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睿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 “论诗及辞”的含义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将诗话分为“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两类：“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曰：“章氏分论诗及事及辞二端……论诗以及事者，即就诗之内容以推究之；论诗以及辞者，又不外就诗形式以品评之耳。”所谓“论诗及事”就是诗话中记叙的有关诗事部分，“论诗及辞”就是诗话中有关诗歌评论的部分。“论诗及辞”之体晚于“论诗及事”之体。郭绍虞说：“北宋诗话，还可以说是‘以资闲谈’为主，但至末期，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已有偏重理论的倾向。到了南宋这种倾向尤为明显。”[1]自北宋中后期江西诗派突起，围绕其诗歌创作宋代一些诗话家在著作中加重了议论及评论的分量,“论诗及辞”之体开始萌芽。与《石林诗话》同时而稍早的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就明显表现出萌芽特征。《诗话》共70则，涉及议论评论的约30多则，魏泰大体形成了诗歌创作的基本思想。

二 《临汉隐居诗话》“论诗及辞”的理论构成

《诗话》围绕审美标准“余味”，在诗歌创作动机与创作方式上提出观点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可以视为“论诗及辞”之体的萌芽之作。

1.重视“才情”，反对“苦吟”的创作动机论。

创作动机是指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作活动的内在动力。《诗话》通过赞王珪反贾岛孟郊，表明重“才情”反“苦吟”的创作观。首先是对“苦吟”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