门之内的学子，这样一种“回报教育”的理念，对于培育青年一代学者做出了富有前瞻性的贡献，也使《音乐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学术辐射力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登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登顶是一种奋斗，一种心态，一种视野，一种境界。在全国音乐期刊强手如林的角逐中，《音乐研究》通过上述种种努力，学术地位不断上升。在2007年底“CSSCI来源期刊”和2008年6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统计评定中，《音乐研究》已经从原来长期徘徊的第四名左右，一跃成为全国艺术类学术期刊第一名；2011年开始，在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评定中，也被评定为音乐类期刊第一名，从而实现了国内“三大学术评价体系”全部排名第一的跃升。在编辑出版领域，刊物也先后获得中国出版集团于2004年、2006年组织的报刊评奖中的多个奖项，其中最具竞争力的“优秀编辑奖”一直被《音乐研究》蝉联；同时还获得首届评奖的“优秀印制奖”、第二届评奖的“优秀设计奖”等。该刊所登载的许多学术论文也不断在各级各类评奖中获得奖次，并被其他媒体的全文转载。

总结《音乐研究》自21世纪以来“三部曲”之办刊历程，意义不仅在于对该刊的表彰与肯定，更有着对所有中国音乐期刊办刊的启迪性价值。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第6版中音乐类有：1.《音乐研究》；2.《人民音乐》；3.《中国音乐学》；4.《中国音乐》；5.《中央音乐学院学报》；6.《音乐艺术》；7.《黄钟》；8.《交响》；9.《音乐创作》九种核心期刊。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3年版）“艺术学专业核心期刊”有：1.《音乐研究》；2.《当代电影》；3.《电影艺术》；4.《中国音乐》；5.《中央音乐学院学报》；6.《中国音乐学》；7.《人民音乐》；8.《音乐艺术》；9.《黄钟》；10.《艺术百家》；11.《民族艺术》；12.《美术研究》；13.《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4、《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其中音乐类占有7种之多，显示了中国音乐期刊的整体实力。《音乐研究》之登顶，说明陈荃有在办刊过程中之创新思维及其社会影响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

二、陈荃有印象

一个人在外界的影响，往往口碑先产生作用。笔者在未认识荃有之前，即听说他在读硕士生期间，清贫到只有一条长裤，常常晚上洗，白天穿，这带给笔者的不止是感动，而是震撼。在现代社会能够有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学子，定是志存高远、必成大器之人。笔者和荃有的相识也是源自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没有什么突出的“个性”，说话不紧不慢，行动不急不躁，对人不冷不热，气度不亢不卑，论辩不怒不怨，办事不忙不慌，然而，没有个性恰恰正是他的“个性”。陈荃有的“个性”是一种涵养，也是一种品位。他是一个务实、实干的人。他在《音乐研究》做的工作是可圈可点的。在他主持并主编《音乐研究》杂志的十多年时间中，使该刊在国内三大学术评价体系中（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均取得艺术学科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并于2012年跻身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期刊之列。《音乐研究》曾蝉联中国出版集团期刊评奖的“优秀编辑奖”（2005、2007），并获得“优秀设计奖”（2007）、“优秀印刷奖”（2005）。目前享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等头衔和荣誉，这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打造拼比出来的，个中辛酸，编辑心中有数，学界有目共睹。《音乐研究》犹如周敦颐《爱莲说》所云：“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之莲花，在我国百花齐放的音乐刊物园地中仿佛有着“莲，花之君子者也”的地位。文如其人，荃有亦如一支香远益清的莲花。

笔者和荃有接触，主要是作者与编辑之间“文缘”交往。笔者在《音乐研究》总共发表了12篇文章，其中有9篇是陈荃有任常务副主编时刊发的。在作者与编辑两个视角相互交流中有了更深入了解。如《秋子》一文标题是接受他意见之后修改的；评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一文，他认为这篇文章具有论述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意义，未作为“书评”放在刊物尾部，而置于刊物十分显要位置；《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一文发表后，他告诉笔者学界反映强烈，认为是很有独特学术视角的一篇好文章；最近看到写赵沨一文后，他又说：您总有出其不意的选题，等等。因此，无论在选题立意、标题概括、语言表述方面，在双向交流中均使笔者获益匪浅。对于学术质量“不达标”的“人情稿” “关系稿”，他总是不讲情面，采取“否” “拖” “压”的办法，有篇稿子被“拖”三年，一直“拖”到一位领导干部退休，终于不了了之，这些做法也保证了《音乐研究》办刊学术质量。平时，他是一个衣着朴素、表情严肃、寡言少语、不苟言笑的人，在编稿之余似乎很少有其他爱好，有时喜爱喝点酒，而且酒风、酒品都不错，尽管能喝不少，却从不酒时失态或者酒后失言。2010年8月我们在北京一次聚会，或许劳累缘故，他刚喝到二两多就有醉意了。我的一个学生在他上卫生间时悄悄到我身边说，刘老师，别让陈老师喝了，我看他想呕吐呢，于是聚会在匆匆忙忙中收场。在开车送他回家的路上，本来沉默寡言的他却喋喋不休地说了不少话，要调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也是在那次路上透露的，果然，暑假后就传开了他去中央院任教的消息。笔者想，原来荃有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去年4月，笔者正好回老家扫墓，他应邀至潍坊学院讲学，山东人的热情好客尽人皆知，劝起酒来花样百出，荃有毕竟是老实本分人，后来知道那天被“灌”得十分狼狈。笔者回济南后给他发短信，他说，你要是在山东就好了，孤虎怎敌群狼啊！笔者倒有点幸灾乐祸，乐不可支，心想，谁让你这么实在呢？他自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之后，由于人民音乐出版社难以找到接替他的合适人选，继续担任常务副主编工作，开始“双肩挑”的重任。笔者长年在高校工作深有体会，一年到头备课、上课、开会、招生、评职称，周而复始，犹如“车轮大战”；《音乐研究》为双月刊，每期刊物从堆积如山稿件中选稿、定稿，再保质保量地出版，不能有一丝一毫差错，则又是一场“车轮大战”。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何况荃有已近“知天命之年”。这样一种“超负荷”的运作，我真为他如此单薄的身体能否经得住长年累月的压力与消耗而深感担忧。

结语

本文论述不只限于《音乐研究》刊物与陈荃有个人，而是希冀通过一人一物之成就使整个中国音乐期刊出版事业在借鉴比较中发现问题，进一步发扬创造革新精神，尤其是解决一些共性问题。任何杂志之生存，经费来源始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近代音乐刊物多数因经费拮据而停刊。目前各类音乐期刊，经费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经费较为充裕者，如许多音乐学院学报，由于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每年有固定拨款经费，作者稿酬相对较高，办刊质量稳中有升。2.刊物基本没有固定办刊拨款，均由主办单位承担办刊经费，偶有上级机构的年度补助办刊经费投入。《音乐研究》即属于此类，直至2012年下半年，首批社科基金资助才解决了办刊经费问题。3.有的音乐核心期刊经费来源基本无固定保障，甚至穷得兜底，以至于无法给作者发放稿酬，却仍坚持不收“版面费”的做法，编辑人员依然勤勤恳恳地在清水衙门中坐冷板凳办刊，这种敬业精神值得钦佩。但是，音乐期刊办刊经费问题的解决，需要引起各级有关领导部门和整个社会的关注。

有一次，笔者问荃有，你在出版社兼职，给你多少报酬呢？他停了一会儿说：税后两千元上下吧。笔者惊讶不语，心想，就这么一丁点儿“劳务费”啊？！荃有兼职，包括策划选题、组织活动，审读、加工、校对以及指导培养年轻编辑，每个月有一半以上时间与精力仍用在办刊上，诚然，笔者深知任何企业、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是十分严格的，责任不在单位领导与财务部门。但是，当一个人的知识价值与货币关系不成比例，而且相差悬殊、严重失调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在“体制”上是否需要进行一定调整与改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北京打工者对一个月挣2000元钱尚嗤之以鼻，何况一个为办刊而疲于奔命的“奇缺”高级知识分子呢！因此，应该重视所有编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健康状况，尊重他们的文化劳动，此为本文结语之一。

之二，我们打开《音乐研究》之扉页，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名单，其中主编2人，副主编2人（陈荃有有“常务”二字），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25人（含主编、副主编在内）。但是，真正负责《音乐研究》出版编辑的有几人呢？笔者想，大概是编辑部的几位默默无闻的编辑以及作为常务副主编的陈荃有吧，还有“终审”每期出版物的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领导），最多七八个人（在“名单”中出现的也就是两人）。刊物既然已有“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如此庞大的编委会是否可以“精简机构”，使办刊作风更加务实呢？当然，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是《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期刊出版物多数如此。惟《黄钟》（顾问1人，主编1人，副主编1人，编辑2人，英文摘要目录1人，编务1人）和《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主编1人，常务副主编1人，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1人，编辑2人，英文翻译1人，封面设计1人）是一个例外，他们的编务改革走在了时代前面。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定在集体事业中个人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在目前改革开放深化的新时期，需要对这样一种出版行业的形式主义“体制”进行一番务实的改革。它将会使中国音乐期刊出现新面貌，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办刊人员责任心与事业心，办出刊物的风格特色，才能将中国音乐期刊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自21世纪至今，不过是历史短暂一瞬间，陈荃有所做的一切工作，毋庸讳言，已经成为《音乐研究》一个时代“符号”。笔者真诚希望中国音乐期刊将有更多不同的办刊风格“符号”出现，形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个多元化时代的到来。

责任编辑：郭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