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兵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道”是《道德经》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对于“天道”的翻译无疑牵扯到哲学思辨的过程。由于“道”的翻译在西方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Tao”已经进入西方的文化体系。考察这个过程，可以深刻地剖析道家之“道”与“西方”的相遇，在这二者碰撞的历史当中，英译者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做出了何种贡献;通过其对“道”和“天道/天之道”的译介，可以彰显其译文的精彩和局限。

一“道”的翻译辨析

在《道德经》的译介过程当中，“道”的译法比较多。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音译法，如“Tau，Tao，Tao，Dao”;二是意译法，如“God，Providence，spirit，Existence，Reason，Nature，Principle，road，Way/way”等。刘达认为，西方学者总是从《道德经》当中去寻找“道”的定义，译者往往把“道”译成“Way，Path，Nature，Mind，Reason，Truth，Logos，Law，God”甚至译成“undifferentiated aesthetic continuum”。这些译法都不能恰当地承载“道”的根本意思。他还提醒需要区分“道”作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使用的语境。［1］

音译法，系出于异化(foreignization)，以源语为标准，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时候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把读者带到作者面前;一种是把作者带到读者面前。［2］异化(foreignization)是以原作为中心，考虑的是译文的充分性(adequacy)，也就是用异化的方式来进行操作。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凸显的是外来文本的不同之处;对目标语的文化密码会产生冲击，也就是说会瓦解译入语体系内的规范(norms)。［3］20

“Tao”在完成经典化之后，进入了目标语词汇，成了目标语的组成部分。在《道德经》英译的第一个时期，坚持使用“Tao”来译介的当属理雅各(James Legge)。他于1891 年翻译出版了《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East)。此书包含了对先行者的批评，反思基督教式的神学比附，尽管其自身同样无法超出前人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