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预测

2014-06-21李新运徐瑶玉吴学锰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4年5期

李新运徐瑶玉吴学锰

(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一、前言

为了使人口增长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自1982年起，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原国家计生委测算，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近几年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性别比例失衡等，这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压力。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也就是“单独二胎”政策。新的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对未来时期我国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对此进行系统分析和定量预测可以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对于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关于人口预测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在人口预测的实证研究方面，具代表性的有：蒋正华主编的《全国和分地区人口预测》[1]以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为基础, 对全国以及各省市的人口进行了预测；李建华等利用“五普”数据，采用内森·凯菲茨(Nathan. Keyfitz)模型,即人口矩阵预测方程式, 利用现代数理统计技术对四川省2001至2050年的人口状况进行预测；何景熙[2]等以“等维灰数递补动态模型”对“人口发展方程”的流动人口预测部分做了修正, 从而构建大城市人口态势综合预测模型, 并对成都市2005-2030年包括流动- 迁移人口在内的总人口及其结构变动作了预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3]2006年对中国未来30年的人口进行了预测研究, 并提出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在人口预测的理论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永胜[4]提出了模型选择的三大原则，并对当今的人口预测模型开发研究成果进行了考察, 提出几类最具代表性、经常被应用的人口预测模型；曾毅[5]针对国外的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在中国应用的缺点, 修正了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 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能普遍应用的人口预测模型；还有许多学者的理论成果表现在人口预测模型的创新上，代表性较强的有尹春华、陈雷利用数据挖掘中BP神经网络技术, 论述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人口预测模型构建原理,构建了人口预测模型; 郝永红[6]等论述了运用灰色系统等维灰数递补动态预测模型进行人口预测研究, 对灰色预测的原理、模型和方法进行了说明, 并对我国人口灰色动态预测进行了实证分析。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均是以当时的人口政策、现状为基础，并以“六普”以前的数据为依据，其参数的设置已不能准确表达当今我国人口参数的变化，其预测结果也不能很好地反映在如今“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影响下我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

本文将充分考虑“单独二孩”政策的贯彻实施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设计了生育政策不变和“单独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两个方案，分别对我国2015-2050年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研究，并通过预测结果的对比分析，说明新生育政策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用定量的分析结果为我国的教育、卫生、养老等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信息。

二、预测方法与软件

人口预测作为一门科学来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服务，其方法和模型种类繁多，主要有年龄移算法、矩阵方程、人口发展方程和指数方程等[7]。本文采用队列要素预测法，其是根据人口自身变动要素和人口学原理的分要素预测方法，不仅可以预测人口的规模，还可以预测人口结构，是人口预测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

(一)队列要素预测法

任一区域人口，总是存在着出生、死亡、迁移等现象，处于不断的变动发展之中。但人口学基本理论和大量的人口变动事实说明，当一个区域的人口达到较大规模时，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人口随时间的变化一般都具有比较稳定的特性。根据队列要素法进行人口预测的基本原理和思路，就是利用这一特性，对预测区域的每一年龄组的人口，设定其将来某一期间的变化率，据此分别计算其将来该期间内的死亡数和净迁移数，将其与期初的人口数相加减，从而得出要预测的期末的高一年龄组的人口[8]。

以年龄按5岁组距分组，时间按5年间隔预测为例，模型如下：

(二) 预测软件PADIS—INT

PADIS-INT是在联合国人口司的指导下，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依据队列要素法开发的国际化人口预测软件，具有功能强大、技术先进、方便快捷、准确率高、可视化效果好、输入简单、输出结果丰富等特点[11]，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得到应用推广，并获得联合国、美国人口普查局、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权威机构高度认可。

使用PADIS-INT预测软件需设置的参数如下：

a. 基年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

b. 预测期间的死亡水平，即分性别平均预期寿命；

c. 模型生命表的选择；

d. 预测期间的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

e. 生育模式，即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水平；

f. 预测期间的出生性别比；

g. 预测期间的迁移水平；

h. 迁移模式。

三、新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变化的影响分析

本部分以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设计生育政策不变与“单独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两个方案，分别对2015-2050年我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并通过预测结果的对比分析来说明生育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从而为政府部门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一) 人口参数的设定

在运用PADIS-INT进行分年龄分性别人口预测时，其关键点就是对死亡水平、生育水平、迁移水平、性别比等参数的设定。本文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对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人口发展趋势的分析，对基础参数设置如下：

1.生育水平

生育率是形成新增人口的重要变量，是影响人口数增加的因素。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预测与设定主要是基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定性分析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严格执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人口发展就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专家的测算结果也仅为1.5-1.6左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受单独子女可生二胎政策的影响，许多学者指出短期生育率可能略有反弹，但长期来看不会大起大落；翟振武在卫计委的专家研讨会上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将会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的回升，最高点可能超过1.8(但不会超过2)，但累积效应释放后，生育率会波动在1.6-1.7；陆杰华表示生育数量“小高峰”会在后年集中出现，但是生育率水平不会大幅度上升，将稳定在目前较低水平。蔡昉认为通过政策调整把生育率提高到更加接近于更替水平(如1.77至1.94)，是一种最为乐观的设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6)提出如果人口总量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假定：方案一，生育水平从2014年开始逐渐上升，到2020年达到1.8，此后将稳定在1.8不变；方案二，今后两年总和生育率上升，2016年达到最高点1.94，之后开始下降并到2020年生育率下降到1.8，随后将维持在此水平上。

2.平均预期寿命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国际上用来评价一个国家人口的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医疗水平的显著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口平均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其中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比2000年提高2.75岁；女性为77.37岁，提高4.04岁。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之差与十年前相比，由3.70岁扩大到4.99岁。中国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指出到2050年人口预期寿命可达到85岁；2012年卫生部课题组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总报告》提出到2020年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胡鞍钢在《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一书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到2030年将达到80岁。参照以上研究，我们假设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在2020年、2030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77岁、80岁和85岁。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的有关负责人分析指出，在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女性提高速度快于男性，并且两者之差也进一步扩大，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12]。本文根据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中男性与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之差，线性趋势外推，得到2011-205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之差(如图1所示)，进而计算出2050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9.9和90.1岁。以下参数设置两方案相同。

图1 平均预期寿命男女差的拟合情况

3.死亡模式

使用软件PADIS-INT进行人口预测时，人口死亡模式的确定受项目设置中所选择的模型生命表的影响，软件提供了寇尔德曼生命表和联合国生命表两大类。

寇尔德曼模型生命表出版于1966年，是在192张实际生命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套模型生命表按实际不同的死亡类型和特点进行分类、处理，分别推导出4个系列的生命表，称之为“东、南、西、北”模型生命表，每一组生命表代表一种死亡模式，其中西方模型是在130个实际生命表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生命表主要来自于非洲和亚洲。如以色列、日本、中国的台湾省和南非等。他们的死亡数据无明显的系统偏差，因此，这组模型较之其他几组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被当作标准的模型生命表。

联合国的发展中国家模型生命表是联合国人口司于1982年发行的一套根据发展中国家实际生命表构造的模型生命表，所采用的72张实际生命表的资料全部取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具有较可靠的质量。另外根据实际数据所反映的死亡率模式的地域特征,其又分为几大区域,分别定名为拉美模型、智利模型、南亚模型、远东模型和一般模型，相比较其他4组，一般模型与西方模型较相似，接近标准模型[13]。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寇尔德曼西方模型生命表来对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4.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是同期男婴出生数与女婴出生数之比(以女=100为参考)的反映，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一项重要指标。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出生性别比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变化范围是103-107之间，不同国家、民族稍有差别，我国正常值常在107左右，若严重偏离这个范围，则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4]。但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8.06，已远远超过了联合国认定的正常范围，这引起了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07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我国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力争10到15年实现出生性别比正常；王钦池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中指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综上所述，以目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8.06为基础，假设经15年的时间实现正常水平，即到2025年线性递减到107，2026-2050年保持107的水平不变。

5.迁移水平

我国作为一个整体，内部地域范围的人口迁移并不会对人口数量变化产生任何影响(即不考虑内部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而我国与境外的人口净迁移率较低，人口迁移因素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15]，因此本文不考虑迁移人口。

(二) 预测结果

根据以上人口数据及相关参数假设，运行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我们得到两种方案下2015-2050年的各预测年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预测结果如下：

1.生育政策的调整使人口总量有所增加，整体呈先增后减趋势。预测结果显示，若实施新生育政策，我国总人口在2020年将由13.74亿人增加到13.81亿人，并在2045年达到峰值14.37亿，此后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总人口约为14.32亿，增加了1284.1万人(如图2所示)。

图2 两种方案下的总人口数

总人口达到峰值的时间为2045年，这比蔡昉主编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关于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的预测推迟了近10年；而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姜卫平利用PADIS系统得出的：中国人口总量将会在2040年前后达到14.7亿左右后开始减少，2050年将下降到14.5亿左右的预测结果相比，人口峰值推迟了近5年。究其原因，这是由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使总和生育率在短期内略有波动，2016年达到最高点1.94，从而使总人口峰值推迟了，但总人口数依然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且并未出现大幅增长(如表1所示)。

2.“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我国在2015-2020年出现一次生育小高峰，并从2031年开始出生人口数量略有增加。预测数据显示，在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达到2048.5万人，比政策不变下多出生230.4万人，并自2031年开始出生人口数再次出现增长，二次峰值在2041年出现，约为1518.2万人，到2050年出生人口数为1374.2万人(如图3所示)。

表1 两种方案下总人口比较(万人)

注：差值为方案二(新生育政策)减去方案一(生育政策不变)，下同。

图3 两种方案下的出生人口数

与方案一相比，生育政策的调整使我国出生人口数在2017年出现最大差值，由1818.0万人增加到2048.5万人，多了230.4万人，2020年与2050年分别多出生480186人与270212人。可见，“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并未带来人口的暴涨，但逐步完善生育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有利于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3.劳动力人口呈持续下降趋势，但新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使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30年以后出现增加。203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由93293.5万增加为93367.7万，到2050年由80528万增加为81301.8万人(如图4所示)。

图4 两种法案下的劳动力人口数

当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影响的只是2030年以后的劳动力人口数，故与方案一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最大差值出现在2035年，劳动力人口从90127.8万人增加到90901.1万人，多了773.3万人(如表2所示)。综上可看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适当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到205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8.05亿增加到8.13亿，新增人口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对劳动力供应减少有一定的减缓作用。

4.因为2050年前的老年人口现在已经出生，不受未来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因此，两种方案中老年人口的数量在2050年之前相同， 2050年老年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规模为51865.62万人。2015年以后，由于生育率的调整而使总人口数增加，而老年人口数相同，因此老年人口比重将稍有不同，新生育率下的老年人口比重低于原生育率下的老年人口比重。由此看来，目前调整生育政策，虽然只会影响2075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总量，但是会影响人口老龄化水平，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由36.56%降到36.23%。从数据上看，“单独两孩”政策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降作用，但从趋势上看，对远期人口老龄化将会有显著的下降作用。

表2 两种方案下劳动人口数比较(万人)

5.我国总抚养比在未来50年将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到2050年达到76.09%。其中少年抚养比在2025年达到最高值27.57%，此后开始下降，到2036年降到22.93%后又出现上升趋势，到2050年我国少年抚养比约为26.86%。而我国老年抚养比呈持续上升趋势，从2015年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由13.17%增长到49.23%，并在2030年超过少年抚养比，由此，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会有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而未来我国总抚养比的增长将主要取决于老年抚养比的持续攀升，劳动年龄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动基本上与老年抚养比的变动同步(如图5所示)。

图5 新生育政策下的抚养比

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的调整使我国在2015-2033年与2042-2050年少年抚养比增加，但也使2030年以后的老年抚养比降低，两种效果的综合作用使得社会总抚养比较政策不变下在2015～2032年略微升高，2033年以后降低且降低的幅度先增大后减小，在2038年总抚养比由61.97%降为61.46%，差值为0.51%， 2050年由76.19%降为76.09%(如表3所示)。

表3 两种方案下总抚养比较(%)

根据国内学者研究,人口抚养比为47%-50%便是人口红利期,而抚养比小于44%则为红利更高的“人口暴利期”[16]。由此看来， 2028年以后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消失，这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的准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潜在增长率”，即通过改革获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