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鹏 李珮瑶

问题的提出

在20世纪晚期发起的对计划体制的反思批判中，国企单位组织的“父爱主义”往往被视作计划体制低效率及特殊主义的主要表现，认为正是这种基于特殊主义的庇护，使得国营企业长期以来并不是面向市场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一个充满了政治背景和家族化色彩的再分配组织。在此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当首推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对父爱主义的概括。但迄今为止，学界并未对社会主义初期单位组织内父爱主义的发生及其内涵展开系统研究，从而使得人们对父爱主义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科氏的软约束等命题上，极大地限制了对计划时期社会主义单位企业运行的理解。本文试以建国以来国企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对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起源、形成及内涵展开拓展性研究，并对其社会影响进行再评价和再认识。

1.“父爱主义”概念的提出

众所周知，“父爱主义”最初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提出的理论命题。科氏将国家比作父母，而以微观组织(企业、非营利机构、家庭)取代子女，以此考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①他将父爱主义划分为五种程度：实物给予—被动接受；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货币津贴；自立—有助；自立—无助。父爱主义的程度越高，国家在企业遭受困难时的卷入程度就越高。“国家通过一系列指令性计划安排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所需生产资料由国家无偿拨给，其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由此产生了企业对国家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