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丽

(1.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205)

有机杂合，和谐共生
——全球化背景下古诗英译的生态翻译取向*

段 丽1,2

(1.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205)

从生态视角来看，翻译就是要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和谐生态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古诗英译的生态翻译取向，从求异与杂合两种译介途径进行论证。求异就是强调译文在可理解性基础上最大限度保留原文异质性，使译文读者在体验差异性的同时体味原诗的艺术魅力，丰富译语文化；杂合乃一方面尽可能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汉语句法结构，另一方面巧妙地将古诗表达形式与译语表达形式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译语，以便更好地再现原诗的意蕴和意境，传达原诗的文化精髓。

古诗英译；求异；杂合；生态翻译取向

一 引 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人类文化的变革和重构，各民族文化区域资源将不断突破国界，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的第一条明确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http://wenku.baidu.com/view/478a1e6fb84ae45c3b358c9b.html因此，只有消除全球化中的西方话语一元主宰局面,建立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才能维系世界文化生态平衡。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则肩负着在全球意识背景下维护并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重任，必须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能动性阐释和传递。从事翻译研究也应超越语言的界限, 从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的高度思考翻译的精神和使命。目前中国文化尚处于世界文化多元体系的边缘，理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整体文化建构，既要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的胸襟积极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营养，又要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及精神财富贡献给世界文化生态。中国古典诗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品格和智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把中国古诗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传达出去，使之成为世界共同财富?这是古诗翻译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提出古诗英译的生态翻译取向，即通过杂合显异的译介途径，使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译语文化和谐共生，从而使世界文化生态圈保持繁荣昌盛。

二 生态翻译学对古诗英译的启示

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近年来，“生态”一词被不断用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转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

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就是多样化和异质化的生物体在同一个生态环境中的和谐并存关系，即有机体之间的紧密联合，这种联合往往对每个有机体都是有益的。生物学意义上多样性是指生命形态的丰富程度。当其中某个物种过于强大时，就会吞噬其他物种，致使其他物种数量减少甚至灭绝，从而破坏生物多样性。同样，就世界文化生态而言，作为有机体的各民族文化在整体文化生态场内应该以平等互融、共生共荣的方式和谐并存。如果某种或某些民族意识过强，就可能形成恶性膨胀的文化霸权意识，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改造或者归化，从而损害文化多样性，导致整个世界整体文化生态环境失衡。因此，对任何文化的狂热追求都将成为破坏文化生态、造成世界文化生态灾难的根源。

民族文化既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又必须依赖整体生态资源得以生存和发展，在与其他文化比较与互释的基础上凸现自身价值。正如任何低级生物体的出现或消亡都可能会带来整个生物链的重组或断裂，任何貌似弱小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因此，必须以健全的心态对待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解构霸权文化的权威性和普适性，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从而建构丰富多彩的和谐文化生态环境。翻译就是要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互认、互补，使人类文化处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带来的生态问题不仅涉及自然生态，而且涉及语言的生态。要想保持生态平衡，就有必要引入生态翻译这一概念。”[1]生态翻译就是“一种翻译实践，该实践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2](P167)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就是要促进语言和文化地位的平等，保持文化交流的平衡。肇始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一种生态学途径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3]其基础理论中提出的“译有所为”，以及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之下的“三维”转换翻译方法，[4]对中国古诗英语译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译者从事翻译有其特定的主观动因，作为由原作文本到译作文本的重构者的译者,他们所持据的文化理念及译介宗旨直接影响译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中国古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译者在英译中如果一味地就范于英语的表达方式, 就会产生文化归化，使原有的中国文化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发生扭曲，淡化原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人文思想色彩。如加布里埃尔·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所言，“如果没有对另一文化的全面了解，要进行阅读就必需对异域文化他者进行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使之进入自己的言说方式。”[5](P11)因此，从文化维来说，译者必须在承认和肯定不同民族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利哈乔夫的《文化权利宣言》指出“国家负有保存文化价值和文化本身的责任”[6](P478)。承认并尊重差异是保证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良性交往的必要条件。生态翻译学就是强调用整体、和谐、平衡和相互联系的观点来认识翻译问题。就古诗英译而言，就是要强调对差异性和多元文化的尊重，关注中英两种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和谐与共生，以维护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下文拟从求异与杂合两方面对生态翻译观进行阐释。

三 古诗英译的求异原则

不同文化之间由于语言结构、文化源流以及思维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文学翻译，如何在跨越文化异质性的同时，充分展示文化相异性，并且表现出兼容并收的文化创造性，这是文学翻译是否能扩展成为文化翻译的关键。”[7](P115)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有责任展现而非遮掩不同的客观存在。从生态翻译视角来看，翻译就是要通过传达文化差异性，促进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识。中国古诗英译的求异原则就是强调译文在可理解性基础上最大限度保留原文语言文化异质性，使译文读者在体验差异性的同时体味原诗的艺术魅力，丰富译语文化。

“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个人和民族能够表达并同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http://www.chinaculture.org/static/files/pact_to_protect_diversity.pdf。语言是表现思想内容和传递文化内涵的载体,句式结构是文化内涵的直接体现。中西诗歌无论在语言文字表达、诗行布局形式,还是诗意的凸现方式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求异就是力求保持原汁原味,将原作信息移至译文中，包括不同的表述语言、表现形式和表达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汉文化情感表达方式的独特性, 激发读者的新奇想象, 使其自觉感受原诗的意境,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实现文化精神的传输。

语言上的差异，如句法结构与修辞方面的差异，彰显了文化的特异性，而文化多元性的创造是以文化的特殊性为基础。因此，“翻译必须依赖与译入语文化不同的规范和资源”，[8](P28)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影响目的语文化。例如,“中国古典诗中语法的灵活性——不确切定位、关系疑决性、词性模糊和多元功能”，便于读者解读时在物象和物象之间“自由浮动的空间”中进行“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9]中国古诗这种语法关系的弱化特性，若移植到英语诗歌里,对英语诗歌偏重语法逻辑的传统就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策略以及对于美国现代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译著《神州集》中，庞德大胆摆脱英语固有的表达习惯和语法结构，有意识模仿中国古典诗歌文法模式和修辞艺术，有时甚至直接照搬源语形式，从中国诗歌中引进本土文化缺少和需要的东西。例如，他将李白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直译为:“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 Raise c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 这种“直搬中国句法”[10](P256)的译诗虽然从某种程度上给译入语读者造成一时的理解困惑，然而，他引进的陌生化的句法形式给英诗创作吹进了一股改革的清风。

语句形式和意象组合方式所透出的气息,是构成作品意义的有机成分，体现不同文化类型和精神取向对客观事物不同的观感态度。汉诗的意象是“在一种互立并存的空间关系之下,形成一种气氛,一种环境,一种只唤起某种感受但不将之说明的境界”[11]，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物方式。如果原诗这种异质特征在翻译中得以保存，西方读者就能更好领略到中华文化特有的诗情画意。通过研究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笔记,庞德深谙中国古诗通过意象并置直接体现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奇妙手法，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翻译实践，在《神州集》中,大量使用意象并置的手法,如把“荒城空大漠”(李白《古风》其十四)译成“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将“惊沙乱海日”(李白《古风》其六)的诗句译为“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很明显,庞德正是刻意打破西方严格的语法规范, 拒绝使用任何连词来表明诗句中各个意象之间的关系,采用中国古诗中意象并置的手法,让诗中每一个词都创造出鲜明的意象,凸显出真实事物的瞬间表现。虽然由于理解上的偏误，对于他的译文尚存争议，然而，他通过意象并置所构造的画面和意境却很是传神。尤其可贵的是，由于庞德的大力提倡,意象并置的技巧逐渐被西方诗人在创作中加以承袭。《神州集》也因此成为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大大地推动了意象派诗歌在西方的发展。庞德实际上是通过翻译，有目的、有选择性地吸取中国古诗中的精髓，为美国诗坛注入清新异样的元素，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

语言体现了文化传递性，在古诗英译中尽可能采用保持原文差异性的做法，有助于打破汉英两种文化之间交流不平等的态势，摆脱英语文化审美观、价值观对汉英翻译的制约，使中华民族文化精华更好更真实地呈现于人类文化之林。

四 古诗英译的杂合策略

“杂合”(hybrid)这一概念最初用于生物学领域,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12](P523)后来也逐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学科使用。在文学理论界，巴赫金在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杂合化(hybridization)问题时，把“杂合化”界定为“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他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13](P358)而在美国翻译理论家罗宾逊看来，“杂合化”(hybridization)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14](P118)翻译活动同时受两种文化的制约，面对两种迥异的语言规范、文化背景和叙述模式时,无论译者如何努力,其译文往往出现两种语言文化的“杂合”现象。沙夫娜(Christina Schäffner)和阿黛柏(Beverly Adab)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体”。[15](P325)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翻译是个“杂合的语言与文化认同过程(hybrid identification)”或 “不同文化的混合过程(mixing)”，而不是 “离散文化的整体交换(an interchange between discrete wholes)。”[16](P69)韩子满把杂合的概念引入到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在充分借鉴翻译界及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英语文学汉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从多方面证明译文杂合的普遍性。[17](P204)

近年来, “大多数后殖民写作对后殖民文化的杂合性表示关注,并把这种杂合性看作是一种优点而不是弱点”[18](P183)。文努蒂认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19](P178)。换言之，翻译是一种文化间性(in-betweenness)的行为，这种间性不是简单的将两种文化或语言相加，而是在杂合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化形式[20]。孙会军等认为，“处于‘杂合’状态的语言文化汇合了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经过吸收与融合过程后,常会获得一些本不曾具有的优点,实现对原来文化的优化与超越”[21]。以庞德的翻译为例，《神州集》翻译之所以被西方文化接纳并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使用意象并置的异质手法外，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杂合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庞德一方面尽可能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汉语句法结构，另一方面，又巧妙地采取适当的杂合策略，以便更好地再现原诗的意蕴和意境，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文化精髓。我们不妨以李白《送友人》的译文为例看看其杂合策略的运用。

原文：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庞德译文：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

Here we must make separation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ting.

在译文第一、二行中，庞德既发挥了英语介词和分词短语的优势，又摆脱英语句法结构的羁绊，将“青山(blue mountains)” “白水(white river)” 两个意象并置突出；第三、四行添加了主语“we”，强调动作主体，拉近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接下来两句又模仿汉语诗歌的句法特点, 省去冠词、动词及连接词，让活生生的意象并列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最后两句根据英语句法要求，借助代词“who”“our”“we”和连接词“as”，将人物时空关系交代清楚，避免英语读者产生理解困惑。可以说，整首译诗通过杂合处理，突破成规,标新立异，既直接传译出原诗的意象，又很好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正是因为庞德的良苦用心，《神州集》所译介的中国古典诗歌才能为众多的英语读者所接受。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林语堂先生可谓是另一位值得称道的“文化使者”。在对外“输出”中国文化时，林语堂先生“两脚踏中西文化”，将中华文化表达形式与译语表达形式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译语，从而提高了中华文化的生机与力量。他的译介策略，开创了中西杂合互补的成功范例。且看他对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翻译，原诗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林语堂译为：

The light of water sparkles on a sunny day,

And misty mountains lend excitement to the rain.

I like to compare the West Lake to “Miss West”,

Pretty in a gay dress, and pretty in simple again.

原诗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前两句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和雨天的山色，给人一种自然的美感。后两句用一个奇妙而又贴切的比喻，拿西施来比西湖，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译诗具有明显的杂合痕迹，既保留了中国诗歌的结构,又采用了英语句式，节奏基本上是抑扬格五音步，尾韵为aaba,读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很好体现了原诗的形式美和音韵美，从意蕴上讲，译文尽量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尤其是对于中国“西子”这一文化意象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在直译“West”的基础上加上一个“Miss”,既传达出原诗意象，又填补了译文语境的文化空缺，让西方读者对这个中国古典美人增添了几分熟悉和亲近感，从而产生更进一步“认识”的好奇。于是，这位戴上了“Miss”帽子的“异质”的东方小姐便自然而然地从审美层面进入到西方人文思想建构中，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功能。如果简单地将“西子”直接音译为“Xi Zi”，译文读者将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化涵义，即使用注释来弥补，也会减少阅读的快感，毕竟诗歌不是文化读本。这正如孙艺风所说，“如果翻译愿意做到表述充分，使他者性显现于目的文本中，那么自我和他者的混合将在重写文化政治交流的活动中，以更嬉戏式、更富创造性的形式相互对位。”[22]这种杂合的策略有助于中国文化借英语的“外壳”进入他乡，与译文读者直接接触，随着英美人士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增多, 他们的文化心态将变得更加宽容和开放, 更加正视并吸收中华文化的异质因素以便丰富自己的文化，而目的语读者视野的变化又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在异国文化交流中的深入。从生态翻译视角看，借助于杂合的力量，可以保持语言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促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有助于改变文化失衡状况。

五 结 语

多元性发展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角度来看, 翻译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共生与融合。翻译使中外文化的衔接与交流出现优势与活力。然而，中国文化在汉译英中的传播一直面临着顺应目的语文化的严峻挑战。我们提倡生态翻译取向就是要从传承与建设中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汉译英问题，通过张扬共生性和多样性来否定强势文化单一的文化取向和狭隘的民族意识，扭转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通过古典诗歌的对外译介，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向世界播撒，使世界整体文化结构更趋多样化、立体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民族文化自身特质得以保持、发展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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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Hybridization,HarmoniousCoexistence——AnEco-translatologicalApproachtoEnglishTranslationofChineseClassicalPoetryin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

DUAN L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2.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China)

In the ecological view, translation carries with it the mission of upholding diversity and multiplicity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al ecolog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co-translatological approach t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t elaborates this approach from hybridization and highlighting difference. Highlighting difference emphasizes the translation's original heterogeneity on the basis of maximum understandability so as to make the reader experience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original poetry and the heterogeneity and enrich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Hybridization tries to retain the image of the original poem with the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while skillfully mixing classical poetry expression form with the target language expression. Using a new language form, hybridization preferably reproduc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poem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conveys the original cultural essence of the poem.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hybridization; highlighting difference; eco-translatological approach

2013-04-18

段 丽(1974-),女，湖南隆回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

H315.9

A

1008—1763(2014)01—01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