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军

19世纪末，中国传统史学加快了向近代过渡的步伐。在史学转型的多种动力中，史学批评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这其中蕴含的学术逻辑是，传统史学难以应对世变，于是新派史家起而攻击之，但新派史家怎样攻击旧史学，传统派史家又如何回应各种非议，这一连串的学术反应都少不了史学批评的广泛参与。在清季的这次史学变革与史学批评的互动中，出现了一种传统史学批评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型载体，这就是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史学家开始了与报刊的首度联手，新派与旧派学者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考察它们与晚清史学批评的关系，对认知与书写晚清史学批评史不无裨益。

商榷型专文：学术论战的重要武器

近代报刊在晚清的最后三四十年间逐渐成为史学家表达意见、发表著述的重要载体。许多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力的文章都首次公开发表于报刊上，并经由报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史学》(1902年)，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创刊号上登载的《史学总论》(1902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史学通论》(1902年)，曾鲲化在《政艺通报》上刊出的《中国历史出世辞》(1903年)，佚名在《大陆报》上发表的《近世世界史之观念》(1903年)，刘师培(署名“无畏”)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的《新史篇》(1904年)，佚名在《东方杂志》上刊出的《论中国史乘之多诬》(1905年)，陆绍明在《国粹学报》上登载的《论史学之变迁》(1905年)、《史学分文笔两学派论》(1906年)，蛤笑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史学刍论》(190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