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胜亮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法价值目标实现理路重构的诱因

(一)本土资源的社会症结

法律上的“本土资源”，按照字面的意义，不仅包括本国土生土长的原生态的法律、习惯等，实际上也蕴含着该国、民族关于法的观念、意识等观念形态的东西，［1］P13或如有学者所认为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2］P130。

而这种知识除了蕴含着基础的知识论本身之外，还涵括大量制度背景的存在。社会症结主要是指社会问题，是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调或冲突现象。特指社会的病态和失调现象。［3］P1-2这种现象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需要动用社会的力量进行干预方可解决。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在高度浓缩的30年里面发展起来的，由此导致本应在西方200至300年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我国高度浓缩的时间、空间环境下同时出现，这使得我国经济法需要解决西方国家经济法不曾出现过的许多有关现代性、本土形态的策略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高度关注我国本土资源的社会症结，因为这些本土症结造成经济法不能够按照原有的实现理路进行运作，从而难以实现其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

本土症结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省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