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梦君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中国性别失衡研究的重大突破

汤梦君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中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时期最长、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人口性别结构作为人口结构问题之一，其失衡将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造成严重的社会风险，进而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处于人口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国家治理的角度，都非常有必要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一问题。

一、“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突破及启示

西安交通大学完成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突破了以往相关研究的固有套路，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研究思路有许多创新之处，研究结果对目前的性别失衡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有很多的启发。

(一)构建了微观、中观与宏观相结合、相互影响的性别失衡研究理论研究框架，是对目前相关理论研究的突破

该框架加深了理论界对于性别失衡的原因机制、社会风险以及严重后果的理解，强调了人口性别结构对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性别失衡问题，体现为宏观问题，但有微观、中观层面的原因，也离不开宏观因素的影响，几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要厘清这样一个繁杂的系统不是易事，西安交大的研究团队体现了把握复杂研究问题的能力，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应用上也游刃自如、融会贯通。这一研究对性别失衡的社会风险的识别以及传导放大机制的研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真正建立起了微观与宏观的有机联系。它将性别失衡研究提高到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从而使促进社会发展有了更现实的着力点。

(二)对大龄男性未婚人群脆弱性分析以及失范行为的研究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后果正在逐步显性化，直接承受其害的主要人群是大龄未婚男性。西安交通大学克服了种种困难，率先在全国完成了对大龄未婚男性的现状以及其行为特征的研究，判断到2050年，这一人群的规模至少在3000万以上，总结了目前这一人群具有被迫性、聚集性和脆弱性三大基本特征，且基本生活、婚姻家庭、养老及社会融合等方面的脆弱性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并判断，在男性婚姻水平不变以及生育水平不发生快速上升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男性的成婚模式解决男性成婚难问题的效果十分有限。这些研究结果为相关的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具有开创性，也提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治理，需要“防治并重”，关注如何减轻性别比偏高的后果已刻不容缓。

(三)对“发展”与“治理”关系的精辟阐述，对不同政策的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政策对策研究的突破

事实说明，单纯依靠发展并不能解决性别失衡的问题，而不注意性别平等与公平的发展则会加剧人口性别失衡。治理是不可缺少的，而要实现善治，就要能准确地把握决定性别失衡的关键性因素，分清远期、中期与近期的干预目标，从政策引导、制度规范、治理主体多样化上着力。课题研究分析了利益导向政策的“短期”的作用以及文化导向政策“长期”的影响，并策略性地提出了性别失衡治理的整体性框架。这些政策建议论证严谨，操作性很强，为未来政府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四)将研究与公共治理实践联系在一起，始终注重研究成果的传播与政策转化

课题研究团队开展了大量运作式的研究，对地方的案例进行了经验总结与提炼，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治理贡献了大量的智慧，也在国内培养了一支有国际视野的、兼顾研究与实践指导的人才队伍。同时，这一团队也加入国际上的讨论，是国际上为数不多的中国声音。

二、关于性别失衡的个人观点

(一)加强对性别失衡问题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

目前，中国性别失衡的程度史上罕见，而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也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更进一步深入。目前的研究现状是：(1)重原因研究轻后果研究，正如这一研究所指出的，性别失衡带来的是一个“普遍受损”的社会，但大量研究均是针对因性别失衡而形成的“过剩男性”，而对性别失衡背景下其他人群的生存状态却缺乏关注，也缺乏实证的研究。(2)重定量、宏观研究，轻定性微观研究，而有些宏观的东西也没研究透，定性的微观研究也不多，比如从事“两非”的家庭与个人决策机制是怎样的。 (3)人口学研究为多，而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历史甚至地理学视角的研究不多见。跨学科研究不多，理论创新也不多见。

(二)客观辩证地看待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的效果

中国政府对性别失衡问题已持续关注了20余年，自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加大了治理的力度，从法律、管理、文化等多方面开展干预，“关爱女孩行动”也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治理的一个品牌。同期是中国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出生人口性别不降反升，并且呈现出普遍化、低胎化的趋势，治理效果并不明显。近些年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这个下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拐点”。但这真是拐点吗？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的波动吗？我们要将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小幅下降与目前的治理工作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治理工作取得的效果，还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与科学评估。国际上通常认为，韩国虽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后又回归正常，但这一下降究竟怎样发生的，一直缺少确凿的证据。中国正处于大力治理的阶段，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教训，加强对相关工作的评估，加强在治理的过程中证据的收集与积累，加强建立治理力度与效果之间的联系。

(三)性别失衡治理应该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人口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控制人口增长一直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现在需要对中国人口有几个基本的判断。首先，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迁移流动将成为主导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关键性因素。其次，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人口结构问题已取代数量问题成为最突出的人口问题。性别失衡、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影响着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我国目前的性别失衡实际上和30年前的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应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其影响必将贯穿是全方位的个体、家庭、社区与社会。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它的影响范围也绝不仅仅在中国，国际社会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的性别失衡治理，也期待着中国可以为其他国家创造经验。

(四)正确认识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促进性别主流化等工作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意义

卫生计生整合与生育政策完善，为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未来一定会在现在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展“两非”打击、出生监测实名登记与二胎优质服务等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削弱对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及利益导向制度建设，不能忽视对于改变人们男孩偏好的长期宣传作用。因此，我们只有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改变，这才是根本的、长久的。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我们要考虑个体的选择理性，更多地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满足群众的需求，更多地提倡性别平等与男性参与，突出社会组织、群众自治团体的作用。这些年，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一直在三个项目县进行这样的尝试。当然，我们除了做好国家规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规定动作外，还要通过村民自治、修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改变民风民俗与婚居模式等，来转变人们的男孩偏好。在这样的试点的基础上，持续地做下去，有利于我们从根源上截断传递男孩偏好的文化链条，有利于进一步观察文化与制度的变革是否会产生显著的变化。无论在国家机制还是在实践探索上，我们都要将性别平等理念贯穿体现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采取综合手段提高妇女地位，改变人们的男孩偏好。只有这样，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就会失去了现实基础，性别平衡才有望实现。

1008-245X(2014)06-0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