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毅

[作者通联：上海市浦东模范中学]

对于单维目标辖制下、以“主知主义”为主导的文学课程内容的批判，在胡根林博士的新著《中小学文学课程导论》中几乎是比较严厉而不遗余力的。他认为“长期以来，语文学科思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线性思维”，“这种单维的文学知识教学，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多元理解力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尽管他承认这种批评或反对本身绝不意味着“反对知识教学”，然而这种前后看似扞格难通的表述直指当前文学课程内容之要津，却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对“主知主义”的清算在另一地方的呈现则显得更为隐蔽而意味深长：一方面，作者肯定“红领巾教学法有其注重师生双边活动的优势”，但在紧随而来的下文中却笔锋陡然一转——“受这种教学方法（指‘红领巾教学法’）影响，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学教学处于一种排除主体参与而强调教师讲解分析的状态中。”一种注重师生双边活动的教学法何以在它的输入国扮演起了某种排除主体参与而强调单向灌输的负面角色呢？究竟是“红领巾教学法”本身内在学理上的矛盾还是输出过程中经历的某种“变质”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部分地超出了胡博士的论域而要追溯到前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去了。这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红领巾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双边活动”是指哪两方面的“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分别成功扮演知识输出者和接受者的“契约性”活动，还是教师和学生交流对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