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引 言

马歇尔·伯曼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1]伯曼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体验,这种理解虽不能详尽现代性在西方语境里的意义,但却算得上是比较具有综合性的定义。然而,当现代性概念从西方走向东方,在中国晚清及五四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却历经了一场中国本土化的改造。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剔除了“摧毁”的内涵,围绕着“新的”“进步的”意义,将启蒙和审美的两幅面孔杂糅在同一个时空的横切面,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救亡意义。从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借“器物”实现“富国强民”的现代化想像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之后,他们转而诉求到制度和思想层面的改革,期冀借助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理念来设计中国的启蒙大业。这其中,鲁迅便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具有深刻现代意识的启蒙者。他通过译介大量外国文学以及文艺作品来影响和唤醒中国国民,并试图构建起一个以“立人”来“立国”的现代理想模式。

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考察鲁迅的翻译实践及其作品,因为笔者以为将鲁迅的译介看作一次历史文化事件,其本身在其独特的历史时代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于我们今天在文化甄别等方面的启示,已经远远超过鲁迅译作本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