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暗夜行路》中志贺直哉的自然观

2014-03-31李芸德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李芸德

（四川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自贡 643000）

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东西方文明交替时期。他的小说短篇居多，语言简洁明快，文体凝练，被称为“小说之神”。《暗夜行路》作为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时隔16年完成，是志贺文学的集大成。该小说的主人公时任谦作，作为志贺直哉的分身，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心路历程，即反映了志贺直哉从“战斗的人”到“和解的人”的转换过程。受东西方思想影响的志贺直哉将这思想变化过程表现为从“对立”转向“调和”的自然观。本文将通过《暗夜行路》的具体内容来分析志贺直哉的自然观。

一、“对立”向“调和”转变的自然观

《暗夜行路》根据内容可分为前篇和后篇。前篇讲述了背负着自己是祖父与母亲私生子秘密的时任谦作在遭遇了母亲的过世，亲人的疏远，爱子的求婚失败等一系列事件打击之后，选择离家出走，去尾道旅行，过着放荡颓废的生活。后篇讲述了他来到京都之后，在接触了古都、古寺、古艺术后，渐渐状态恢复，并与直子结婚，过着安静和谐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心情刚刚平复的谦作因孩子的夭折、妻子的失贞，内心再受打击，然后选择逃入伯稽大山。最终他在心境得到大自然的净化，达到调和后，原谅了妻子。

前篇在对旅途生活的描述中，表现出了谦作“对立的自然观”。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对飞机的肯定和对象头山的联想。首先，《暗夜行路》前篇的第一章第九节中，谦作在日记中写到：“人类的命运一定不会跟地球的命运共灭亡。不知道其他动物怎么样。但是，只有人类会对大自然给他的命运进行反抗。对于男人的事业来说，在本能的欲望中一定存在着这种盲目的意志。人的意志是承认人类的灭亡。但是，这种盲目的意志在实质上一点也不认同人类会灭亡的事实。”接着，谦作记述了当年亲眼看到日本飞机首飞演习时，认为飞机无比美丽，内心那种无法抑制的激动之情。这里谦作之所以提及飞机，是因为飞机作为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之一，被看做是人类战胜命运、与自然对抗的象征。正是由于站在支持人类意识的立场上，谦作才会在看到飞机后心情无比激动。

其次，人类除了与天空作斗争，在第二章第四节中，还描写了人类与动物斗争的场景。谦作在乘船去赞岐途径象头山时，他联想到大象与人类激烈抗争，而且被人类不断杀戮的场景。在谦作看来，大象这种性情温和的动物，如果不是被人类的挑衅所激怒，是不会与人类为敌的。这时谦作也不知不觉将自己幻想成为了那头大象加入战斗。变身成为大象的他反抗人类社会的破坏，与人类处于敌对关系，并且试图毁灭人类。人类与动物为敌，试图征服自然的思想正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具体体现。对象头山的联想，既反映出谦作性格中好战的一面，也反映出他的“对立自然观”。

但是，在后篇中，谦作对待事物的态度完全转变。比如之前他认为很美好的飞机，现在看来却很丑陋。望着天空飞翔的雄鹰，他甚至觉得“如果人类与地球共灭亡了，也会感到高兴。虽然对佛教不甚了解，但认为涅槃和寂灭为乐充满不可思议的魅力。”引起谦作思想巨大反差原因是谦作“调和自然观”的形成。

谦作的“调和自然观”，在后篇的开头已有初步体现。谦作认为自己来京都之前，一直心绪不宁，以前的生活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但是，现在接触到这片古老的土地、古寺、古艺术后，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心情无比的舒畅。在游览古寺获得内心平静的同时，他与直子也过了一段安静和谐的生活。但是，直子的不贞却导致他的情绪再次不稳。在得知妻子和表兄发生了不伦事件之后，谦作的精神处于“发疯”状态，内心就像“象头山的大象”一样愤怒，因为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便逃入了伯稽大山。

通过伯稽大山的体验，谦作的“调和自然观”才最终形成。进入大山后，他觉得自己终于从“人与人与人与人”关系中摆脱了出来。这里反复强调了“人”，可见谦作对人际交往频繁的都市生活感到极为困扰。这里的心境描写与志贺直哉对去松江之前生活的描述一样。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只想过与山与树与水与鸟与虫，以及和自己的生活。讨厌人与人与人与人与人和自己的生活。”大正三年，志贺直哉远离因“人与人与人与人”交往而感到身心疲惫的都市生活，来到松江生活。在那里，他感到心情平静了下来，开始过与“虫与鸟与鱼与水与草与天空”与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作者，对于人的交往，他也反复提到，同时在对于松江生活的描述，他把自己只希望与大自然交往，不愿与人交往的态度明确的表现了出来。可见作者理想的生活状态是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在感受不到大自然，只能与人交往的都市生活状态下，作者感到压抑和苦闷。

来到伯稽大山，在感受大自然的过程中，他有“一种迄今为止没有的世界在向他展开的喜悦”，感到这些年来萦绕在自己心上的一些事情，终于可以化解了。“与在尾道时自己一个人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同，现在正好处于相反的状态”。这时的谦作内心获得了平静的，也为他之后原谅妻子的不贞形成了铺垫。在谦作得知直子发生不伦的事件时，他虽然明白这不是妻子的过错，妻子是弱者，不应该指责她。谦作很想要原谅妻子，就如同当得知自己祖父与母亲的私生子的事时，他认为此事不能责怪母亲，因为在当时的男权社会，发生这种事情女性是弱者，她们不应被谴责而是要受到同情和保护才对。但是，理智压不住不良情绪的谦作最终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在列车即将行驶的一刹那，将直子推下了列车，险些让直子受伤。这种冲动的行为反映出谦作内心的焦躁。谦作自身也感到如果继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今后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正如《暗夜行路》“后记”中解说的那样，谦作认为他需要克服的是事件本身，对手不是妻子。所以他逃离这个充满人的社会环境，选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大自然对谦作人格的完善和情绪的控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谦作以前也有过融入自然的体验，但是身处伯稽大山，他有种从未有过的陶醉感。在阿弥陀堂，他静静地坐在石阶上仔细观察那只扇动着有力翅膀的蜻蜓，它“直冲向离地面三尺高的地方，然后又在某处转向飞回来。那双翡翠一般的大眼睛，黑黄的条纹，细长的从腰延伸到尾部的线条——一切都是那么美丽。”对蜻蜓的细致观察和对蜻蜓的赞美，使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谦作对大自然的热爱。就如同在《在城崎》中对作者对蜂的观察一样。其中写道在城崎温泉疗养期间，作者每天要么读书写字，要么坐在屋子前面的椅子上望着大山或往来的人，要么去散步。当书写累了的时候，他会坐在椅子上观察着屋顶的木板处的蜂巢。虎皮花纹的大大的肥肥的蜂，从早到晚的在辛勤地采蜜。正好是八角金盘开花的时节，自己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凭栏眺望蜂出出进进的光景。《在城崎》是志贺直哉在大正二年受伤之后，根据自己的真实的经历所写的心境小说。同样是对它们的外貌特征进行了描绘，同样是欣赏它们飞来飞去的光景，可以说志贺直哉的城崎体验和心境延续到了《暗夜行路》后期创作。但是，在《暗夜行路》中，谦作将自己的大山体验描述的更具体，感受也更深。在小说后篇中，谦作认为比起“融入”，用“被吸引”来形容对大自然的感受更准确。在从前的大自然体验中，他在尝到快感的同时会感到不安。这是因为之前在欣赏风景时，他只是被吸引，而没有融入，自身与自然相抵触的意识也存在，所以会产生对立的自然观。

现在的他面对大山，感受到大自然的宽广和自身的渺小，因而情不自禁地被吸引，想融入。在拥有宽广胸怀的大山那里，他感到一切事物都是那么的和谐，似乎一切都可以包容。也正因为如此，当谦作在大山遇到阿竹时，老人每天面对大山安静的望着，谦作在想“他不耐其烦的望着眼前的景色，他到底在思考什么呢。老人就像山中的老树或者说像长了青苔的岩石那样静坐在那。也许他只是考虑树的事或者是岩石的事。”谦作这样想着，同时也羡慕起老人静寂的生活。当得知阿竹的妻子竟然外面有几个情人，而早知此事的阿竹却仍然选择原谅妻子时，谦作内心受到了震撼。同时他也意识到正是由于老者每天面对着大山，面对着花鸟鱼虫，因而拥有了现在的心境，这就如同大自然可以包容万物一样，因为人也如同“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一样是自然意志的产物。”与以往不同，这时的时任谦作仰望着蓝天下展翅高飞的雄鹰，感到人类的结晶的飞机的丑陋，“如果人类与地球共灭亡的话，也会很开心的接受”。身处大山的他现在内心已经完全获得了宁静。正如作者在《闲人妄语》中提及到：在他三十二、三岁时，总会因一些空想而感到莫名的兴奋，又会不知不觉地情绪转入低谷陷入不安焦虑当中。他不堪忍受这样的情绪波动，因而靠欣赏东方的古艺术、接近自然、接近动植物等方式，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渐渐地思想发生了变化，心也开始慢慢地变得平静了。最终谦作由“对立自然观”转成为了“调和自然观”。

二、志贺直哉“调和自然观”形成的原因

（一）受生死观转变的影响

大正二年“山手线”事件的发生是志贺直哉与父亲关系缓和的转折点。在这次事故之前，由于幼时母亲的早逝，自小就与父亲不亲，之后对“足尾矿毒事件”认识的冲突以及恋爱、婚姻方面遭到强烈反对等一系列原因，他们父子关系一直不融洽，所以最终导致志贺直哉选择与父亲完全断绝关系，自立门户。那时的他从未想到有一天会与父亲和解。但经历了车祸后的志贺直哉第一次感受到死神的临近，生命的脆弱。死里逃生的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生命的热爱和珍惜。加之在疗养期间对三种动物死亡的观察，让他对死有了新的体会。蜂的死让他明白了死亡的寂静；老鼠的死让他明白死亡前挣扎的徒劳；蝾螈的死让他明白死亡的偶然性。大正三年，志贺直哉的长女在出生仅56天后就夭折了，这是志贺直哉又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存在。

在经历过幼时丧母、壮年丧子之痛之后，志贺直哉终于可以正视死亡，用平和的心态思索生死。所以在大正六年发表的《在城崎》一文中，他描写到自己在山中散步的时候，经常会考虑受伤的事，思考如果自己没得救，现在应该已躺在这青山的土底下了。而旁边应该是祖父和母亲的尸骸。现在的他有幸生还，虽然回想起来是很危险的事，但是奇怪的是心却平静了下来，自己对死也莫名的有种亲近感。从而可以看出，志贺直哉能够正视死亡，同时他也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因为也许一次偶然的事故，我们就失去了生命。虽然面对死亡不论是动物还是人，都是那么的渺小，无能为力，但是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应该珍惜时光，用平和的形态去看待一切，应该学习大自然包容一切的精神。

当志贺直哉能用平和心态看待生死的时候，他主动和父亲和解。在志贺直哉的私小说《和解》中，顺吉（志贺直哉的分身）说到“这以前的事，那是无可奈何。我对父亲做的那些事，很说不过去的。有的事做得怪我不好。”父亲点了一下头。“不过以往的事都是迫不得已而为的，”以后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事了。至此，父子之间十六年的矛盾终于化解了。最后两人都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正是由于志贺直哉对生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而也选择原谅父亲。这就如同谦作在进入大山之后，受到了大自然的洗礼，心境发生了变化，而最终原谅了直子。夫妻之间关系缓和的催化剂可以说是谦作患急性肠炎。在发病之初，发着高烧的他嘴里不断地叫着直子的名字。跟他同住的人看着谦作的病情，甚至担心他会死去，因而拼命地去寻找医生。在诊治过程中，谦作痛的连眼泪都出来了。但是当他清醒时看到直子后，竟然安慰直子说其实他现在状态很好，医生也说这不用担心，然后握着直子的手脸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平静表情。直子凝视着这样的谦作，心里暗下决心今后不论怎样，她再也不会离开他了，会一直跟随着他。

从两人的和解可以看出，谦作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心境平和，然后以病重为契机，更深刻的感受到直子在内心的重要性，认为要像大自然那样包容，所以才原谅了直子。他对妻子的谅解，更准确地说是对事件本身的接纳。他也完成了自我的超越。这与作者亲近大自然，以车祸和长女的夭折为契机，对生死有了新的认识，最终选择与父亲和解不谋而合。所以，谦作的从自然观从“对立”转向“调和”是受志贺直哉生死观转变的影响。

（二）受宗教思想的影响

志贺直哉出生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自小生活优越，不为生计发愁，专心从事写作，拥有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思想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吸收外来事物。明治维新之后，当西方思想广泛传入日本时，西方的文学理念和基督教思想也无疑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志贺直哉作为白桦派的代表作家，自然也受到泰戈尔、托尔斯泰以及白桦派同人内村鉴三、武者小路实笃等的影响。内村鉴三作为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倡导无教会主义。他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应当出于个人意识，而不是被教会制度所束缚。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运动》一文中指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人类的意识、探讨个人应如何发挥自己的运动”。他强调“不以个人为基础，则将一事无成”。这些思想对志贺直哉个人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由于志贺直哉过分强调自我意识的发展，因而初期表现出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思想，认为人定胜天的西洋思想。所以《暗夜行路》前篇，谦作表现出的是“对立的自然观”。

另一方面，东方思想中的禅宗思想也对志贺直哉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禅宗提倡心性本净。禅宗六祖惠能认为“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提出了“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因而志贺直哉在《暗夜行路》中描写到，当谦作来到大山之后，望着天空中飞翔的老鹰，他却联想到飞机的丑陋。在三四年前，他因为执着于工作所以赞美人类征服海洋和天空的意识。但是现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完全相反的心情。他甚至有点担心人类无限制的欲望可能会导致人类的不幸。谦作与此前完全相反想法的产生即是“顿悟”的表现。现在的他感到“即使与地球一起灭亡，也能欣喜地接受”，因为在登山过程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融入了大自然里，这种感觉给他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对“涅槃”、“寂灭为乐”的境地感到不可思议的魅力。谦作在顿悟之后，欣喜与自然融入一体，对佛教的“涅槃”、“寂灭为乐”产生了兴趣，正是志贺直哉“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小说中，谦作“对立的自然观”向“调和的自然观”的转化使人生从“黑暗”最终走向了“光明”。由此可见，志贺直哉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更大，因而最终形成了“调和的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