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小 梅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102)

形式句法(formal syntax)与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与语言观。形式句法又称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由美国语言学家Chomsky于1957年创立，其哲学基础是心智主义(mentalism)或心理主义(psychologism)。他认为心理的存在有其物质基础，即人的大脑。人脑的认知系统里有语言机能(faculty of language)。如此复杂的人类成就应归于几百万年的进化或神经组织原则[1]58-59。人脑的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应该包括人类一切语言共同具有的特点，可称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UG)。普遍语法是构成语言学习者的“初始状态”一组特征、条件和其他东西，所以是语言知识发展的基础[2]69。从普遍语法过渡到某种个别语法(particular grammar,PG)需要“经验”的触发。如果用α表示后天经验的变量，则得：

“经验”

↓

Chomsky把语言机能所处的状态称为内在性语言(I-language：internal,individual,and intensional)[4]15，其语言观是内在主义语言观。Chomsky关于语言的假设又称为天赋论(Innatist Hypothesis)。他试图为一切语言描写提供一个模式。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的代表人物是Langacker、Lakoff和Fillmore。其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其心理基础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智主义建构论[5]87。认知语言学的假设是：(1)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认知体统，对语言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2)句法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体系，句法(和词法)在本质上跟词汇一样是约定俗成的象征体系，句法分析不能离开语义；(3)只基于真值的形式逻辑来描写语义是不够用的，因为语义的描写必须参照开放的、无限的知识体统。一个词义不仅是这个词在人脑中形成的一个情景，而且是这一情景在头脑中所形成的具体方式，即意象(imagery)；(4)句法和词法是不可分的，词素、词和句法构成象征系统的连续体(continuum)[6]3。

就语言本身而言，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完全是形式的东西，不是一套规则系统，不能用生成和转换以及对形式描述的方法来对语言共性进行解释[7]30。

对于形式句法，有些从事现代汉语认知语法的学者持有如下观点：否定天赋论和普遍语法。石毓智[8]521认为，儿童的双词语阶段显示，并不存在一个先天的、自足的规则系统，即没有生成语言学中所谓的“普遍语法”。生成语言学派关于语言本质的假设是错误的，由此带来很多分析上的偏颇。

通过引用Cho和O’Grady[9]437-468关于语言习得的实验结果，该文首先尝试来回答人类的语言机能是否是与生俱来的、是否是一个自足认知系统的问题①，之后探讨语言是否能用生成和转换以及对形式描述的方法来对语言共性进行解释的问题，以及中国大陆现代汉语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一、语言习得研究

Cho和O’Grady[9]437-469认为，语言习得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语法——允许人说话并理解语言的心智系统(mental system)。为此，他们就音韵发育(phonological development)、构词发育(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句法发育(syntactic development)、语义发育(semantic development)以及决定语言习得的因素(模仿与纠正、成人话语、认知发育、天赋知识、关键期)进行了研究。研究方法采用日记研究与实验法。

下面简约引用实验内容(由于篇幅所限，有些实验的数据与样本仅提供了出处)；之后评述实验结果。

(一)实验内容

1.音韵发展

婴儿虽处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但婴儿语(babbling)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表1显示了这种倾向性。数据来自15种语言，包括英语、日语、阿拉伯语、玛雅语等。

表1 婴儿语中跨语言的相似性[9]440

跨语言的相似性表明，婴儿与所处的特定语言环境至少部分无关。婴儿在1岁左右首次说出让人听懂的词。学会了50个词之后，开始掌握较为常规的发音方式。到3岁时，幼儿先学会发成组的元音，其次是辅音。清辅音先于其他辅音。

有关发音的位置，婴幼儿最早学会的是唇音(labials)；其次是齿龈音(alveolars)；再次是软腭音(velars)、齿腭音(alveopalatals)；最后是齿间音(interdentals)，如：[][]。

区别性音位出现在词首，例如，区别音位|p|和|b|出现在成对的词如pat-bat先于词尾的词如mop-mob。幼儿最先习得的声音多数在世界各语言里都能找到，而后习得的声音往往不太常见。

2.词法发展

母语为英语的幼儿最初说出的词缺少内部词形结构。词完全没有词缀，多数词只有单一词根。屈折与派生词素是随后渐次出现的，标志着其构词能力的增强。

英语里有许多屈折变化不规则的词(如men是man的复数，ran是run的过去式)。幼儿开始是鹦鹉学舌，不考虑规则。因此，一开始可以正确表达man的复数形式和run的过去式。到两岁半，当其注意到通常是在词根后加-s表示复数、加-ed表示过去时，有时就错误地用规则形式来表示词的不规则形式，如*mans和*runned。显然，这是由过度规则化overgeneralization / overregulation所产生的错误。

3.句法发展

幼儿在1岁半到两岁左右开始说出两个词，这个阶段称为电报式言语阶段。在该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尽管新句法结构不断出现，幼儿基本上没有犯词序错误。

由于幼儿在上述阶段的话语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研究者通常一致认为这标志着强有力的语法机制的出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片语结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着句法单位的词序与构成。

表2 片语结构规则的发展[9]452(跟踪了为期1年的幼儿语样本见O’Grady[9]451)

4.语义发展

幼儿在6岁时就已掌握了13 000个词。在词义发展中，有两种错误开始出现。一种是单词意义过度规则化，即幼儿有时故意过度使用单词意义来弥补其自身词汇的不足。另一种错误是词义不足(underextension)，这表明幼儿往往重视一种范畴的原形或中心成员。

从幼儿习得表示空间的词汇顺序看，此类词汇的顺序带有普遍性，故在所有的语言中出现(习得空间词汇的顺序表见O’Grady[9]457)。

在语义关系涉及主题角色时，幼儿常犯的错误是，假设被动句中的第1个NP是施事，第2个NP是受事。这表明其往往过度概括主动句中的主题角色。测试表明，在7岁左右，儿童被动结构的正确率大幅提升。这表明其认识到被动结构中主题角色的特殊性质(测试表见O’Grady[9]459)。

5.决定语言习得的因素

(1)模仿与纠正的作用

很多人一度持这样的观点：幼儿只要模仿周围人的言语就可以习得语言。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幼儿语和成人语的结构很不相像。复数形式如foots和疑问结构如Why the sun shining是幼儿特有的言语。这些例证清楚表明幼儿在尝试形成语法规则，而不是模仿成人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模仿在幼儿学习语言中不重要。只是他们不盲目模仿，而是有选择、以有限的方式来进行模仿以提高其语言技能。在纠正幼儿语法错误方面，成人虽然屡屡尝试，但收效甚微[9]461。

(2)成人话语的作用

母亲或看护人的言语类型在幼儿习得语言的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这一点是否至关重要尚不清楚。在一些文化中，幼儿在能够流利交际之前，不被认为是潜在的会话参与者。他们很少直接参与会话，尽管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多，能听到很多成人谈话。这些幼儿似乎能以正常的方式学会语言。这一事实说明，幼儿接触到的会话类型(北美中产阶级母亲语的那种类型[9]463)对于语言习得不是必须的。

(3)认知发育的作用

语言习得与认知发育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幼儿两岁时，其认知能力的提升使其语言学习变得容易，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对物体永久性存在的认知。语言能力的出现亦影响其认知能力，例如在学习father,mother,brother这类词时，幼儿会弄明白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其他的方式理解就较为缓慢。

尽管有这些例子，有理由相信语言习得与其他类型的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互不依赖。一个重要的案例研究却是有关Rick，一个15岁、重度弱智的孩子。一系列非语言测试表明，其认知水平仅相当于学龄前幼儿，但其言语却显示出句法与词法的复杂性——恰当地使用词缀、非词汇范畴词(nonlexical categories)和语序。下文是Rick所写的英语：

She must’ve got me up and thrown me out of bed.

She keeps both the ribbons on her hair.

If they get in trouble, they’d have a pillow fight.

She’s one that walks back and forth to school.

I wanna hear one more just for a change.

此类案例表明，语言的一些方面(特别是词法与句法)不依赖于非语言类的认知发育。这意味着负责习得语法的心理机制是相对自足(autonomous)的。这种机制既不遵从、也不保证常规的认知发育[9]465。

(4)天赋知识的作用

尽管认知发育(语言类)③与倾听他人言语对于幼儿习得语言至关重要，但其他因素必须包括在内。猿有很多认知能力相当于两岁幼儿，但将其置于人类言语环境中，却不能习得语言，这说明人类的大脑中提供了语言习得机制。

关于天赋知识，Cho和O’Grady给出的例子是词序参数(片语结构规则，表2)与约束原则A④，c-统制(c-command)⑤。下面是后者的例子：

图1 反身代词必须有一个c-统制它的先行语[9]466

有两种理由相信原则A(c-统制)一定是天赋的。首先，c-统制的概念是非常抽象的，它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幼儿仅凭听到句子就能发现的那种概念。研究者知道，没有人教授幼儿什么是c-统制，因此，它是天赋的，用不着被发现或教授。

其次，原则A的构成似乎具有普遍性。类似的例子，在任何一种语言中，相当于himself这样的词，都不指男孩，而是指男孩的父亲⑥。

(5)关键期

幼儿轻松并成功习得语言的能力在6岁时开始减弱。随着发育期(puberty)的到来，这种能力大幅下降。过了关键期，学习者的非语言类的认知功能大致正常，但在掌握句法与词法时，存在诸多问题(例子见O’Grady[9]467)。

(二)实验研究结论

Cho和O’Grady的实验研究结果印证了如下事实：人脑存在一个心理客体——内在性语言；内在性语言是一个独立的认知系统，不同于其他心理系统；内在性语言在语言行为中起作用[13]28。

二、生成语法与汉语句法研究

海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将生成语法用于汉语分析中，如王士元[14]、戴浩一[15]、汤廷池[16]等。黄正德[17]将语迹(trace)的概念用于汉语分析中；李艳惠[18]运用格理论对汉语语序现象作了解释；曹逢甫[19]272-273用生成语法来研究汉语主题提升问题。

中国大陆自1979年起开始系统介绍生成语法，如邢公畹等[20]、黄长著等[21]、牟小华等[22]、徐烈炯等[23]、周流溪等[24]。运用该理论来研究汉语的学者主要有：程工[25]、徐烈炯等[26]139-158、徐杰[27]、沈阳[28]等。

中国大陆从事现代汉语生成语法的研究者不如海外多。石定栩在2002年就指出：“汉语研究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要同世界接轨，就不能忽视形式语言学，特别是形式句法理论的存在，必须全面深刻地了解现代语言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12]Ⅱ陆俭明[29]229希望有条件的读者尽量去看Chomsky本人的原著并推荐阅读沈阳[30]、徐杰[27]以及沈阳、何元建、顾阳[28]的著作。他本人还用生成语法解释了“NP+的+VP”这一名词结构。

然而，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对生成语法仍缺乏深入了解，主要表现在：

其一，对于生成语法理解有误。石毓智认为：“语言学家可以从大量的具体用例中概括出抽象的格式，或者用抽象的格式描写一种语言现象。但是任何一个儿童都无法单纯依赖抽象的格式来掌握一种语言的语法，比如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儿童可以仅靠‘VP→VNP’格式就可以掌握该语言的所有合法的动宾搭配而排除所有不合法的搭配。而且这种搭配也不是靠生成学派所谓的几个“参数”就能解决问题的。儿童要掌握一种语言的动宾结构，一方面离不开对现实世界的事件结构的观察，另一方面需要从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掌握该语言大量的约定俗成的搭配方式。约定俗成的表达作为一种固定的语言单位，储存在语言使用者的记忆中，而不可能是临时靠什么规则产生的。”[8]526

关于生成语法是什么样的语法，Chomsky谈道：“为了避免不断的误解，有必要重申生成语法不是说话者或听话者的模式。生成语法以最中性的词语将说话者或听话者的实际语言运用知识——这些是语言运用的基础，进行特征化描述。”[1]9生成语法“当然不是一部语法，而是一系列条件，限制人类可能有的语言的各种语法范围”[2]189。生成语法研究的是人类语言潜在的知识结构，而不是语言的运用[1]3-4。转换规则和实际语言的使用并无直接关系[31]246。

其二，质疑生成语法的方法论。石毓智认为：“生成语言学派对很多句子的转换分析是随意的，并没有什么根据。”[8]521关于这一点，恐怕是由于生成语法理论不断更新的缘故。Chomsky在《最简方案》中指出：“由于当今新实证研究的结果与新理论的影响，这个领域在迅速改变。今天看上去合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是另一种形式……在前一章里被认为是基本的概念与原则，在后续的章节里则受到挑战并被删除。这些包括扩充式标准理论时期原则与参数模式中所采用的基本概念：D-结构、S-结构、管辖、最大投射、O-定理；应用于D-结构、S-结构的其他条件；空语类原则；整体x-阶标理论；α移动操作；分裂的-I假设(the split-I hypothesis)等。”[4]10不断的自我否定说明生成语法是与时俱进的。在方法论上，生成语法以演绎法作为基本的推导方式，以验证假设的形式探求语言的本质，以复杂的数学公式进行表述。这体现了其力求科学的一面。

其三，否定生成语法。石毓智认为：“生成学派认为人类语言存在着一个普遍语法，给各种语言的具体语法结构事前设定了一套原则。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尽管一些结构普遍存在于各个语言之中，但是由于他们的来源不同，同类结构在不同的语言中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并没有一个适合各个语言的规律。”[8]524

普遍语法原则是存在的。首先是Osherson[32]等的实验，他们提出了3个假设：第一，儿童可以在嘈杂语篇(即含非语言成分的语料输入)的基础上得出某种语法假设，尽管不一定是正确的假设；第二，儿童可以在新的语言输入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语法假设，新的语法假设既可以等同也可以不同于已有的假设；第三，在结果相同的基础上，儿童倾向选择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语法。Osherson等所得出的结论是语言变异是有限的，“本质上不同”(essentially different)的语言在数量上是有限的。按他们的定义，本质上不同的语言指不受共同语法原则制约的语言，所以又叫“句法不同(syntactically distinct)”的语言，否则就是本质上相同的语言[33]3。其次，生成语法的应用。在自动句法分析方面，Chomsky根据形式语法的原理，提出了短语结构语法(phrase structure grammar,PSG)，并用它来描述自然语言。短语结构语法分为两大类:上下文无关语法和上下文有关语法。其中，上下文无关语法的描述能力强，足以描述自然语言中的大部分结构,同时又是可递归的,可以构造有效的句法分析器来进行句子的分析,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4]101。再次，研究课题。生成语法经过不断发展，其理论框架与技术手段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但依然是当代句法研究的主流。这可以从《当代句法理论通览》[35]看出。该书共有23篇论文，反映的都是用形式语言学来研究句法的课题。此外，前面所提的海外与大陆学者利用生成语法研究汉语的成果就是语言普遍规律的例证。

虽然Fodor[35]730也质疑天赋论中参数的设置问题，但她并未否定普遍语法。

有关汉语生成语法的研究课题，程工指出：“现实地说，在传统语法上汉语研究就比不上对欧洲语言的研究，在生成语法中目前也落后于欧洲语言，尤其是对英语的研究。如果我们只把目光盯在新的课题上，而不同时注重基础建设的话，那么，由于汉语研究实际上很难做到与英语研究同步前进，所以生成汉语研究的欠缺会越积越多，对其他语言研究的依赖会越来越重，最终不仅无助于对汉语的认识，而且会出现对更多有价值的课题根本无能为力的局面。”[36]7如果对生成语法本身都缺乏深入了解，更谈不上基础建设了。虽然汉语生成语法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如何元建[37]，但从事生成语法研究的人毕竟不是很多。

当然，认知语法对语言现象的很多解释也是合理的。Chomsky也感到生成语法的不足。在最简方案中，经济原则进了生成语法，并被认为是语言设计的基本性因素，而当代语用学和功能语法的理论也有很多方面是建立在经济原则基础之上的[10]9。

综上所述，Cho和O’Grady的实验结果验证了天赋论的合理性、内在性语言的相对独立性。这证明了认知语法关于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论点是不准确的。此外，短语结构语法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得到的广泛应用证明语言是可以用生成、转换、形式描述的方法来对其共性进行解释的。

至于汉语研究，笔者认为全盘否定普遍语法有两种弊端。其一，误导一些读者，使其无法看到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全貌。其二，负面影响。对于看不懂原著或对形式句法缺乏深入了解的研究者，会致使其放弃对语言共性的研究。结果是影响中国语言学特别是现代汉语研究的进展。

如果汉语研究者能集各路研究之大成，非囿于一派之见，相信汉语研究将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注释：

① 为了验证天赋论，笔者在此相对完整地引用了Cho和O’Grady的实验。

② 词汇范畴指4大词汇范畴n(名词)、v(动词)、a(形容词)和p(介词)。

③ 括号解释为笔者所加。

④ 原则A：如果α是照应语(或者叫回指)，诠释为与局部区域内一个成分统制它的短语共指(coreferential)[10]8。

⑤ c-command也译为c-统领。该定义最早由Reinhart[11]提出，即：当统辖γ的第一个分支节点也统辖δ，而且γ不统辖δ，δ也不统辖γ时，γ就c-统制δ，也只有当上述条件得到满足时，γ才c-统制γ[12]157。

⑥ 3岁至5岁的孩子都能正确理解反身代词所指[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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