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郭忠义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一、理性的演变

自从古希腊哲学最先以自觉的方式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后，人类理性不断得到重视与张扬。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理性的内涵是有差异的。随着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大变革、大发展，理性的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

（一）传统理性的确立

毫无疑问，古希腊哲学是传统理性的典范，在人类思想史上最先以自觉的方式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米利都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理性精神的开始；赫拉克利特在不断变化的现象世界中，找到了永恒不变的“逻各斯”；苏格拉底的格言“理性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充分体现了崇高的传统理性精神；柏拉图则构建起了整个世界本体的“理念”王国；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则将传统理性推向了高潮。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在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层面上，确立起了作为万物内在结构和根据的传统理性。从古希腊哲学家的基本思想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朴素的理性思想，即力图超越感性世界，通过心灵的思辨去把握理性概念，从而追求一种普遍共性、普遍原则和精神。在他们的思想中，理性既处于万物的“逻各斯”中，又处于心灵的“奴斯”中，是浑然一体的。因此，传统理性中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内在统一的，其思想中体现着对价值的追求，一种人之为人的内在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基础。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因而可以用理性来把握人同事物的关系，把握世界的本质。古希腊传统理性中对理性的高度张扬，既支撑了古希腊的灿烂古代文明，也为中世纪之后的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确立奠定了理性基础。

（二）现代理性的形成

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中，理性成了神学的奴婢。到文艺复兴，理性又重新释放出了夺目的光辉。通过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出世”转到了“入世”的思考方式。在启蒙运动中，理性代替了上帝，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推动着现代理性的形成和确立。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所导致的工业革命的出现，在政治领域出现的政治革命，都是现代理性的形成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社会背景。可以说，现代理性发端于中世纪的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实验科学共同汇成了现代理性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为人类的知识开辟了一条理性的道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人的理性作为一切判断的准绳；卢梭的“人生而平等”在政治领域体现了人的理性主体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将人的思辨理性发挥到了极至。因此，现代理性以抽象性、先验性和强调人的个体化为基本内涵，将理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工具性的、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同一性的确证。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使技术占领了现代人的生活，也使现代理性更加体现为知识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这种包含着绝对意识内核的现代理性，将理性的手段转变为判断行为成功与否的标准，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这就形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伴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普遍发展带来的普遍异化，导致了后现代思想的产生。

（三）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反思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以改造自然、满足人类需要为宗旨的科学技术虽然极大程度的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但人也逐渐被技术所控制和奴役。同时人的生存目的、社会责任、人类整体与个体的命运问题也逐渐显现。于是，面对这一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哲学家们开始了对现代理性的全面反思。19世纪末尼采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成为了理性批判的先导性口号，而20世纪则是一个对现代理性进行全面批判和反思的时代。如韦伯从人们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强调看到了价值理性的缺失；生命哲学家齐美尔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物化现象；胡塞尔从文化分析和“生活世界”的角度对欧洲科学危机进行了论述；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现代人的精神疾患看作是普遍理性支配的结果；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历史哲学家从历史文化角度对西方文化危机作出了深刻的剖析；20世纪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运动直面技术异化世界中人的理性困境；20世纪下半叶，德里达从语言学入手的解构主义对传统和现代理性中的逻辑中心主义的消解；利奥塔将对本体论的批判转化为对知识的合法性的质疑，以此实现对元话语的放逐；福柯通过用身体和艺术来对知识权力进行对抗，实现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等。这些思想使人们从传统理性和现代理性的理性至上思维中跳出，意识到理性不再片面的表征人的本质力量，而是转变成可以束缚、奴役人的技术恶魔，人从自然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奴隶。官僚化、科技化、效率化的社会整体，使人的自由表面化，而实质上从社会到个人、从生产到生活都受到无形的异己文化的摆布。

从理性的演变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是一种时代性的、历史的，动态的文化符号。每一种理性都体现着相应时代的生活世界中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中寻求着理性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有限性与无限性。这对于我们从民族性、时代性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理性转变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

二、中国理性转变中的内外冲击

中国的理性演变方式同西方来自于社会体制和文明形态自身的主动性、自发性的演变方式不同。开始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是由于受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不得不被迫了解西方先进文化。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又遭遇了西方的后现代思潮，这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前反思现代化。在外源性的理性演变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了一种保守的特质。这种内外的冲突造成了中国理性演变中特有的民族性。

（一）文化保守主义的障碍

19世纪中期，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将国家复兴作为最迫切的任务。但不管是仿造洋枪洋炮洋舰的器物层面的学习，还是辛亥革命对清王朝的颠覆，中国的改革都是在西方步步进逼的形势下为应付危机而仓促进行的小修小补。国人很快意识到，这种自上而下的非结构性改革的保守的现代化运动不足以使中国强大。中国需要的，是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达成协调或适应的关系，从整体上推进理性精神的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会导致中国社会总体上的嬗变。代表文化保守主义的梁漱溟，在当时就深刻地指出，中国虽然在技术层面上引进了西方的铁路、火炮，在政治制度上引进了西方的立宪制，但却十几年仍未使中国真正强盛。原因就在于没有意识到这些技术、政治制度的来源在于西方的根本文化。梁启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竭力主张民权思想、自由意识、平等观念、进取冒险等新的理性精神来改造和补充中国传统理性精神，塑造新民。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科学的、民主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但五四运动却是一场并未完成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既有来自于恶劣的国际环境的外在原因，也有来自于中国深层次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原因。

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这些紧迫的任务，使对理性文化转变的思考让位于如何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样，五四时期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思考，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国家拯救中被迫中断。

另外，中国在抵御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既恐惧又渴望，既保守又思变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无法使中国从根本上接受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而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引进西方的工业和技术乃至商品经济。“五四”以来的儒学批判思潮一直受到新儒学即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批判。中国传统理性中的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根基在自保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得以延续。

这种保守的理性精神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包括文化与理性精神的变革，但不是首先发端于文化与思想领域。80年代提到现代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农村和工厂的改革与现代商品和技术的引进。当单纯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上的改革受阻时，人们则开始关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而当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运行过程中，人的素质和生存样式问题显现时，人们才开始重新思考制度背后的深层文化基础。

（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与中国转型的步伐，但中国的转型和现代化却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西方的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科技理性为他们带来的便利，不再相信确定性的理性会将人类引向至善的目的。相反，由于面临着工业进步对生态文明的破坏、机器的应用导致的人的异化、人自身价值的缺失等问题，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涌现，以物质文明、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人的冲突和分裂为理由，批判现代文明、否定现代生存方式。因此，当中国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时，它所面对的现代性已经不是确定不移的价值符号，而是一个开始显露弊端，需要自我反省和重新建构的价值体系了。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在自身理性演化过程中必然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消极后果的敏感认识，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的一些弊端，开始接纳并认可了后现代精神。过分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所带来的普遍物化和人的异化等负面效应，进而希望中国能超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迈入后现代社会。

当前，伴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社会的文化精神领域和理论形态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从人们的生活样式和生存方式上来说，真正附合当代社会的理性还没有确立起来，时代呼唤着一种体现中国时代性、民族性的当代理性。

三、中国的当代理性建构

（一）建构中国当代理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实际上取决于人们设定什么样的制度。而制度的设定，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观念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制度的设定，当中包含的观念变革即从国家、阶级思维转向关注人自然需求的满足，由政治中心、革命至上、教条主义的观念转向了经济中心、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的观念。观念的变革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在当代中国，构建一种新的理性精神，是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理论品质和内在价值的需要。

中国当代理性的构建是一个时代性、民族性的话题。我们既不应该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解构主体”，消解现代化文明精神；也不能用中国传统文化来重构中国，回到原生态的平面文化。

在中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社会生活和现代理性的关系，同西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虽然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弊端分析，以及由于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和冲突，造成的普遍物化和人的异化等负面作用的揭示，可能会有助于中国社会减少或消除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过分发达所带来的技术世界的普遍异化及人与自然的分裂。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过分地张扬技术理性的负面效应，过分的对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进行批判和拒斥，无疑会干扰或延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知识就是力量”在中国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接受的，甚至有些偏远的地方至今也没有完全接受并践行这一口号。而在西方，却早已走过了这一时期，而体会到了“知识就是权力”所带来的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中国的“科教兴国”刚刚展开了不过几十年，和西方科学技术理性充分发展之后的对技术的恐惧和排斥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另外，中国的契约、法制精神还没有成为一种内化的文化自觉，而西方面对社会的过度竞争，开始提倡用东方式的心灵解压缓解理性危机。因此，我们盲目地套用，人云亦云地附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是有害的，只能断送了中国现代化的前程。

同时，一些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人，试图通过传统文化中通过直观方式体悟到的“天人合一”思想，去解决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面临的人与自然分裂、人与人异化的困境。实际上是无法与后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基于人和自然分化之后形成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文化精神同日而语的。来自于传统文化精神中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是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它同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和建构的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所要求的自由自觉的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格格不入。

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构建一种什么样的符合时代需要的当代理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以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科技革命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化并非简单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型，因而，它既包含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也包含人自身的现代化。当代理性的建立需要具有理性精神的、创造性的主体个人同社会总体现代化同步发展，否则社会物质发展就会失掉平衡，走向极端。随着中国社会运行转入正常的轨道，由政治中心、革命至上、教条主义的观念转向了经济中心、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的观念，这为科学和理性的正常发挥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历史空间。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人的主体自我意识逐渐生成，在经济层面上逐渐营生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并在经济要求之外表露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化的生存方式，这为一种自我的尊严、人的自由、自律和主体性的人之主题创造了条件。人的数字化生存、消费的文化理念引导、经济决策的理性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与公开化，个人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法制化等，都透露出某些理性的、科学的、契约的、主体性的文化精神内涵，成为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民主、法制、契约等文化精神的生成奠定基础。

（二）中国当代理性建构模式探讨

我们目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人与自然的过分的分化与分裂，而是人与自然相对不分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发达状态。我们应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科学理性的挑战中，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合理分析中，进行现代理性的自我反省，重新建构出符合时代、民族需要的当代理性。

1.科学理性、资本理性、人本理性是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理性精神。科学理性强调一种确定性、实证性。科学技术研究需要独立完备、系统的自然科学探究理论体系，排斥直观的、原始的、经验性的猜想。中国的传统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伦理知识偷换了自然世界的知识，以伦理的道德功用替换了科学技术之真。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人将片断零散的科学知识混杂在大量的玄学幻想和荒诞迷信之中。如果现阶段我们效仿后现代过分的对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进行批判和拒斥，就难免会退回到传统理性的思维路径中，而使现代化进程倒退。中国传统理性重视整体性、不确定性、朴素性，这与工业化所要求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统一性的现代理性相悖。平面直观的“天人合一”与经过了逐步踏实稳妥得到的人与自然相统一是不同的。现阶段，我们应需培养民众的科学意识，使科学理性精神根植于民族意识的深处。这样才能够实现马克思所说的，通过科学和技术使社会个人得到发展，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从而使现代生存方式趋向于真善美的终极目标。

资本理性是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成本收益计算。资本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总是有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需要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在有关资本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资本的历史地位，指出没有一种生产方式能在经济上达到资本这样的规模和效应。整个现代社会在资本的调动下发展起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1]“资本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2]406资本通过对剩余价值的量的不断超越，促进了现代工厂制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2]593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马克思认为资本理性体现了一种现代性，资本积累是工业化的前提，资本体系造就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结构安排。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资本已经进入到社会的价值体系当中。而要使资本理性通过资本逻辑体现出更大的价值，则要确立现代资本产生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基础，建立完整的法律法规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同时强化市场主体力量，使资本自然而然的发展。增强现代资本的自发性、自主性和自治性。

人本理性是从人本身出发来研究人的合理生存、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论。不管是西方古希腊的传统理性还是崇尚科学的现代理性，包括马克思的对人本质的论述，都注重人的理性本质规定。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人本理性是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而不是象之前的人本理性只强调普遍抽象的人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揭露人的真正本质”[3]，这也就确立了马克思的学说是在人的社会存在中寻找人类世界的“最高本质”，而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自身。马克思立足于当下社会，揭露和批判社会中“非人的”“蔑视人的”扼杀人的自由和创造精神的不合理的社会存在。马克思虽然以社会化了的人为立足点，但其依然以人的最高本质为真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为宗旨，追求人的合理生存和自由解放。这种思想是以社会化了的人类为对象的人本理性主义哲学。我们目前的当代理性构建应大力强调这种人本理性精神。在时代具体的、历史的发展中，增强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参与意识。在自由信念的指引下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及自身的能力。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在建构当代理性的同时，应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理性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事物。韦伯曾经冷静地指出了工具理性是现代理性的鲜明特征，是产生危机的根源。西方现代性的结果是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价值理性相对黯淡。从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二元对立的。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应是共同起作用的，就象历史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张力中前行一样。现代社会的形成以及发展，如果没有价值理性，即出于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出于责任感、忠诚和荣誉等方面的目的，工具理性也是无从实现的。如果没有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就不可能有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缺乏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是很难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所以，当代理性应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理性。一方面，在实现工具理性的目的化过程中自然的应包括伦理、道德、审美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价值理性的实现也离不开工具理性的应用。

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曾经指出，古代人在选择所有制的形式时，并不像现代人一样询问哪种所有制最有生产效能，创造最大财富，而是询问哪种所有制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正是由于将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不是像现代人将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将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所以马克思认为，从这一点上来说“古代人比现代人的观点显得崇高得多”[2]279。因此，传统理性以人本身为目的的精神内涵不仅支撑着现代的技术理性，而且也为现代理性向更高的阶段，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当代理性提供着前提基础。因此，马克思反问：“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不就是人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2]479-480

我们不应再把理性和技术简单视为肯定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完全积极的力量，而应当用包含着对人的存在的形而上的和终极的关怀的价值理性、艺术理性和批判理性来补充传统的科学理性，认知理性和技术理性。传统理性中的“理性至善”思想在现代理性中体现为“科学至上”。他们的内在统一性在于都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这种统一性使传统理性和现代理性向当代理性的转化成为了可能。并且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不是被自身的异己力量所统治，而是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新人自身，从而达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升华的当代理性。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9-29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责任编辑 赵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