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文

(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安徽 合肥 230031)

关注出生性别结构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高俊文

(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安徽 合肥 230031)

目前，我国人口领域主要有三大工作任务：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数量分为两个部分：存量和增量。计划生育工作短期内解决的是增量问题，并不能解决存量问题。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当初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5‰左右，恰是中央文件所提出的需要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这就意味着，作为调节人口增量工具的严格的生育政策已经目标达成，正在以单独二孩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目前，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特别是出生性别结构问题尤显突出，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因此，重大项目抓住了人口领域的关键核心问题，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一、对战略研究报告的评价

重大项目是此领域的重量级的科研项目具有很高的学术科研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可靠的政治参考价值和宝贵的借鉴引领价值。以李树茁教授为首席的科学研究团队承担的课题研究总体上气势恢宏、内容丰富，题材重大，主题突出，设计规范；整个研究思路逻辑严谨，观点独特，视野广阔，方法上研究深入，结论可靠。

(一)重大项目成果报告的特征

一是学术性与实际性理性结合。西安交大李树茁教授为领军人物的课题研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组织指导安徽巢湖、陕西等地的出生性别比调查，以及朱楚珠教授领衔的安徽巢湖的相关项目在全国产生了反响。他们对各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形成了系列的学术成果，同时又对实践进行了有效指导。二是前瞻性和现实性的合理衔接。李树茁教授的课题研究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把握，经过缜密的理论推演和实践提炼，系统的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观点、结论和政策建议。三是示范性和推广性的亲和递进。无论课题研究是巢湖的项目，还是对陕西柔性治理模式的探索，都采用了项目示范的方式，提高经验可资推广的价值，并推动在全国形成的“关爱女孩”品牌。四是专业性和广泛性的自然融通。严格来说，性别结构问题是个专业性很强、关注面很窄的问题，如何将之与广泛的社会建设和公共政策进行关联是个技术问题，课题研究演绎了性别失衡的社会风险放大机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五是战略性与战术性的补正。西安交大相关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从战略着眼，从战术着手，利用百村调查和项目试点等基础资料，从微观分析入手，试图描述宏观背景下的性别结构失衡的演变规律，简洁地解决了证据可靠性、逻辑合理性和广泛适用性的关系问题，进而得出可资信赖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六是地域性和国际性的对话。中国的性别结构失衡具有独特的政策和文化背景，将我国各地的性别结构失衡问题与国际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并且把中国的治理经验与国际同行进行分享，为国际社会对我国出生性别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客观了解构建了平等的对话平台，对国家形象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重大项目成果报告的独特优势

一是对同一主题数十年的持续跟踪积累，标本意识强，资料价值高。如果继续坚持研究，随着时间推移，它的价值会更大幅度提高。二是人才培养与学术构建相得益彰。西安交大的人口研究所在研究团队的建设方面做得非常好，建立了研究团队稳定增长机制。这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在社科界难能可贵。三是利用政府、科教和国际交流平台，宣传推介课题成果，创造社会性别平等主旋律。四是利用性别结构独特视角，深入公共政策领域腹地，指导示范，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

二、对人口出生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的基本认识

笔者把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比作感冒现象。感冒不吃药也能好，但是病程长，很可能有并发症；吃药能够缓解，但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安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五普”到“六普”，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从江北蔓延到当时正常的江南,从乡村向城市蔓延，从二孩多孩向一孩蔓延，从信息传播发达地方向信息传播落后地方蔓延。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治理难度大的原因就在于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以下简称“两非”)行为有集团化规模化的特点。流动人口是主要目标人群。安徽的调查发现，常住人口、户籍人口的出生性别结构统计结果就不一样。流动性大，性别异常就加剧；虽然性别选择行为发生在城市，但后果却在农村。随着“两非”行为越来越隐蔽，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下降的幅度要慢于上升的幅度。出生性别异常的后果已经成为我国未来政府面临的艰难课题。

为了描述出生性别结构问题的严重性，在此借用医学概念加以说明——出生性别比异常症候群。即指出生性别比异常这一社会问题所具有的一组基本症候。按照生命过程，一是女胎的消失，二是初生婴儿男女比例失衡，三是适婚女性资源短缺，四是剩男群体的积聚，五是鳏夫的养老困扰。另外，还将伴有一系列并发症状。首先是婚姻模式的改变，隔代婚、跨国婚等将增多。其次是婚姻成本上升，加剧了女性资源的争夺。第三是出生人口素质下降，痴傻婚配生育将增多。第四是个体和群体的社会焦虑加重，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显著。第五是女性地位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女性短缺导致婚姻成本上升，竞争激烈，而男性主体地位强化，会进一步加剧女性短缺。女性的商品化意味浓厚就必然导致其地位下降，这与性别平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第六是社会犯罪增加，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出生性别比异常症候群的发生机理。首先，根本的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包括生育政策干预、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发达等。其次，人的生育行为有数量偏好和性别偏好。在人们多生的情况下，性别偏好可以通过数量偏好来实现；数量偏好受到限制的时候，包括政策限制和主观意愿少生，就会转而求助技术手段满足性别偏好。第三，技术易得性，如B超的使用等。第四，市场的配合，需求空间大，“两非”行为能获暴利且风险小。第五，监管缺位、隐蔽性强等原因，以致不断蔓延，屡禁不止，治理工作收效甚微。

研究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应该关注三条警戒线：5%、10%和15%。当出生性别比在117左右时，当年出生人口有5%的女婴短缺。中国现在一年出生人口1 600多万，当年短缺的女婴就是80多万；当出生性别比是130时，短缺10%的女婴；出生性别比是144时，短缺15%的女婴。这三条警戒线的实践意义在于，第一级是国家现在的的状态，第二级是某些市县的状态，第三级是很多出生性别比异常重点县的状态。这三条线比较直观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三、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方略

(一)消除认识误区

全社会特别是政府高层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可能带来的风险没有形成广泛认识，对后果的严重性、社会风险及破坏烈度、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当前出生性别比异常治理主要有以下措施：宣传教育、打击“两非”、利益导向、孕情管理、实名登记。按照干预度来说，宣传教育的干预性是两颗星，打击“两非”是五颗星，利益导向两颗星，孕情管理三颗星，实名登记是一颗星。所以首要的措施就是高层倡导，统一认识。认识到出生性别比异常将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大隐患，不仅会成为未来政府的艰难课题，还要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它，应将出生性别比异常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集中政府和社会资源来加以补救(为了说明紧急程度用了“补救”而不是“治理”)。

(二)成立机构专项治理

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强化对性别平等的全方位治理，从高层开始关注，设立性别平等专门部委来管理和协调相关政策。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问题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后果更严重，但只有一个处级单位进行管理。因此，我国应首先成立至少司局级以上的机构进行专门管理，推进性别平等，改善性别比失衡现状。其次,成立国务院的专项治理协调机构，要整合各方面资源;同时，省市县也要成立专门的治理机构加强保障。

(三)加强立法，“两非”入刑

鉴于“两非”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两非”行为应该进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同时要解除医务人员执业资格证在刑法面前的豁免权，不能仅以非法手术罪来将就解决“两非”的犯罪问题。对“两非”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对曾从事“两非”行为的人要终身禁止从医

(四)政策衔接和主流宣传

在政策部门倡导社会性别平等理念，整合和统筹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体现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另外出台保护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地位的强硬政策并付诸实施；加强舆论引导。

(五)加强监测，指导实践

一方面，我国要组织专家团队分析和研究中国人口性别问题，同时要加强出生性别比数据清洗和监测，以此保证政府对形势有可靠和准确的认识，并建立目标责任制；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出生性别比数据监测平台，加强孕情统一有效的管理服务，确保按政策怀孕者顺利生产，减少孕情消失现象发生。

(六)理顺关系，严格打击

要标本兼治，优先治本，我们对“两非”行为要给予长期的专项打击，形成打击“两非”全国一盘棋网络。打击“两非”大案要案可由政法委牵头，让公安、法院在第一时间介入，固定证据，提高办案效率；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B超、染色体检测技术和设备登记应用备案制度，推行专用设备监管码制度。

因此，希望重大项目成果报告能在更大范围内、在更高的规格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发挥更大的效益。

1008-245X(2014)06-0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