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静

(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要求政府更富责任、回应性及质量的压力下,绩效评估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近些年来出现的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机关效能建设、万人评政府、第三方评估等都是在融入中国文化和行政理念的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切入的相关实践。对这些典型案例予以描述总结为某种模式,并试图从中提炼出普适性的结论成为学者偏好采用的研究途径,如包国宪、董静等(2010)和臧乃康(2008)对“甘肃模式”及“南通模式”所进行的研究[1-2];另一种途径则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路径,对政府绩效评估从整体上进行分类,如周志忍(2008)指出当代政府绩效管理可分为作为系统工程以及作为动态过程两种主导模式,分别对应福建省“效能建设”及山东青岛“城市目标管理与绩效考评”等创新实践[3]。也有从权力主体及对象特点角度进行划分,把政府绩效评估区分为感知型、官僚效率型、决策型、参与型、社会效率型及监督型六种模型,并可在实践中找到例证[4]。除了结合案例展开对模式的研究外,也有学者侧重从绩效评估某些环节或要素定义模式并提出建议:如针对评价主体及参与者,建议构建“复合型政府绩效评价模式”[5];从绩效主题、维度指标等内容层面界定模式并试图建构科学优化的绩效评估框架等[6-7]。在分析绩效评估问题过程中,从整体层面构建针对不同情境的实践模式分类及分析框架是有必要的,问题是如何形成一个既能涵盖各种实践形式又能保证不同模式间边界清晰的科学划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