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强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旅游系，湖北 咸宁437100)

王渔洋(原名王士禛，号渔洋山人)在康熙二十六七年先后编纂了两部重要的唐诗选本《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两部选本的编纂离不开康熙二十二年的那次文酒之会。可以说，那次文酒之会对王士禛两部唐诗选本的编纂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两部唐诗选本成书最重要的诱导因素。

王士禛自从早年编纂《神韵集》之后，一直没有重新编订新唐诗选本的打算，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文酒之会。徐乾学曾在《十种唐诗选书后》回忆了那次文酒之会。当时王又旦、汪懋麟邀请陈廷敬、王士禛与徐乾学，五人聚于园亭喝酒作诗与探讨诗学。大家一致认为王士禛之诗是国朝正宗，其诗风已较唐代诗风更为广涵①。当然，由于士禛在当时已取得了诗坛盟主的地位，故士禛的诗友们对其诗歌有夸耀过度之嫌也不能免，这里不作多辩，重要的是那次文酒之会的言论对于理解王士禛两部唐诗选本《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的编纂有重要意义。

王士禛弟子汪懋麟在那次文酒之会中认为:作诗不必学唐，老师王士禛论诗也采纳宋、元之说。汪懋麟将唐人之诗比作梁上之肉，而将苏轼、黄庭坚、陆游之诗比作山珍海味，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汪懋麟说老师王士禛指点学生多，学生们在诗歌创作上也不拘一格，并不只是效仿唐人诗法。王士禛学问广博，不应用唐人来作比?而王士禛好友徐乾学则在那次文酒之会中认为:汪懋麟虽为王士禛门人，但仅仅升堂而没有入室，并未得士禛真传。士禛学问广博而闳肆，海内学者都非常推崇并愿意跟随他。士禛教人是依据人的天资，因材施教。汪懋麟只知明“前后七子”仿盛唐过度而被后代学人笑为剽窃，于是想摒弃开元、天宝时期的主流诗人的诗作风格，而尊杜甫为主②，继尊韩愈、苏轼和陆游三位诗人。王士禛也默许了汪懋麟这种诗学取向，这使得懋麟更坚信正确的诗学取向本应如此。然而懋麟不去思考诗之源流正变，而只取一时之性情畅快，想以好文字来达到效果，并且说老师士禛教门人都是这样教。事实上，王士禛所著《渔洋前集》、《渔洋后集》之诗只有七言古诗风格比较接近韩愈、苏轼，至于其余各体诗歌，写作既认真又精到，诗歌造诣固然超越了几千年，然而王士禛诗的体裁、格调与艺术特色并没有废除唐人的尺度与标准。认真读士禛之诗便会发现，怎能冤枉士禛教门人都是尊杜、韩、苏、陆呢?

徐乾学既指出汪懋麟不知诗之源流正变，自己当然要对诗之源流、正变作分析。徐乾学认为，凡文章有源有委有正有变，统论古今之诗，则三百篇为源，汉魏为盛，而唐以下为委。论唐诗，则贞观、永徽为源，开元、大历称盛，而元和、开成以下为委，其兴寄深厚、词义古质、从容讽谕、微婉含蓄者，正也。刻露峭属、傲兀豪宕者，变也。知流而不知源，是但见龙门大岯滔滔日夜，而不知导河积石、昆仑岷山之远，知变而不知正，则如生长远方者，不信锦为虫食树叶之所成矣①汪懋麟与徐乾学的以上观点均来自［1］。。

他从理论上分析了诗之源流正变并强调了其重要性，这也给王士禛带来了莫大的启发。《十种唐诗选书后》云:“先生何不仿钟嵘《诗品》、杼山《诗式》之意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即今日不须辞费。先生笑而颔之。”［1］446徐乾学建议诗坛盟主王士禛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后学。王士禛笑着点头非常赞同徐乾学的观点，士禛也有了新编唐诗选本重新论定唐人之诗的想法。于是在康熙二十六年便开始删纂《十种唐诗选》、康熙二十七年开始编纂《唐贤三昧集》来重新论定唐人之诗。

学界通常认为王士禛《五七言古诗选》的编纂是因徐乾学所劝。其证据是源于蒋寅先生《王渔洋事迹征略》一书中载:“以徐乾学劝，撰《五七言古诗选》。”［2］285但蒋寅先生对此看法并未给出明确的论证，目前保留的古文献也尚不能明确证明此点，后之学者则以讹传讹，大都认为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后，士禛因徐乾学所劝撰《五七言古诗选》。但徐乾学所劝内容只是要士禛“重新论定唐人之诗”。

《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有载:“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十岁。在成均。是岁撰五言七言古诗，姜西凕宸英序之。”［3］5087《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为王士禛本人所撰，从资料的原始可信度看是比较可靠的，故《五七言古诗选》作于康熙二十二年应无异议。《五七言古诗选》编选与王士禛、徐乾学、汪懋麟等五人文酒之会虽然都是在康熙二十二年，但有几点证据可以表明:《五七言古诗选》篇目的基本选订应该略早于王士禛、徐乾学、汪懋麟等五人的那次文酒之会，而不应在那次文酒之会后。

首先，康熙二十二年的文酒之会中，徐乾学希望王士禛论定唐人之诗，而《五七言古诗选》收录的是多朝古诗，五言古诗从汉代起到唐代止，共计17卷;七言古诗从古歌《易水》、《大风》起到元代止，共计15卷。如姜宸英《唐贤三昧集序》中认为《五七言古诗选》的目的是区别古诗与唐诗，可见该选本并未受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徐乾学之论的启发来论定唐人之诗，它的选取定篇应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会。

其次，《香祖笔记》卷九有载:“余初撰五言诗七言诗成，京师同人钞写，只有七部，即蒋京少景祁所刻阳羡本也。”［4］据蒋景祁《五七言古诗选序》末署“康熙丁丑闰三月”，康熙丁丑年即康熙三十六年，表明该序作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五七言古诗选》撰于康熙二十二年，而从撰成到刊行间隔了十四年之久，为何《五七言古诗选》撰成比《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更早，刊刻却比《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更晚呢?这只能表明《五七言古诗选》既不为王士禛所重，亦不为时人所重，影响和流传也非常有限。如果王士禛撰《五七言古诗选》是受徐乾学的启发来重新论定唐人之诗，那么士禛一定会重视《五七言古诗选》的编选，又为何久久不给予刊行，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五七言古诗选》编订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会，士禛自己也不太看重该选。

再次，《五言诗凡例》有载:“昔荀绰撰《五言诗美文》，其书不传。而昭明之《选》，所录五言诗，自汉迄齐、梁，甚具，学诗者宗焉。然其中颇杂四言，又《公讌》、《应教》诸篇，率多芜杂。”［5］这段文字说明王士禛五言古诗编选的原因是因为对以前荀绰、昭明等其他人所选的五言诗都不太满意，因此才编订该选的，而不是受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徐乾学之论的启发来论定唐人之诗。这说明《五言诗》编订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会。

第四，从《五言诗凡例》、《七言诗凡例》的内容来看，它们都并未如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中徐乾学之论那样详细分析诗歌的源委、正变。王士禛该选中五言古诗上两汉之作选录较多，魏晋以下则选择渐严，也不废南北朝和隋朝之诗。唐代则只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诗，士禛认为该五家诗歌在唐代风格突出。七言古诗，士禛所宗诗人多为唐宋，如唐代杜甫、韩愈、元稹、白居易、钱起、刘禹锡，宋代苏东坡、黄山谷、陆放翁。可见，该选选诗取向也是唐宋兼宗的，这与《十种唐诗选》和《唐贤三昧集》独尊唐诗的诗学取向明显不同。因此，该选未受徐乾学之论的影响，故成书应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会。

最后，王士禛《五七言古诗选》中并没有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中的其他四人(指陈廷敬、汪懋麟、徐乾学、王又旦)的序，《十种唐诗选》编选较《五七言古诗选》为晚，刊刻时王又旦、汪懋麟两人已去世，王士禛尚且请徐乾学作序。《五七言古诗选》如果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后同一年，徐、汪、陈、王四人都尚在，不请他们任何一人作序，这显然也与理不符。可见《五七言古诗选》编选应略早于同一年的文酒之会。

因此，当今学界认为王士禛撰《五七言古诗选》晚于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是一种讹误。虽然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后，王士禛开始有了新编唐诗选本的想法，但他真正开始编选唐诗选本则要到54岁时。《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有载:“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五十四岁。是年取唐人殷璠、高仲武诸家之选，各加删定，而益以韦庄《又玄》、姚铉《文粹》，通为《唐选十集》，属门人盛珍示、王我建较刊。”［3］5089从这段话的内容可知，《十种唐诗选》的删选应始于康熙二十六年。而《唐贤三昧集》的编选应始于康熙二十七年，《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有载:“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五岁……是岁，撰《唐贤三昧集》三卷。”［3］5089《唐贤三昧集》自序末署日期康熙二十七年七夕后，因此蒋寅在《王渔洋事迹征略》中云:“七月初七日后，编《唐贤三昧集》三卷告竣，自序之。”［2］341康熙三十年，王士禛请朱彝尊为《十种唐诗选》作序，但朱彝尊对士禛选宋人姚铉之《唐文粹》提出异议并未给该选作序。康熙三十一年春，王士禛将《唐贤三昧集》稿寄门人盛符升，俾刻之。有姜宸英序以及盛符升、王立极跋。同年，徐乾学为《十种唐诗选》撰跋，回忆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与公及汪懋麟、陈廷敬、王又旦的文酒之会。徐乾学《十种唐诗选书后》有载:“今新城先生选定《唐贤三昧集》，又选刻十种唐诗，余畴昔昌言，可以晓然共喻，回思城南之会，荏苒遂巳十年”［1］446。这里表明新城先生(即王士禛)《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两部唐诗选本的编纂从酝酿到成熟再到刊刻印行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至此，《唐贤三昧集》和《十种唐诗选》才算真正完成。

在王士禛本人看来，自己真正论定唐人之诗的选本是其中年编选的《十种唐诗选》，故士禛请徐乾学为该选写序、撰跋，徐乾学也欣然答应，作《十种唐诗选序》与《十种唐诗选书后》(均见于康熙三十一年刻本《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最初应附于《十种唐诗选》之后的理由至少有两点:(1)通过文献可知，与王士禛同时代的尤侗与盛符升在《十种唐诗选序》中都论及《唐贤三昧集》一选，说明《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二选在时人眼中关系密切，开始时应刊刻于一起。(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载:“《十种唐诗选十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王士禛编。取唐人总集八家及摘宋姚铉《唐文粹》所载诸诗，各为删汰……附以士祯所选《唐贤三昧集》，共为十种。”［6］四库馆臣既有“附以士祯所选《唐贤三昧集》”之语，可见四库馆臣应见过《十种唐诗选》附《唐贤三昧集》的选本。他们之所以将《唐贤三昧集》单独抄入《四库全书》，而将《十种唐诗选》则只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只因馆臣们认为《三昧集》乃士禛生平诗学宗旨所在，去取较为精密，因此别著补录。《四库全书》影响巨大，因此后世对《唐贤三昧集》一选也更为重视，并对其单独研究，这其实是对《十种唐诗选》的一种偏见。

［1］徐乾学.十种唐诗选书后［M］∥王士禛.十种唐诗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9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M］∥袁世硕.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

［4］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M］∥袁世硕.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4667.

［5］王士禛.五言诗凡例［M］∥渔洋文集:卷十四∥袁世硕.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1757.

［6］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5332.