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强强，黄 佳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州510006)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较多，群体性事件激增;高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城市更新的展开，带来大量的征地、拆迁，由于规范和操作存在问题，拆迁、征地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城市规划中的公民参与有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利于监督规划部门依法行政，有利于兼顾城市规划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利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也是避免城市规划中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手段。

1 文献回顾

1969年，美国学者雪莉·阿恩斯坦根据公民参与程度的高低，将公民参与形式分为3个阶段8种形式，初级阶段的假参与包括操纵和治疗两种形式，中级阶段的表面参与包括告知、商议、展示3种形式，高级阶段的深度参与包括合作、授权、公民控制3种形式［1］。英国对话公司总裁安德鲁·雅克兰在雪莉·阿恩斯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4个阶段的公民参与理论，依次为信息交流、咨询、参与和合作，并指出了不同阶段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由于它们使用的方法和选择的目标不同而已［2］。美国学者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将公民参与的途径分为4类，具体的参与方式主要包括关键公民接触、民意调查、公民投诉、市民会议、公民听证会、咨询委员会、展示会、热线、网络媒体、新媒体、信访、公民接待日等［3］124。

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公民参与还处在初级阶段(戴月，2000)，主要表现在公民参与程度低，参与的范围和比例小，参与存在地区差异，以自发参与为主，组织程度很低，公民参与缺乏制度性途径;参与手段主要是通过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规划公示制度、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信访等途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