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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情结”与“鲁艺精神”
——以计晓华研究鲁艺音乐文章为例

2014-04-10王学仲

关键词:鲁艺延安精神

王学仲

(沈阳音乐学院 图书馆,辽宁 沈阳 110818)

“鲁艺情结”与“鲁艺精神”
——以计晓华研究鲁艺音乐文章为例

王学仲

(沈阳音乐学院 图书馆,辽宁 沈阳 110818)

计晓华研究鲁艺音乐的系列文章,明确地体现出鲁艺传人的“鲁艺情结”和鲁艺人紧张、严肃、刻苦、虚心之求真务实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对鲁艺学校做出科学客观的评价。这是鲁艺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奇迹,培养出一流人才、创作出高水平音乐作品和科研成果的深层原因。

延安鲁艺;鲁艺情结;鲁艺精神;求真务实

计晓华老师的一组研究延安“鲁艺音乐”论文,共6篇,构成一个小的系列。这些文章写于不同年代,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延安鲁艺音乐”之概貌、品质及风范,并蕴含着鲁艺人之教学、科研、工作、生活、战斗等多方面的信息,明确地体现出鲁艺传人的“鲁艺情结”和鲁艺人的“鲁艺精神”。本文拟对此进行一定的分析阐述和揭示。

一、鲁艺情结

这组文章跨度为13年,最早的《“延安鲁艺”——革命歌曲的摇篮》发表于1999年,最晚的《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的创作与启示》发表于2012年。作为同一题材,同类史料的文章,作者居然能不弃不离、不厌不烦,锲而不舍地挖掘了13年之久,可见其对鲁艺、对鲁艺音乐之痴情程度非同一般,其鲁艺传人的“鲁艺情结”体现的颇为突出。

沈阳音乐学院是鲁艺的后代,沈音人是鲁艺的传人。作为后代,作为传人,对学院的历史、前辈的事迹总是怀有某种天然的、独有的好奇之心。总不禁要追问:“我”从哪里来、“我”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前人、我们的先辈都做过什么,又是怎么做的。然而,除了“好奇”之外,还有一种天然的荣誉感、使命感及责任感。将先辈们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所创造的辉煌历史,对“外人”提起来总会带有某种骄傲和自豪之感。而对前人的事业之如何予以弘扬光大,且如何承继其文化基因来打造自身,则又总会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计晓华在沈阳音乐学院学习和工作了近30年,她将这些经历和阅历与其所钟情的课题虽不视之为一种必然联系,并凸显在其系列论文中,这应该是鲁艺传人的“鲁艺情结”的集中体现。

二、鲁艺辉煌

计晓华论文的社会效应及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培养人才、创作作品、科学研究等方面来评估,鲁艺是一所辉煌的学校。

鲁艺在延安办学7年(1938~1945)。音乐系(沈音的前身)共招收到五届学员。其招生总数,据有关专家估算应不会少于120人(由于史料失缺,准确数字难以详查。已知该院美术系学员人数为147人,可做参照)。这个数字表明:其7年间的在校生人数与现代同类院校的一个中等规模的系(年均招生20人左右)不相上下。而其成才率有多高呢?在当时和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知名音乐家的一流人才可达数十人。其中有作曲家、理论家、歌唱家和音乐教育家,还有艺术管理方面的高层人等。音乐圈里的人,不用查阅史料,即可随口列出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单:李焕之、李凌、郑律成、安波、李鹰航、梁寒光、庄映、时乐蒙、王莘、刘炽、黄准、卢肃、李群、王昆、李波等等。而这一时期该系师生创作的作品有多少呢?据不完全统计,达400多种。有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大型合唱类作品39部[1];有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歌剧5部[2];有以《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为代表的秧歌剧40余部[3]。除此之外,还有科研方面的成果(包括科研资料)。据统计,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1939年成立)在延安6年间,共采集和整理以民歌为主的各种民间音乐曲目3000多首;编印曲集7种,如《秧歌集》《陕甘宁边区民歌》《眉户道情》《器乐曲选》《秧歌锣鼓点》等[4];创办音乐期刊5种,如《民族音乐》《歌曲月刊》《民间音乐研究》等;发表论文40余等篇,如《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冼星海)《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吕骥)《歌曲中国化的实践》(李焕之)等;撰写专著1部《秦腔音乐》(安波)[5]。上述成果,单从数量上看,对于当今一所师范类院校的音乐系而言,恐怕将被视为一个“天文数字”。而即使与当今在规模上比其大10倍、20倍,条件比其好100倍的单一学科类音乐院校相比,这个数字也极为可观的。

其次,是通过人才质量和作品成果体现出的鲁艺辉煌。孔夫子办学,史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成才率为2.4%。而延安鲁艺的成才率(按前文所估数字测算)则超过这个比率的10倍之多。然而,也还可以同现代的艺术类院校做比对。一所音乐院校的某个系或艺术类院校的音乐系,7年间能培养出多少国家级一流人才来呢?再就其创作成果而论:《黄河大合唱》乃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交响乐名篇。《白毛女》乃中国音乐史上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歌剧作品,且开创了现代“民族声乐”表演艺术之先河,堪称中国“民族歌剧”之典范。而其科研成果的质量,似鲜为知人,在此可稍加说明。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41年),其学术成就已达到并超越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对此,当代著名音乐学家高厚永先生曾做过如下评价:“吕骥同志三几年在研究民族音乐方面所认识的,已经超过西洋。这点国内的人还不晓得。因为45年在《民间音乐论文集》里,他就提到中国音乐有八项音乐体系,另外提了六项研究民间音乐的方式,那六项方式也就是现在国外研究民族音乐的方式。这也就是说,中国在三四十年前,在研究民族音乐方面,从实践到认识,已有一定高度”[6]。

三、鲁艺精神

鲁艺是一所“高水平、有特色”能够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艺术名校,是一所具有“培养人才、传承文化、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之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合乎现代高校办学理念的大学,是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我们的回答是“鲁艺精神”。

关于鲁艺精神,我们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即求真务实;或曰:实事求是。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如果将鲁艺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它是一个严密而有序的动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服务链”。理论为创作服务,创作为表演服务,教学为创作、表演服务,创作、表演为大众服务。而大众又为创作、表演、科研“服务”。理论与实践、服务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满足着彼此的需求。各项事业在互相影响、互相支撑的过程中同步发展。这种紧密的衔接关系表明:鲁艺人做事目的性非常强,“有的放矢”,不搭“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不做无用功。务实不务虚,求真不做假。比如,搞研究。鲁艺人写论文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为了“评职称”。“解决问题”是论文写作的本质属性,是其“真相”,而“评职称”则是其非本质属性,是“假象”。“求真”与“做假”,目的不同,操作方法也就不一样。前者认认真真、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后者则可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甚至抄袭剽窃——索性做假做到底。而操作方法不同,则质量、结果也不一样。前者乃真品、正品;后者则为残次品、伪劣品、冒牌货。而如果将这等假货装入音乐系统的机器中——特别是关键环节、关键部位,就会使之“断链”,就会破坏“机器”的正常运转,甚至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这在战争年代、战争环境中做人、做事、用人、用物都属大忌。因为子弹不长眼睛,任何虚假之举都会被战争的子弹所击毁。错用“马谡”,必有“街亭失守”之危。而正是因为鲁艺音乐系统之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各个部件都为“正品”且处于健康状态,并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且达到其最佳值,所以才有这一架“机器”的高效运转而创造奇迹。

因此我们说,“鲁艺精神”就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奋不顾身的精神,一丝不苟的精神,埋头苦干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可贵的是:这种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思想方法,行为准则,在鲁艺不止是某个人的“精神”,而且是一种群体“精神”,是一种社会风尚,是一种文化氛围。这正是鲁艺人能够工作有实效、办学出人才、创作出精品、科研有成果、事业创奇迹的内在原因。

四、鲁艺作风

如果将“求真务实”的精神细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操作方法,则可用毛泽东主席为之题写的“紧张、严肃、刻苦、虚心”之八字校训来阐发。

“紧张”——鲁艺人的工作状态紧锣密鼓,一环紧扣一环。而不像现在大学校园中的某些师生那么悠闲。这一点,只要读几篇鲁艺人写的“回忆录”或为鲁艺人写的“传记”便可知晓。如冼星海曾在《到了新天地》一文中写道:“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和晚饭二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严肃”,做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艺术、对学术精益求精。以吕骥先生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之修改过程为例,其严谨精神,可见诸一斑。这篇文章初稿形成于1941年,定稿版本问世于2004年。其间,发表过20多次,几乎每次发表都有所修改,最后一次修改是在上世纪末,时先生已进入耄耋之年[7]。也就是说一篇约7000字的论文,作者竟陆陆续续地修改了半个多世纪。

“刻苦”——鲁艺人刻苦学习艺术、刻苦钻研学术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笔者曾在《古元纪念文集》中看过一段记述著名版画家古元先生(鲁艺第三期学员)当年学习生活状况的文字:“劳动(指延安大生产)回来,他就坐在窑洞门口木刻。床头上摆满了梨木板。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多言,默默地探索着,他的审美追求很高。他的成功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8];“虚心”——就是不自满、不自大,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勇于不耻下问,不断地充实自己。安波先生曾在《秦腔音乐》后记中叙述过他向民间艺人学习秦腔音乐的经历。其中就包含了非常突出的虚心上进的作风。

总之,如果我们将鲁艺的精神、作风放大,其体现的就不仅仅是延安“鲁艺精神”,而且是延安“共产党精神”。因为,鲁艺是共产党旗帜下的一个子系统,所贯彻、所践行的乃共产党之整体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乃共产党在极其艰难苦困的条件下能够战胜敌人、夺取政权、创造奇迹的三大法宝之一。“鲁艺精神”则是这种整体精神的具体化。计晓华老师研究鲁艺音乐之系列文章,文风质朴,史料详实,考证周密,逻辑严谨,结论合情合理,为鲁艺音乐、学习“鲁艺精神”做了很好的诠释,且彰显着“鲁艺传人”之“鲁艺精神”与风范。

[1]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的合唱作品研究[J].乐府新声,2007(4).

[2]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歌剧研究,2007(3).

[3]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的创作与启示[J].乐府新声,2012(4).

[4]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J].乐府新声,2008(1).

[5]该书完成于1945年9月15日,出版于1950年。

[6]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7]徐天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版本考[J].中国音乐,2010 (1).

[8]古元(1919~1996),延安木刻代表性画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被徐悲鸿誉为中国新兴版画界“一巨星”、“中国艺术界——卓绝之天才”。

【责任编辑 曹 萌】

J811

A

1674-5450(2014)03-0168-03

2014-01-19

王学仲,男,河北唐山人,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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