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玄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有关《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一般有世代累积和文人创作两种看法。胡适先生研究其从传说故事到小说成书版本演变的全过程，认为《水浒传》是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这400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1]9-24。鲁迅先生概括《水浒传》是“后人荟萃诸本，取舍缀集而成”[2]94-95。聂绀弩先生认为，《水浒传》演变过程有3个阶段，即人民大众口头传说阶段，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作家的编辑、加工或改写阶段[3]47-72。不管是认为《水浒传》是“梁山泊故事”世代累积而成，还是经文人创作加工而成，文人的参与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是可以肯定的。浦安迪先生认为，明代四大奇书“被看作反映了那些资深练达的文人学士的文化价值及其思想抱负……会获得丰富有意义的解释”[4]67，即是肯定文人的介入对《水浒传》成书与经典化的作用。

事实上，文人参与小说有两种方式：一是编创小说，包括撰写、编辑、加工、改写；二是评点小说。而在《水浒传》评点的过程中，文人的编辑、加工、改写始终与之相伴。评点与修改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挪移诗文置于上栏的评点文字中，容与堂刻本在评点文字中常做“删去”等标注，贯华堂本则是金圣叹在大刀阔斧修改后再作评点的。

“四大奇书”等明清章回小说之所以跻身“经典”流传后世，小说评点家集“评”、“改”于一体的“介入”方式功不可没。一方面，评点者“改”的意识让他们对小说文本不断地进行完善，且其评点本以最终出版物的形态直接面向读者；另一方面，评点者对文本的“评点”(即阐释)不断加深拓展着对小说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谭帆先生言：“小说评点融‘评’、‘改’一体几乎贯穿于中国小说评点史，在小说评点起步伊始的明万历年间，批评家们就以评改作为其最为重要又最为基本的功能。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接续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尤其是对明代‘四大奇书’的评点，更体现了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并在对文本的修订中，突出地表现了评点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个性风貌。”[5]8明清章回小说之所以形成自身特有的面貌，正是得益于中国小说“评”、“改”一体独有特色(该文中称其为评点的“再生”功能①)，该文试以此为基础探讨评点本是如何推动《水浒传》经典化这一命题的。

一、余象斗评本：评改一体的雏形

最早用评改一体的方式编辑《水浒传》的是书坊主余象斗。在《水浒辨》中余氏称自己对《水浒传》的编辑是“改正增评”。余象斗在上图下文的版式基础上，加入评论一栏，就是为了替自己对作品人物、情节所加的评语提供空间。

余氏对文本的修改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余象斗删去了很多书中他认为无趣、多余的诗句。余象斗一般会在评点中注明他删去的诗句及其原因。如第四十回回评曰：“宋公明打祝家庄一诗一首，无趣无味故以去之。”②第二十八回中他自己评点曰：“言诗句：一切诸烦恼此一首诗无趣味，当原未知何人录上，故而去矣。观到此者，莫言省篇，只此评白云耳。”在《水浒辨》中他阐明了自己删改的标准：“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馀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余象斗认为自己编辑诗词，以不便观览，有失音韵为删削对象，其目的是为了方便阅读。余象斗这种删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赞同“三槐堂”对多余的诗词那种一省俱省的方式，将部分诗放在上栏和评点并置，这说明余氏重视对小说的评论，在他看来，这些颇为多余的诗句也承担了点评故事的作用。这种处理方式是其评改一体意识的体现。余象斗在挪移诗词的同时，喜好在旁注明自己的理由。有些他认为是无趣味的诗，亦不知何人插入，完全可以删去，但又因为怕引起读者误会而保留在上栏。如第三十二回中言诗处：“此诗亦未干水浒事，照则录上层作评诗。”有的诗词有一章的引言性质，他认为亦可不必放入小说正文。如第三十九回评：“言词意：词之事，皆是一引头，何必要，故录上层。”

第二，余象斗另外一种修改文本的方式，是在文本中加入自己的诗句，这些诗句实际上也具备评语的性质。如第九回中，讲完王伦对林冲求入伙的反应后，余象斗加入：“后仰止余先生官到，有诗为证。诗曰：可笑儒夫心不纯，柴君书荐莫堪从。若非朱贵忠言谏，后来何士杀王伦。”这些诗句式的评语被马幼垣先生看作余氏为人妄自尊大不尊重所据之本的体现，这也是余评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马幼垣先生的考证，评林本中8处号称余象斗所写的诗，均为抄改所得。此外，马幼垣先生据评林本引头诗的处理手法，认为余氏随编辑工作的进行履作改变，处理时毫无计划可言[6]47-45。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余氏这种加插诗句以评价情节人物的评改方式，也是余氏对小说评改一体意识的独特体现。

第三，评林本有一个奇异的特征，就是在编辑过程中随意合并两回(甚至三回)为一回，所以，评林本的回数特别少。马蹄疾先生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使余本价值大减。马先生指出余象斗这样合并章节带来3个不合逻辑的结果：一是为保留该组首回的原有回目，以致无法反应新一回后面的情节。二是合并出来的新回都过长，与未合并的章回长度不成比例。第三，“还有较此尤更严重的整体性效应，合并章回并不像是先计划才按步进行的。这无端而发的招数把全书的总回数弄到怪异非常——一百零三回。”[6]45-57笔者认为，余象斗的修改或许是一种失败的尝试，但至少说明他主动修改、调整小说结构和章节以符合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余象斗评改《水浒传》的方式主要有删去诗文、加入诗文及合并章节3种。在马幼垣先生看来，余氏的这种编辑方式是失败的。马先生认为余氏肆意合并章回，移置和删削引头诗，直插己见入正文之内，还明目张胆地使用偷抄来的诗歌，都是因为余氏在编辑、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和体系。但是完全否定余象斗的评改也不利于理解评点对小说“再生”作用的发展过程。余象斗的评改一方面与刊刻小说的利益驱动密不可分，这或许是其评改显得随意而没有章法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也是他自身阅读小说时有感而发的自然体现，从其评改中可以看出他有意识地在文本中植入自己的阅读理解和阅读感受，和后来的容与堂本等评点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如果抛开水平高下暂且不论，余象斗是《水浒传》评点史中第一个使用评改结合的方式评点小说文本的，其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

二、容与堂刻本、袁无涯刻本评改一体的特征

融评改于一体的现象在后来的《水浒传》评点中屡见不鲜。评点者在评点小说的同时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小说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鲁迅先生将这些评点者对小说修改的方式分为“改”、“增”、“削”、“增删琐事”、“改换诗文”5种方式，是比较全面的概括。

在金圣叹贯华堂刻本之前，《水浒传》评点者主要有容与堂刻本(简称容本)和袁无涯刻本(简称袁本)的评点者，其评改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评点者常用评点的方式来标明自己觉得应该删改的文字。如容与堂本评点中常标注“删去”、“可删”等字眼。第九回小说描写林冲曰：“凡醉倒一人，便起不得，醉倒在雪地上。”容夹批曰：“可删”，应是认为这句话描写较为繁琐，应该删去。第二十三回西门庆和王婆的对话后面，容评曰：“删”，并在眉批中解释了他认为此处该删的理由：“说出便无味，亦设关目。”林岗先生在《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研究》中谈到《水浒传》叙事问题时曾举容本第二十一回为例，林先生说：“第二十一回写宋江被拉到阎婆惜住处，接着是一段铺陈描绘卧室摆设、家具的话，共百余字。这段铺陈并非完全无用，而照说该是最有‘现实主义’味道的一段文字了。但容本批点者毫不客气地将之括起来，批云‘可删’。”[7]65林先生认为：“推究容本批点者的初意，当是指这段文字与表现阎婆惜或宋江的神气完全无涉，故属多余可删之列。”[7]65中国古代叙事作为的审美追求的是“神气”，这种“神气”在“少量细节、意象的苦心经营中出现的，所以太多的叙述交待反倒会淹没可能有传神作用的文字精妙之处”[7]65，可以说，容本评点者是秉持中国叙事作品的审美标准来评改作品，其中标注“删去”、“可删”的地方，一般都是针对略显累赘的描摹和多余冗长的文字。

第二种，评点者在增加情节的同时亦会加入评点。如袁本在《水浒传》百回本的基础上插入简本百二十回本中后二十回田虎王庆故事。袁本增加这部分情节，其目的应该是追求“水浒故事”的完整性。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王利器先生校点的百二十回本，题名为《水浒全传》，就认为袁本《水浒传》是“水浒故事”全面的展现。袁本在加入这部分内容之后，又在百回本评点的基础上，加入了后二十回的评点，亦可以看做评点者评改一体的一种形式。

此外，在对文本的删削上，各评点本之间亦有继承。如清末金陵兴贤堂刻绣像汉宋奇书忠义水浒传，全面删除了容评所标明的“可删”之处。关于容本、袁本、金本修改文本的情况，左东岭先生曾举第四十一回一段文字为例。第四十一回回目为“写梁山人马夜袭无为军”，其中有一段长江景色之描绘(表1)：

表1 容本、袁本、金本中内容删削的对比

容评在材料1处批曰：“可删”，左先生认为其原因是《水浒传》是从话本改造而来的，有很多文字是说话艺术需要，而不符合小说文本叙事的需要，“宋代京师老郎当时面对文化水平低下的市民听众演说此段文字时，想必为自身的博学广知而眉飞色舞而滔滔不绝”[8]306。从袁本到金本，都对容评这一“可删”的批语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左先生认为金本的删改“达到惜墨如金的程度，且因删掉平庸的诗词与冗长的叙述韵语而独存描绘，反而更显出景色描写之空灵清旷韵味，与小说情节进展密切相合”[8]306。相比之下，袁本保留了此处的诗句，应该是对容本删削处理更直接的接受。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各本在对文本的删改问题上有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吸收。

三、金圣叹评本：评改一体的典范

金圣叹对《水浒传》大刀阔斧修改是《水浒传》演进史上一个重要的公案。金本不仅腰斩百回《水浒传》为七十回，删去招安的情节，以卢俊义惊恶梦做结，更对文本在细节上作出很多修改。

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问题，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目前，学者普遍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动机有美学追求和主题认识两个方面：第一，从美学追求看，删去招安而加入惊恶梦，从客观来说确实让《水浒传》情节更加紧凑，结构也更加完整。金圣叹在金本的末回第七十回回末评中曰：“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起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感。”第二，从主题认识来看，金本以前的《水浒传》容本、袁本等版本均认为《水浒》的主题是“忠义”，如《大涤余人序》中言：“《水浒传》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9]7金圣叹反对将水浒的主题理解为“忠义”，更将“忠义”二字从《水浒》的标题中去除。金圣叹删去后三十回招安及招安以后的情节，无疑是出于佐证其对主题认识的考虑。

其次，金圣叹对文本细节的修改，也同样是出于美学追求和主题认识两个方面的考虑，该文试举4例，如表2所示。

在材料1和材料2中，金圣叹的修改主要是针对宋江这一人物。金圣叹的这种“修整”是从他“独恶宋江”的认识出发，他篡改文本并时时“揭发”宋江的奸诈之处，用评和改两种方式，共同加强读者对宋江之“恶”的认识。正如吴子林指出的：“金本《水浒传》针对宋江作了大量的‘改写’工作，或‘订正’了几个字，或是置换了人物，或是大量地删除文字……再配以金氏言之凿凿的批语，便把容本中的宋江，从忠孝两全、重义轻财的好汉英雄，‘修整’成了一个权诈、虚伪的强盗和阴谋家。”[10]239

材料3和材料4的修改，则是出于文本叙事文法的考虑。金圣叹修改材料3中文字的原因，和容本的“删去”的原因相同，是删掉他认为冗长累赘的文字。材料4中金本的修改则是处于叙事艺术的考虑。材料4中，金本将“见”全部改成了“听”，这样处理的效果是转移了叙事视点，让原来全知的叙事变成了从武松的角度来观察的限知叙事，这样做无疑使文字更加精妙。他同时在这段文字的批语中标注“只听得妙诀”，还写上“俗本本无八个听字，故知古本之妙”，不惜自卖自夸，强调这种改写的意义。金圣叹在自己再创作的基础上，对自己修改的文本再进行评点，实际上是一种自评。金圣叹这样评改方式显示了他在叙事文法上对文章“精严”之美的追求[11]。

笔者认为，金圣叹对文本的删改远远超出了此前余本、容本、袁本评改的范畴。余本的评改，是一种有些随意的重新编纂和随意评价，容本的“删”主要体现在对文本细节上的完善，袁本的“增”则是出于对故事情节完整性的考虑，相比之下金圣叹的“删”和“改”则可以理解为对文本的重新创作了。叙事文学作品的优劣与其中叙事者的个性的介入程度密切相关，金圣叹的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化了《水浒传》中的叙事者，从而提高了《水浒传》叙事艺术的高度。同时，他用评的方式解释、说明自己评改的意义，是小说批评对小说创作的一种自认。中国的叙事文学中叙事者往往不只是一个，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史臣的创作上，在章回小说评点的过程中也延续了这种传统，“这种情形在世界叙事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子”[12]15。而从余本到金本，《水浒传》评点者们通过对文本的完善，逐渐地完成了《水浒传》个人化的叙事。本雅明说过：“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较之原来的作品还表现出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在《水浒传》评点的历史上就体现为评点本用评改一体的方式不断更新对文本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创新在历史的进程中断断续续地被接受，且要相隔一段时间才有一些创新，但却一次比一次强烈”[13]25。金圣叹的这种评改被后世毛宗岗、张竹坡等评点者继承，成就了章回小说及章回小说评点的最高成就。这种“强烈的创新”无疑对《水浒传》经典化的进程功不可没。

注释：

① 评点的“再生”功能，即小说“评改一体”的特殊形态。“评改一体”的编辑方式，体现了小说评点家对小说文本的再创作和对这种再创作的认识与反思。这一概念是段江丽老师提出的，本文在此参考了段江丽老师的研究成果。

② 本文中《水浒传》的文本及评点内容均引自陈曦钟编：水浒传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书店，1980．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6．

[3] 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水浒》五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 〔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 马幼垣．水浒二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7] 林岗．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9] 马蹄疾．水浒传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吴子林．经典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1] 段江丽．论《水浒传》的叙事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3)：115-121.

[12]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3]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