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金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鲁仲连(又称鲁连子、鲁连、鲁仲连子)，战国时期齐国人，“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1]2459长久以来人们多依据《战国策·齐策》和《史记·鲁仲连列传》的记载，把鲁仲连当做历史人物进行品评。但是，对于记载了鲁仲连行事、言语的佚书《鲁连子》，却鲜有问津。本文主要对佚书《鲁连子》所反映出的鲁仲连思想及其行文艺术特色作初步的考察。

一、关于佚书《鲁连子》伪书辩

在考察前，必须要对《鲁连子》进行伪书辩。《鲁连子》是伪书的观点古已有之。古今人大多从事件发生时间的混乱和史实的误差两方面来论证该书是伪书。宋·苏辙《苏氏春秋集解》、宋·吕大圭《吕氏春秋或问》、清·邵泰衢《史记疑问》，从史实的角度切入，因佚书《鲁连子》中出现了不合历史实际的明显错误，从而认定该书是伪书[2]。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今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鲁仲连考》，从时间的角度考证，因佚书中出现个别的史实时间错杂混乱，而认定为伪[2]。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上述的伪书证据进行反驳，如王德敏、周立升《鲁仲连杂考》，利用大量的史料、逻辑思辨和出土文物，针对钱穆先生的质疑，提出了有力的反驳[3]67-68。综合各家观点，我们认为断定《鲁连子》是伪书、记载鲁仲连的资料是不可靠的论断，其依据是不足的。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就曾指出：“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4]119。《鲁连子》的文本大致也是如此，因而不能因一些时间、史实上的矛盾就认为其为伪书。我们可以说，《鲁连子》所载史料，应该是可信的，只是该书在流传编写的过程中，有错字、衍文或是时间颠倒的情况，而有些错误则是后人画蛇添足造成的。

有关《鲁连子》佚书的辑佚情况，根据学人考察，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是所辑佚本中“材料最丰，用力最勤”的一部[2]，今人张秉楠《稷下钩沉》则对《鲁连子》的史料进行了点校，以享后代。本文对佚书《鲁连子》的考察，则依据此二书。

二、佚书《鲁连子》的艺术特色——用形象生动的故事说明道理

佚书《鲁仲连》按照记述事件的不同，可分25个小节，各个小节的长短不一。“义不帝秦”和“射书救聊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实、最能显示鲁仲连风格特点的事件。故事均收录在《史记·鲁仲连列传》和《战国策·齐策》中。为了说服新垣衍和赵国不帝秦，鲁仲连举了鲍焦、齐威王同周关系由尊到破裂、醢梁王、鲁邹小国义不帝齐(闵王)以及帝秦桧严重威胁到新垣衍财富地位等5个例子；“射书救聊城”同样是通过列举古人管仲、曹沫等人的实例来说明不“规小节”、不“恶小耻”才能成荣明立大功，又从齐国上下会全力争聊城、燕国国内因战争而困顿不堪的现实情况出发，对死守聊城的燕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说服燕将放弃守城，鲁仲连不费一兵一卒凭借口舌为聊城百姓解围。两个长篇在列举事例的同时还穿插精致的说理言论，从而使事件和理论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更加增强了说服性。另外的23则都是短小精悍的故事，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的谚语，如：百足之虫，至断而不蹶者，持之者众也。除了最后一则“子曰君子能仁于人”是单纯的道理格言，其他24则或用形象生动的小故事，或用历史人物，或用社会上的轶事佚人来说明一个道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仲连用门关来说明何谓“势数”，用浅显常见的事例清楚明白地说明了比较玄虚的势数。这样就使得整部佚书读起来轻松易懂，形象深刻。需要指出，作者在文中只是单纯叙述这些形象的事例，并不对事件进行褒贬、也不发表自己的观点言论。但是从记录的事例来看，这些中性色彩的事例主体比较集中、明晰，还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出鲁仲连的思想。

至于佚文中出现的一些无头无尾的段落，像“契始封商，在太华之阳。松枞高千仭而无枝，非忧王室之无柱也”、陆子谓齐愍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朐剧之人辩等，结合其他较完整小节的书写情况，据推测，应是原文在传抄的过程中发生了脱落，只剩下了一些残章。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义不帝秦”和“射书救聊过”两节篇幅上明显同其他尚存完好、首尾连贯的小节有太大的差距，又两节均存于《史记》和《战国策》中，所以就此可推论，该两节在内容上受到了后人的增补润饰。

三、佚书《鲁连子》的思想意蕴——势数思想

《鲁连子》虽然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儒家，但是他的思想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纵观其说，他有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也有纵横家游说的影子；他受名家辩术的影响，讲求辩术，但却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一味地空谈；他受墨家影响，具有明显的“兼爱”“非攻”的思想，但最后隐居海上，亦有道家遁世之风[5]34-35。盖其人志意横溢，不拘一家学。

马国翰在序中说，《鲁连子》一书的主旨思想“在于势数，未能纯粹合圣贤之义”[6]1159。此说甚是恰当。关于“势数”的内容，鲁连先生见孟尝君于杏堂之门，对此有着形象的说明：

鲁连先生见孟尝君于杏堂之门。孟尝君曰：“吾闻先生有势数，可得闻乎？”连曰：“势数者，譬若门关，举之而便节可以一指持中，而举之非便则两手不胜。关非益加重，两手非加罢也。彼所起者，非举，势也。彼可举，然后举之，所谓势数。”

鲁仲连以举门闩为例，为孟尝君说明所谓“势数”就是学会找到事物内在规律，并且懂得利用这个规律。比如举门插，如果手放在门插的合适地方，便可以一个手指毫不费力地举起；若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那么两只手都举不动。原因就在于顺“势”而行。事情可行，然后再行动，在行动时懂得找规律、用规律，就是“势数”。在第二则孟尝君逐于齐而复返章中，谭拾子以“事之必至，理之固然”来劝谏孟尝君。谭拾子拿市场早上因物品丰富而人满，晚上因物品买完而人走为例，来说明事物发展有其必然结果，道理发展有其必然规律，从而让孟尝君坦然接受那些因自己失势而被判自己的齐国士大夫们。

鲁仲连的“势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他的老师“徐劫”。在《玉函山房辑佚书》诸子部中有《徐子》一书，其中记载徐劫以“百战百胜”之方法说魏太子不要攻齐，但魏太子终因抵不过外界的力量，而不得不攻齐，后战死。徐劫早已预测到外界会强迫魏太子攻齐，故他对自己劝说的无效采取了一种非常达观的心态。从这里可以看出，鲁仲连老师徐劫的思想有着顺事物发展规律的特点。另一方面，“势数”还受到孟子、荀子的影响。虽然文献中并没有直接明显的例子，但是从孟、荀对“数”的解释，还可以从中窥探到“势数”的影子。如《荀子·富国》云：“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义)而有用为人，数也。”《孟子·告子上》云：“今夫弈之为求，小数也”。由此可知，“数”是指小的技术、方法。所谓方法，其实也是需要掌握内在规律。

鲁仲连的“势数”同法家学派的“势”的观点是不同的。韩非子在《难势》中说：

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势”的观点在战国时代应该是一个流行词汇，但是各家对它的解释不同，在韩非子看来，“势”就是君主要运用各种手段使自己处于独尊的地位，用“权势”来脚注此“势”应该更确切，也就是利用权势来保证君主的独裁统治。韩非子谓“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可知，鲁仲连有遵循规律之意的“势数”，应该是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

从现存《鲁连子》佚书的材料看，鲁仲连的“势数”显然没有法家的阴谋权势，更多的是带有孟荀的方法、方术之义。但是他又不同于孟子以高唱“仁政德治”来实现“王道”的治国理想，他的顺其规律自然发展的观点更加接近于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那种一切遵循自然态势变化的观点。

通过与孟、荀、韩非子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鲁仲连的势数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孟、荀儒家一派的注重规律、方法义，没有韩非子法家派的阴谋权势，也受到自己的老师——稷下学者——徐劫的影响，同时他的思想、创作也印有战国时期说客的纵横风。下面从用人、治国、历史三个角度看“势数”的反映。

(一)人才观

“势数在”的用人策略就是从现实观察，找到人才的个性特点，从而做到用人所长，舍其所短。在第一则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章中，鲁仲连用“猿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曹沫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挡，使曹沫释其之剑，而操铫耨与农人居垅亩之中，则不如农夫”三个接连比喻说明“物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的用人观，最终使孟尝君心悦诚服地不再逐客。第十七则古善渔者宿沙瞿子章中：

古善渔者宿沙瞿子，使渔于山，则虽十宿沙子不得一鱼焉。宿沙非闇于渔道也，彼山非鱼之所生也。宿沙瞿子善煮盐。使煮渍沙，虽十宿沙不能得也。

以通俗清晰的事例进一步证明人才只有用在合适的地方才会发挥作用。在第十则陈无宇问门客章也体现出要知道人才看重的地方，然后对症下药才会发挥作用。“君不能与所轻与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难乎？”，在位者如果连自己最不重视的财物都不惠及门客，那又有什么资格要求门客在危险之中用生命来捍卫国家呢？可见，如果要门客能够侍君以至身，那在位者一定要体现出足够的诚意来待门客，物质享受应该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像孟尝君那样，为了使门客们有更好的物质享受，宁愿自己节俭。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在第十二则人心难知于天章鲁仲连提出：“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时与不时，譬犹冬耕也；不知行与不行，譬以方为轮也；不知宜与不宜，譬以纯荐也。”人君所察，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才的选拔，人君在选拔人才时应清楚此人此时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胜任此差以及在某个具体情况下适合不适合任职，只有这样考虑周全，才能发现人才的内在特点，掌握用人规律，从而不至于出现“冬耕”、“方轮”、“棉垫子”这类违背规律、导致结果恶化的事情出现。

鲁仲连人才观还认为人才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随意高谈阔论。第八则齐之辩士曰田巴章说得很清楚：

鲁连往谓田巴曰：“臣闻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则？急者不救则缓者非务。今楚军南阳，伐高唐，燕人十万众在聊城而不去。国亡在旦暮耳，先生将奈何？”田巴曰：“无奈何。”鲁连曰：“夫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则无为贵学士矣。今臣将罢南阳之师，还高唐之兵，却聊城之众为所贵谈，谈者其若此，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声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谈也。”田巴曰：“谨闻教。”明曰见徐劫曰：“先生之骑乃飞兔腰褭也，岂特千里驹哉！”于是杜口易业，终身不复谈。

面对能争好辩的田巴，鲁连认为对于一个士人来说，他的责任不在于自己的辩论技巧多么的高超，关键是要在社会上起到实际的作用，如果口才能够使国家转危为安，辩论可以把濒临灭亡的国家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士，否则那些空口说谈的夸夸之词，只能似枭鸣，一发声音就会招致别人的厌恶。鲁仲连不仅是这样说的，在实践上他真的做到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三则射书救聊章和第六章义不帝秦章，鲁仲连凭借自己缜密的思维、高超的辩论手法以及一颗爱国为百姓的仁慈之心，用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挡住了秦国的万乘军车、说服了燕将放弃聊城使聊城百姓免遭屠城之祸。

(二)治国观

“势数”在治国观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只要能够有利于社会国家，便可为我所用。比如第九则楚王成章华之台章，楚将伍举利用了鲁庄公胆小的畏惧心理，借吴国之威要回了楚王赏赐给鲁君的大曲之弓、不琢之璧，这种狐假虎威的行为既使楚君避免了出尔反尔不守信用的恶名，也最终得到了想要之物。作者鲁连子对这件事的态度没有褒贬，这里面虽然有些权诈的成分在，显示了楚君的狭小肚量，但伍举确实摸透了对方的心理，为楚君办事。第十六则弦焊相第章载，续接弓弦那么矰就会射得又高又远；专诸刺杀吴王僚，阖卢才登机。对于子弑父的行为，鲁仲连并未谴责这个非道德的恶劣行为，而是把重点放到了阖闾登机称霸的结果上，这足见其中的实用主义心态。第十三则卫州共县章，周厉王被国人赶到彘地，天不可二日但也不可无日，周共伯便摄政监国，等到周厉王克死彘地，周共伯便归国于太子靖。在作者的叙述里，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并没有什么讲仁义礼智信的大道理、大节操，为了治理国家，共伯暂时出来摄政，国人亦无怀疑等不信任的想法，等到厉王去逝，自然归政。也许史实并非如此，但是从鲁仲连的叙述态度可看出，对于共伯这样从国家事迹利益出发的行为，作者还是对此肯定的。

(三)历史观

“势数”在历史观上的体现就是不拘泥于儒家的教条，凡事以实际为依准行事。第五则鲁仲连谓孟尝君非好士章，鲁仲连以“色与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的观点来层层诱导使孟尝君意识到自己对待门客方面还是存在问题的。而不待古之士的观点和传统儒家言必称尧舜禹、夏商汤周公的言行差距甚远，这点反映出鲁仲连并不泥古，而是以发展前进的眼光看待现世。

这里还要提到第二十五则子曰君子能仁于人章：

子曰：“君子能仁于人，不能使人仁于我；能义于人，不能使人义于我。”

这个观点同《论语》中孔子的观点如出一辙。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家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想自己和他人做事都需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但是孔子跟他说，自己可以这样做到，但是不要强求比人也如此。这节是全轶文25节中最明显体现儒家思想的例子，就此我们可以推论，《鲁连子》一书中还会有大量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只是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了。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滕吉庆.《鲁连子》辑佚与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中国文献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9.

[3] 王德敏，周立升.鲁仲连杂考[J].管子学刊，1987(2).

[4] 余嘉锡.古书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石小同.试谈鲁仲连的“势数”[J].管子学刊，1994(1).

[6]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