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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的十大关系

2014-07-05来茂德

中国大学教学 2014年5期
关键词:专业教育学分制通识教育

来茂德

摘 要: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使命。提高教育质量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处理好选才与“掐尖”、个人志向与国家需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宽专交”与“精深通”、理论与实践、学分制与班集体、本土性与国际化、教学与科研、思政与教学、底线与境界等十个方面的关系是保证质量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对这十大关系在中国高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中国不同类型的高校关注的重点不同,国家应该鼓励高校自主办学,办出特色,满足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促进国家发展。

关键词:人才选拔;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移动学习;学分制;理想主义教育

从“任鸿隽—李约瑟问题”、“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到“钱学森之问”,大家一直在关心中国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的基础在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高等教育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大的发展,已是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每年培养工程师的数量超过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培养数的总和[1],但总体的质量不高。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提高质量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对高等教育来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高,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是保证质量的基础性工作。

一、选才与“掐尖”

高水平大学的竞争始于优质生源的竞争。最近几年,媒体关注几个现象:一是北大和清华争状元。两个学校每年公布的状元数量超过全国实际状元的总数[2]。二是前几年高校间的生源“谍战”基本上在进行“地下斗争”,2011年浮出水面,两所学校公开进行“网斗”。三是“三国杀”,即“华约”、“北约”和“卓越联盟”自主招生大战。2011年复旦退出“北约”,天大退出“卓越联盟”,2012年若不是规定不允许学校退出,可能会有更多的学校选择退出。2013年出现人大自主招生问题。四是2011年甚至更早几年陆续有些高考状元到香港各高校或者国外的大学读书。《北京晨报》概括说“内地高校在港校面前不堪一击”[3]。

就中国人才选拔方式来说,迄今没有比高考更好的选拔制度来代替,所以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高考制度肯定是必须坚持的,因为我们缺乏更强大的社会信用系统来支撑其他的选才方法。近年来,我国绝大多数省市陆续采取平行志愿录取。我个人认为,平行志愿对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来说弊大于利。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多样化个体的生态最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平行志愿后,各学校录取的学生高考成绩很整齐,没有梯次,学校之间没有必要竞争,而缺乏竞争一定是不利于发展的。我国的现状是,高考前填报志愿的有北京、上海;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有黑龙江、辽宁和新疆;考后知分后填志愿是大多数。知分后填报志愿,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预期。这一做法把“唯分数论”推向极致,不利于素质教育的真正开展。

自主招生已试行了十年。2012年《中华读书报》有一长篇文章,认为十年自主招生改革是失败的[4]。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它是一种探索。在本意上,希望自主招生成为选“偏才”选“怪才”的一个有效途径。从实践的结果来看,选偏才选怪才是一种理想主义。偏才怪才是很难被选出来的,是一种文化孕育出来的,没有文化环境再怎么选也没有用。近年来,各种自主招生方式层出不穷,“三国杀”、“校长推荐”、“未来领袖计划”等。从目的上讲是好的探索,从结果上讲并不理想,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否有好的办法来解决目前的问题?我的设想是,改变目前高中第三年基本都在做题目的现状,两年半完成国家统一考试,半年时间留给考生填报两至三个学校的志愿,再由各高校录取,同时取消各种自主招生。在学生填志愿、学校录取的同时,高三学生最后一个学期开设大学预选课程。这样的机制可能比现在的自主招生改革更好、更有效。

总体上说,中国高校招生秩序是稳定的,能选拔出人才的。但多种多样的招生办法,呈现乱象是必然的。高校说自主招生,媒体说“掐尖”,众说纷纭。尽管高校说是选才不是“掐尖”,事实上,任何新的招生措施对学校来说一定是“掐尖”,问题是如何定义这个“尖”字。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下,争状元的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一个学校来说,需要花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派出优秀的教授来争取优秀的生源。现在有这样的说法,一流的教授招二流的学生,二流的教授招三流的学生。那么谁去招一流的学生呢?应该是教授的团队。

二、个人志向与国家需求

我们来看看不同阶段,学生对大学选择专业的变迁。解放前后到文革前这段时间,是国家需求第一,“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每个人的境界都很高。胡锦涛总书记学水利专业,温家宝总理是地质专业,吴仪副总理学的是石油专业,而现在还有多少学生第一志愿会选择这些专业?文革期间工农兵上大学是分配的。恢复高考以后的最初阶段,专业基本上也不是由你选择的,分到哪里就到哪里。现在是市场导向、功利为先。对学生来讲,他们会一哄而上去选择某个专业,但这个专业并不一定是他真正的兴趣。专业的选择一方面考虑毕业以后的就业以及就业以后的待遇,另一方面是“面子”,如果考生成绩够高的话,哪怕非常不喜欢也要去热门专业。因此在中国学生没有多少兴趣爱好和自主决定权的现实情况下,大学生选专业是父母在选专业、社会在选择专业。从现实来考虑问题,我们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反思教育中的理想主义教育。事实上,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理想主义教育,问题的根本是这种教育的实际效果不好。如何真正有效地实施理想主义教育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面。二是干得最好的事一定是有兴趣的事。兴趣、勤奋和机遇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三个要素。从这个意义上,大学生不学有兴趣的专业,不做有兴趣的事,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解决“钱学森之问”也许是一句空话或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大学是培养不同人才的机构,不可能仅仅培养一个专业或几个专业的学生,应该是可以满足整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现在大学的招生、专业的选择首先是个人的“志向”,第二是学校的选择,第三是国家的需要。对我们学校办学来讲,学生的需求是可变的,专业的冷热是不固定的,很大一部分学生是随大流的。比如,我在学校里平时学习成绩比你高,而你去一个热门专业我不去的话,我就觉得亏了。所以,现在大学生一窝蜂去挤“热门”专业。因此专业选择的引导和教育非常重要。对于学校需要发展的专业,学校要有一定政策的引导才行。要从我们社会的大环境以及学校的教育环境上来引导学生。许多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对综合性大学发展来说,有些专业是必须发展的、必须有本科生,比如文史哲。我们的政策就需要引导一部分学生到这些专业上去;有些专业不需要重点发展,可以发展毕业后教育。有些专业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专业可以根据学生的志愿按市场的需求来办。

大学还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到国家重点企业或部门去,比如国防军工。这类人才一定要由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如果我们不重视,不从战略的高度来关注,是要付出代价的。引导学生合理选择专业应该成为学校发展的一个战略,国家投入大量经费重点建设的高校,应该将引导专业选择和就业去向作为学校的战略,要责无旁贷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通识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基本办学模式,这也是大家常说的通才教育和全才教育。在现实社会中,“通而不专”难以适应社会分工的需要,特别是中国这样比较重视专业的就业市场,所以我们一味实行通识教育是行不通的。同样,“专而不通”又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化需要,只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很难在社会上发展得很好。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从我们国家大学发展的轨迹看出不同阶段所重视的内容。解放前至解放初这段时间有综合性大学和专业性大学即综专共存,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部变成专科性的学校即专科化,1996年调整又向综合性大学发展。1996年后的综合化有两种途径,大部分合并变成综合性大学,或者原来单科性的学校发展其他学科也变成综合性大学。这三个阶段呈现的是从通专并重到强调专门人才,从专门人才再到通专结合。在人才培养中,不能过分地强调某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强调专门能力也是正确的。21世纪的今天重视人的全面能力和专业技能的结合,当然不同的学校由于学校的定位不同,教育理念不同,要有不同的重点。高水平大学应该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结合。

浙江大学的办学理念中的“整合培养”实际上强调了通专的融合。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但要达到这个目标非常难。在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的今天,我们做到既要通又要专,实际上这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不大切合实际的。我们提倡通识教育主要希望学生做到掌握通的方法和专的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现在我们大学的问题是有通识教育的架构,但没有高质量的内核。真正建立与大学的特色相匹配的通识教育体系需要有较长时间的探索。最近两年我们大力推进通识核心课程建设,但做好工作较难。最难的在找高水平、肯投入的好教师。要开好课要有学校宏观政策的支持,要有得到政策支撑的卓越教学文化。

教学的目的,从理念上来讲是发掘人的潜能、张扬人的个性及创造力。台湾的企业家严长寿在一本书里讲到:教育不是装满一壶水,而是点亮每个孩子心中的蜡烛,让他发光,发亮[5]。而现在我们的教育现实是什么样的呢?实际是对人进行分层。重点小学一刀切进重点初中,重点初中一刀切进重点高中,重点高中一刀切进重点大学。大家都讲素质教育很好很重要,但面对高考很无奈。在目前高考录取政策下,差半分也不行的现实情况下,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行素质教育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在高校录取方式发生改变,即以高考分数为基本依据的多元指标的综合成绩录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有人说“素质教育是天上的星星,应试教育则是地上的路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联动。从培养角度上讲,人格教育和能力培养是教育的两条主线,人格教育是教育的核心,决定了一个人前进的方向,而能力决定了一个人前进的效力。

四、“宽专交”与“精深通”

浙江大学以前提出了“宽专交”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就是前期通识教育,后期专业教育,并且注重交叉人才培养。近年又提出与“宽专交”相匹配的“精深通”的概念。所谓“精深通”是指在某些课程上学得“精”,专业核心知识掌握要“深”,并且能够掌握交叉学科的基本方法和技能(“通”)。两个概念在文字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内涵上是融合的。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要采取不同的培养模式,不同学生能得到个性化的发展。对优秀的学生,应该实施“宽专交”与“精深通”的结合,使他们能从“优秀变卓越”;对大多数学生实施“宽专交”的培养模式,使他们能依据自己的特点发展,实现“从普通变优秀”。浙江大学现行的本科教学模式是非常柔性的,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和空间。

为了更好地实施这种教育模式,除营造培养环境外,近年浙江大学在课程上做了较大的改革。一是课程结构:将课程分为通识核心课程、专业平台课以及专业毕业必修课程三类。本科生院对2012年的毕业生做了问卷调查,对课程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对课程质量的评价,大概80%的学生还是比较满意的。二是授课方式:近年来开设通识核心课程,采用教授大班授课,助教辅助小班讨论批改作业。助教多数由教授的博士生担任。课程成绩由独立完成的课后作业加上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按比例共同构成。

最近几年哈佛、耶鲁这些学校在网上开设“幸福”、“死亡”等公开课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中国的大学有哪几门课程能吸引这么多学生学习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向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这些牛校学习。为什么这些学校可以这么“牛”?其中一个原因,他们有“牛”的教师开“牛”的课程。我们以后要逐步推动一些改革,比如减少课程的数量、提高课程的学分、改革教学方法、调整考试结构以及加强辅修、双学位、双专业的工作。

移动学习是教学的新趋势,快速更新的在线教学资源是高质量移动学习的基础。网络环境的改善以及高质量的网络资源是今后一段时间高校竞争的重点之一。以后高等教育将会是一个什么形态现在很难说清楚,但一点可以肯定,在线教育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学校没有很好的在线教学资源,这个学校的竞争力就会下降。2012年以来MOOCs课程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要进一步进行考试结构的调整。不同学校每年度都有学生因考试作弊拿不到学位,也许还有没有被抓出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考试作弊现象?一方面我们的道德教育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我们考试结构的改革不够深化。比如,我们考数学,有些数学公式老师也不太记得住的,有没有必要让学生来背?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做比较大的改革。

我们还要调整我们的学时,大家都抱怨大学开学早、放假晚、假期短。从学时上看,牛津、剑桥上课的时数比我们少1/3以上,为什么他们培养的毕业生水平这么高呢?我们现在的毕业生学分多在150~170,人文类学分稍微低一些,工科类稍高些。浙大的毕业要求是155~165学分。我们这样的学分,按3.5年算,并且一个学时的上课配合三个学时的课后复习和总结,我们学生每天要学习13个学时还不包括其他学生活动。这样的“学习”一定是很“水”的,学生没有真正的时间用于复习和思考。假如说我们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哪里来的创新。美国的毕业要求学分是128,我国港台地区也是128,我们最近几年学生毕业的平均学分是175。

五、理论与实践

实践缺失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三大问题之一。我觉得高校人才培养有三个问题:第一是教师投入精力不足,第二是学生的功利性学习,第三是实践学习缺失。实践学习的缺失既有校内的原因也有校外的原因。校内的原因首先是学校不重视,没有足够的经费投入,培养计划也没有很好落实。另一个原因是有的学校由于扩招,学生规模明显扩大,而实验设施没有相应增加,学生无法按培养计划落实。校外的原因是企业不欢迎学生去实习,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实习时间短,学生不认真,怕技术泄密,学生在一线岗位上的安全问题等等。

要使学生具有创新能力首先要有实践能力。因此学校必须加大力度建设好校内实践基地,以弥补校外基地的不足。同时针对校外实习存在的问题解决好校外实习的问题。从长远看,校外基地问题比较难解决,需要政策的调整,鼓励企业接纳学生实习。最近几年,我们开展长时间实习的试点,成效非常显著,学生有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到合作单位去实习,这样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单位接受学生实习的愿意更强烈一些,学生有较长的时间待在企业,可以学到知识和提升能力。另一方面实习单位能够充分了解学生,愿意向我校学生发出正式工作的邀请。学生由于在企业实习时间比较长,学校可以适当调整课程计划,制订相应的学分替换规则。经过3年的经验积累,长时间实习的规模在渐渐扩大。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以打造一个学校的特色,特色是学校的生命,特色是学校的质量。一个学校假如没有特色的话,这所学校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学校。MIT是理工之王,普林斯顿的特色是数学和物理,哈佛的特色是行政管理,耶鲁的特色是法律,芝加哥的特色是经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帝尔曼提出,普林斯顿有非常严格的本科教学和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这作为普校的基本要求和理念。在这个理念指导下,规模很小、学科不全的普林斯顿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

六、学分制与班集体

学分制能够让个人自由发展,是发挥人潜力的最好的方式。浙江大学从2002年新校区启动后开始推行学分制,是中国大陆高校中最早真正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而后实施按学分收费。经过10余年的不断完善,目前的选课系统和学分制的运行日趋成熟。学分制的自主实施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办学条件、选课系统、优质的课程、优秀的教师、同一课程开课的频率、能并行开课的数量等。学分制的真正实施对中国大学传统的班级单位具有破坏性作用,学分制能与传统班级和谐共存很难或者说不可能。因此探索一种适合学分制实施的新型班集体组织形式是中国特色大学学生工作组织形式的基本要求。

学分制与传统的班集体存在一定的矛盾,真正的学分制不能继续要求“支部建立在连队(班级)上”这种传统的模式,要很好地探索在学分制体制下“连队”的定义和结构,要把线性组织转变为立体的和多维度的模式。基于社区的学生自组织活动以锻炼大学生的能力是学分制制度下的基本组织形式。自由选择住宿与基于社区的党团和学生社团柔性融合是包容性大学学生成长环境应该营造的方向,这是一个趋势。假如按经典的模式来管理学生是不可能真正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学分制。中国大学学生培养的目标应是,基于学分制的学业自主学习方式和基于学生社团的能力培养。同时我们学生工作的理念也应该从“管理”学生向服务学生转变。理念变了,我们的行动也应该变。

学生是大学的根本,没有学生大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下面三个学校都有重视学生的传统。他们不同做法的共性归结到一点就是以学生为本。宁波的诺丁汉大学,大家觉得可能很不起眼,但他们最近几年的招生是一年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据报道,他们每个学生每周都有与一个教师半个小时的面对面交流。香港中文大学规定每位教授每周陪学生共进3次餐。牛津大学每位教授每周必须与3~4位学生展开个人谈话,或者是与学生交流。为什么要这样?通过与学生的交流,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需求,学生可以了解学校能提供什么、学生应该怎么学习、教师给学生的建议等。人与人交流是学习和提高不可或缺的形式,即使在信息产业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是如此。这些学校做到了,我们其他学校能做到吗?假如能做到的话,我们学生会对学校更满意,培养质量会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是需要教授付出劳动的。

浙江大学实行四学期制已经快十年,大家到现在为止对四学期制还是有一些微词。当时设计四学期制的目标就有几个方面:第一希望高效率的学习。我们学生,以前总是在一个学期开学开始,花很多时间在各种“玩”上,临到学期结束考试前开夜车加班加点,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低。小学期的设置要求一开始就必须保持一种紧张的学习状态,使学生学习效率提高。第二希望高水平教授能集中一段时间给学生授课。在这段时间,教授主要面对学生,减少出差、开会等活动。第三也希望能聘请外籍优秀教师给我们学生授课。一个短学期是有可能的。学分制非常好,但要取得最大的效果,必须要体制机制的保证。

七、本土性与国际化

本土性是大学价值存在的基础。有人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一个中国的一流大学应该是a 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是a university in China。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提出超越世界一流的口号是一句空话。大学首先是为这个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高水平符合需求的人力资源。所以就大多数大学来说,首先要考虑如何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人才,而不是一味追求怎么与国际“接轨”。

国际化是走向世界一流、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提条件。在国际化的今天要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必须国际化,将国际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经验为我所用。选择本土性与国际化的适度结合,是中国大学必须花时间探索的重要课题。中国大学要走Glocalization的路,而不是McDonaldization。大家可以反思我们奥运会申诉成功为零的原因。我们一些申诉的官员讲不了英语,我们的运动员也讲不了英语,申诉当然很难成功。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我们要送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到国外高水平大学去学习,去开阔眼界,学成后回来发挥作用。这个过程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进行,并将一直进行下去,即使有一天我们已经有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时也会如此。国际化的交流不是一时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校园环境要国际化,要有比较多的留学生,以保持大学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有人说假如斯坦福大学完全按SAT考试的成绩录取大学新生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亚裔的大学。它对亚裔学生有一个比例,超过了就不录取。大学要吸引留学生,必须要有能英文授课的课程体系,否则外国学生不会来,特别是优秀的学生。

校园的国际化需要高质量的课程和高质量的师资。大家知道我们的数量指标上升很快,如SCI论文数量。我们现在不少大学单就每年SCI论文数,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已不低,可以与一流大学比高低。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讲,世界上任何一个量化指标,包括我们论文的数量和引用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走到世界的第二甚至第一[6],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在发表文章,我们自己引用自己论文的数量和引用次数也可以上去,但是质量上升却存在很大困难。我个人觉得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类似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经济走过了原始积累,进入转型期,但这种转型很难。高等教育转型更难,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高喊口号就能完成的。我们经济中的名牌都是国外的,学科发展中的名牌也都是国外的,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在国际化过程中,校园的国际化更难。提高课程的质量和建立国际化的课程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按现在的官方统计,中国人每年要花费4000亿甚至更多的钱,送中学生和大学生到国外学习或研究。

八、教学与科研

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研究型大学的世界性难题。有句话叫“publish or perish”就是这个难题的表征词。发展快的学校情况都差不多,在科研指标快速提升的同时伴随学生教育重视不足现象的出现。一个教授的精力是有限的,在一方利益很明显的情况下,另一方就会被忽视。科研指标的效益是显性的,你有多少论文、多少基金、多少成果就有多少名和利。而教育所产生的效益是隐性的,它所带来的人才培养效益要10年甚至20年以后才能显现,因此在短期内不会对教师产生名和利的影响。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要吸引优秀的教师到教学第一线是有困难的。但人才培养又是大学最根本的任务。

有个名词叫“断路施工”,这个源于郭某某事件,也就是红十字会因为有郭某某事件,收到的捐款少了,最后慈善事业就受到很大影响。大学校园中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处理也一样,类似于断路施工。重视了科研以后,教学大部分或完全放弃了。完全放弃的教授往往是大学里的大牌教授。针对这种现状,我们这几年也逐渐在采取各种措施改善这种状况。主要措施包括要求基本教育工作量和各种政策激励。在激励措施上,国外大学有的,我们有。国外大学没有的,我们也有,如求是特聘教育岗(待遇同长江学者)、心平奖教金(每年奖励教书育人优秀的教师,每人100万,共2人)、卓越教学奖(奖励教学量大质好的优秀教师,每年10人每人5万元,70人每人2万元)等,2013年又专门对教学增加了奖励津贴。但是这些措施的成效还有待检验。除了上述措施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学要有有效的基层组织。

2011年有篇文章传播很广,据称是某大学的毕业生,题目是“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你认识这样的大学吗?”,讲述大学消极的一面。尽管内容有点偏激,但我觉得总体上还是反映了大学的一些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教育部规定不上本科生课程的教师不得当教授,但是我们的教授现在即使不上课也都不下台,这种情况有普遍性。同时,我们的学生到课率为70%左右,估计有30%的学生不去上课。不去上课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也很清楚,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大学非常重要的命题,关乎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关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这个关系不处理好,我们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本质上一流大学的名声是由其毕业生来塑造的。一个一流教育生态的大学应该是,校长聘教授是来教学生的,而校长聘你来大学做教授,是因为你学术水平高。因此不教学生的学者不应该聘为教授,而应该聘为研究员。

九、思政与教学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大学的特色,是为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所需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对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是有价值的,有必要的。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有思想政治教育,直到大学还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是我们这种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从选专业看,一部分学生缺乏理想,从小学开始的理想主义教育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从形式到内涵,探索真正发挥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比较复杂,任务主要落在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和思政线上的辅导员肩上。我们有“两课”,效果如何还需要评估。尽管我们强调,教师要教书育人,但“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存在。上述列举的三所大学教授每周都有学生交流的任务,并且这个任务是真正落实在教授心中,学生教育的效果就会更好。目前从大学生的体质、心理问题,到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有巨大的工作空间,需要我们去探索有效的机制,产生应有的效果。另一方面,大学生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与大学有关,大学变成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线上的同志放开手脚去工作。我们应该要建立这样一个氛围,并且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即:学生已经是一个公民,具有独立的行事能力和决策能力,所以他或她所做的一切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由于他(她)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应该由他们自己承担,学校只是提供最好的服务,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目前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所以要做到理想的状态比较难。

提高教育的效果是要求讲真话。大家讲真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效果肯定好。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在接受一个采访时引用朱镕基同志在清华的讲话,我觉得对我们有启发。我们必须把我们相信的东西教给学生,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能把我们所遵循的理念、道德底线教给学生,而是给学生说教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我们怎么能指望学生一辈子相信这些理念?[7]这句话讲得非常实在,很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反思。为什么很多人没有信仰或者毕业后放弃了大学时代的信仰?原因是我们没有实事求是地教育和要求学生。

十、底线与境界

从法制社会的要求,学生已成人,要遵守法律,违法坐牢;一个大学生要遵守校纪校规,违纪校纪处分;作为一个在社会中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应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作为一个社会人有两个界限,一是底线,一是境界,底线比境界更重要。人可以没有境界,但不能没有底线[8]。假如说我们都遵守了底线的话,我们的社会才会充满正气。

有人将道德分为五个层次:一是高尚道德,又称为至善,这些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二是一般道德,又称为善,这些人行事先人后己;三是底线道德,又称为初善,这些人不损人利己;四是准道德,又称为未善,这些人行事常考虑利己;五是不道德,又称为不善,这些人干事损人利己[9]。什么是底线?比如大学生起码做到考试不能作弊,这就是底线。据江苏一个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在一个选项中,有67.2%的学生认为人家考试作弊,我不会去管。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学生作弊率还是比较高的,二是就考试作弊的态度,没有主流正气。毕业生恶意欠贷不还、学术失范、简历造假等都是突破了底线的。

知识分子应该是引领社会风尚的群体,有不同于一般人群的要求。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魔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10]温家宝总理在两次记者招待会上都引用北宋张载的这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我们大学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网[EB/OL]. http://www.chinanews.com/ gn/2012/11-10/4318346.shtml.

[2] 教育中国-中国网[EB/OL]. http://edu.china. com.cn/2010-07/22/content_20555931.htm.

[3] 内地高校在港校面前不堪一击[N]. 北京晨报,2011-07-03.

[4] 自主招生十年,于出头处谋自由[N]. 中华读书报,2012-02-29.

[5] 严长寿. 教育应该不一样[M].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6][7] 施一公. 居安思危,实现强国梦想[J]. 民主与科学,2013(8).

[8] 易中天. 当下中国最缺底线[J]. 新周刊,2011(9). [9] 张鹏. 论底线道德[D]. 广西师范大学,2005.

[10] J. G. 费希特. 论学者的使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责任编辑:周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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